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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串讲
「石一歌」
「文史差错」
「诈捐」
「离婚声明」
我已经积累了十年的国际演讲，二十年的全球考察，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四十年的创作训练，五十年的古典修养。
有的读者问我：“为什么当初不起诉他们？”我说，他们其实是一群无聊的可怜人，不相信人生中有勇敢，有奉献，有爱情。他们什么也没有，再把他们关在监狱中，就于心不忍了。
二十几年前，白先勇读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当即把这本书介绍给台湾的尔雅出版社。尔雅后来在扉页上印了一句话：“余秋雨是白先勇最推荐的大陆作家。”
事隔二十年，白先勇认为这句话还是正确的。他说，从《文化苦旅》到《君子之道》，余秋雨的很多书，几十年都在守护中华文化。他的书受到那么广泛的欢迎，首先是因为他始终在写我们的中国文化。他也写过世界各国的文化，但核心还是中国文化。他关切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DNA”。余秋雨的散文，从世间流行的小品文拔身而出，接上了唐宋八大家的大风范。在现代散文的成就上，我们要给他最高的敬意。
余秋雨不仅用散文书写中国文化，他的小说创作也在试图找回中国散落在历史记载之外的故事。他希望用象征的艺术找回那些散落和遗失。
2015年，余秋雨连续推出两部长篇小说：先是《冰河》，又有《空岛》（作家出版社）。
“我用历史纪实的笔调，写了一部悬疑推理小说。”余秋雨在《空岛》题记中说。看似两种相距甚远的表达，却在《空岛》中呈现出恰到好处的融合。
《空岛》借用的故事起源于和珅对财富的追逐，他想把中国最大的海盗——王直的宝藏收入囊中。多番寻访之后，黑衣人何求，朝着目标之一扬州赵府的藏书楼海叶阁出发。自此，秀才岑乙、黑衣人何求、赵府主人之女赵南、赵南的侍女小丝、藏书楼的诸位长老和扬州城里的老老少少，毫不相干的人命运彼此牵连，连同海叶阁、梓园、辅仁书院这些传统文化的象征之地一起，卷入小石激起的巨浪之中，经受着种种考验。
空岛究竟在何处？余秋雨以独特的创作方式，讲述了从古至今的文化定律，大善大美，小丝小缕，相互维系又彼此相依。
这位在创作与艺术领域皆游刃有余的知名学者，4月18日首次接受读书报专访。
「五大矿层，丰富人生」
读书报：您从来不用电脑写作，但是创作成就斐然，前一段刚刚出版二十二卷本的余秋雨合集，今年又推出两部小说。您如何看待写作？
余秋雨：写作是我的生命，有一点像矿藏的地质层。矿藏的横断面有一层一层的地质层，每一层互为依据。我的第一层是合集里面近十年的国际演讲，包括在联合国的演讲、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演讲都收在合集里面。联合国网站第一条是我的演讲，影响很大。
我的第二个矿层是二十年的全球考察，我可能是全世界唯一走遍了古文明遗址、恐怖主义地区唯一的人文学者。二十年的全球考察，没有成为世界旅游，而是文化活动呢，是因为有三十年的学术研究，这是第三层。
第四层是我有四十年的创作训练，我在做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之前，还担任写作教师时，自己也写，每天训练学生写。这后面还有五十年的古典修养，我的合集里面翻译了《庄子》、《心经》，翻译了屈原、苏东坡，这都是五十年古典修养建立起来的。
每个人的地质层面是不一样的，我走遍国际，所以国际上新的艺术思潮对我有重大的影响。同时考察提升了我的艺术感觉，又使我考察的文章写得有温度。大家完全看不到我的作品里面有任何剑拔弩张的东西，而是有比较丰富的人生。
读书报：网络时代，您如何对待当下的舆论环境？舆论环境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余秋雨：舆论环境无所谓好还是不好，完全看创作者本人怎么面对，很长时间以来文化传播的层次比较低，使得我们的舆论环境不太懂得艺术。
艺术已经寂寞了，我们热闹的都是外面的东西。有些媒体不研究一下演员在表演上的突破，而是关注表演之外的事情。这使得艺术家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显得很寂寞。专业评论很有魅力，写出来很有价值，如果老讲绯闻就没什么价值了。
读书报：您不上网，但是进入微博时代，大家对以前流行过的一些风格会有新的评价，您会介意吗？网络阅读是否算是阅读的一种？
余秋雨：文学没有新旧，文学不会过时，《离骚》还没有过时，《红楼梦》还没有过时，只有好不好，没有过时不过时的区别，好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文学和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不一样的是留下了永恒，这点非常重要。
不要认为网上接受信息就是阅读，给朋友们发这个发那个就是阅读，这搞错了，我们还要认真的把文学作品作为阅读。
「考察世界，永不心虚」
读书报：20世纪80年代您早期的创作多是戏剧理论方面的专著，那个时期您的戏剧理论研究对后来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余秋雨：我在写作散文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世界戏剧学》、《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和《艺术创造学》。这是一个体制庞大的学术工程，使我对世界各国自古至今最重要的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名著，有了比较完整的把握。因此，我到世界各地考察，永远不会胆怯，心想，我熟悉这片土地上最优秀的圣哲。
读书报：您对于文学的热爱始自什么？
余秋雨：始自天性。后天的阅读经验和审美经验，又提升和强化了这种天性。这是我生命深处永远潜藏着的一种美丽。
读书报：在90年代，您的大文化散文在文坛引起广泛的影响，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中特有的灵动与活泼在散文中独树一帜。《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和《千年一叹》等每一部作品都在文坛掷地有声。能否谈谈您的散文创作几十来有怎样的变化？
余秋雨：谢谢您的表扬。写散文之后，海内外绝大多数读者都把我看成是一个纯粹的散文作家，其实我的主业还是学术研究。研究的方向，已渐渐集中到以下四个方面：中国文脉，中国人格，中国美学，以及中国文明在全球座标中的位置。这些课题都很重要，近二十年来联合国总部、世界文明大会、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邀我去演讲的，也都以此为主题。
但是，我又不希望这些过于严肃、过于理性的研究吓走了我的广大散文读者。因此，我力图用散文笔调来表现研究成果，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那么多书。在这方面，司马迁是我永远追摹的榜样。欧洲的榜样更多，但比司马迁都差得多。
读书报：作为学者型作家，您的作品却每每都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但成为常销书，也是畅销书。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余秋雨：这证明，我们的读者并不拒绝思考深度。这里出现了三个“度”，那就是：只要加入作者的生命温度和审美高度，就能把思考深度全然激活。今天的读者，虽然也喜欢放松型、消遣型的阅读享受，但在放松过后，却会认真接受一些“美丽的艰深”。您的问题，很多人都提出过，譬如台湾读者就对我的著作在华文世界长期畅销非常好奇。上一个月，白先勇先生在台湾的一次演讲中试图解答这种好奇。
读书报：在行走中思考、写作、沉淀，您的作品与一般意义的文学作品区分开来。您希望自己的作品带给读者怎样的思考？
余秋雨：法国思想家卢梭说：“如果停止行走，我就停止思考。”我在给北京大学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经在课堂上要他们一次次标出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行走路线，并借此告诉他们，真正伟大的文字，总是先让脚写在大地上，再让笔写在简册上。当代的写作，更需要自己的单个生命与永远陌生的土地的碰撞。文字，只是这种碰撞所溅出的火花。
「我非歌德，我是老农」
读书报：为什么会想到转型创作小说？还是一种多年积累的必然？
余秋雨：实在算不上转型。文化只讲高度，不限专业。你看达芬奇，深入到很多学科，都卓有成果。我曾在德国魏玛城的歌德故居逗留了很久，他涉足的领域也极为广阔，倒反而没有留下他作为一个世界级大诗人的多少印记。
中国的苏轼，诗词、散文、论文、书法、绘画、音乐、医药、佛学，无一不通，且门门登顶。我当然不能与他们比，只能自比一个老农。今天耕地，明天修堰，后天种稻，出门赶车，回家喂猪，都会。我们不能说，这个老农怎么频频转型，天天转型。
读书报：有多年的戏剧理论和创作的积累，小说创作是否得心应手？
余秋雨：还是借用那个老农的比喻：有了耕地的经验，对泥土的习性就很了解，对土地与水的关系也很懂得，因此一旦修堰，也就得心应手。古人说：“天道无隔，一通百通”。我很愿意做这样一个老农。
读书报：《空岛》用历史纪实的手法完成悬疑小说，令人耳目一新，这令我想到戏剧的力量。您在创作中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余秋雨：您是内行，居然一读就发现了戏剧的力量。其实，戏剧的力量也就是“叙事张力”，戏剧要有，电影、电视剧、小说都要有。现在我看很多电影和电视剧作品，镜头很好，表演也不错，却在根子上缺少叙事张力，常常为它们深感惋惜。叙事张力也可以说成“讲故事的魔力”，不仅能让观众享受，也能让讲的人享受。
您问我在创作中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享受着讲故事的魔力对我自己的诱导和激发，实在是神妙无比。
读书报：与首部长篇小说《冰河》相比，您认为《空岛》的创作又有哪些新的变化？这种悬疑的构思，是否对您的创作与阅读构成一种挑战？
余秋雨：《冰河》、《空岛》、《信客》是三部不同的小说，但又可连在一起读，我想用三个历史方位，来艺术地阐述中国的人性风范。
这三个历史方位，也有时间的连贯性，大致是：明代、清代、现代。悬疑的构思，只是一种艺术手法，借以把故事揉紧，并快速推进情节，可以省掉很多篇幅。这对现代人比较适合，也是二十世纪的部分作家对十九世纪过于冗长的小说模式的解构。
「小说有趣，没有影射」
读书报：《空岛》中蕴含着的生命哲学，让人引发更多的思考，同时也会联想余先生本人对生命的思考。
余秋雨：不错，我喜爱的艺术作品，都与生命哲学有关。生命哲学的最高部位，并不是抽象思维，而必然是艺术形态。亚里士多德写过《历史哲学》，但他把诗看得比历史更高，他是对的。中国儒家，也把“乐”与“艺”放在归结各种大学问的地位，他们也是对的。当然，很多艺术作品与生命哲学无关，那也很正常，因为艺术的天地很广阔。
我本人，由于历尽磨难，又一直在思考着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生命的陷阱、生命的崇高，不仅在创作中，而且在学术研究、行政事务、日常生活、千里行旅中，也是这样。
读书报：为什么会想到以和珅对财富的追逐作为故事的题材？您认为这个故事对当下社会有怎样的启迪？
余秋雨：我写和珅，并没有现实影射的意思，而只是迷醉于三个“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典、最大的海盗、最大的贪官。这三个“最”组合在一起，一定能产生特别有趣的巨量级涡旋。因此，还是着眼于“叙事张力”。如果留一隙现实主义的联想，那就是把大文章做小了，非常可惜。
读书报：您愿意谈谈小说与戏剧、散文创作的不同感受吗？
余秋雨：各有着迷之处。德国诗人海涅说，小说、戏剧、诗歌，是人类精神中三种基本美丽的自然迸发。他把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这三个人，作为这三种基本美丽的最高代表。
尽管海涅不了解中国文化，但他把文学的几种基本体裁与人类的几种基本美丽连在一起，显然是不错的。每一个文学创作者，其实都具有人类精神中的基本美丽，只不过精力有限，各有侧重罢了。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品级”和“气格”。
「四次诽谤，不忍抓人」
读书报：您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作家和学者，同时也是争议比较多的，您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争议？
余秋雨：有关我的“争议”较多？我看到的，只是四次无聊的诽谤。我没有出来争辩，因此构不成“争议”。
第一次，是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大家读一读我写的《寻石之路》就明白了。我曾公开悬赏，谁能举出我在这个笔名下写过哪一句话，我就支付自己两年的全额薪水。悬赏已经二十年，至今无人领赏。我在“文革”中，冒着生命危险躲在外文书库开始写作那部六十八万字的《世界戏剧学》。请想一想，在那个稍稍偏离“革命样板戏原则”就要入罪的年代，写那部书需要什么样的勇气？相比之下，那些诽谤者当初在干什么？
第二次，是说我的书中有大量“文史差错”，还有“抄袭”，全国哗然。但是，后来有一个记者找到那个诽谤者，要与他比对证据，那人才轻松地说，他是“想当然”。
第三次，说我在汶川地震中“捐款二十万元”是“诈捐”。但是，我在哪里宣布过我要“捐款二十万元”？事实是，我在灾区以五十多万元捐建了三个学生图书馆，至今仍邀请诽谤者们随时参观。而且，学生们还会教他们数学：五十万，比他们心中的二十万，要大一些。
第四次，说我和妻子离婚了，还伪造了妻子的离婚声明。结果，我的妻子马兰立即发表了一个正版声明：“若有下辈子，还会嫁给他”。
就这四次，其他没有了。从去年开始，中国司法部终于有了逮捕和审判造谣、诽谤者的案例，他们也就不闹了。有的读者问我：“为什么当初不起诉他们？”我说，他们其实是一群无聊的可怜人，不相信人生中有勇敢，有奉献，有爱情。他们什么也没有，再把他们关在监狱中，就于心不忍了。
读书报：小说创作如此游刃有余，是否今后的创作将在小说上有所侧重？
余秋雨：我是一个“随行随吟”之人，从来不对自己的今后，作任何计划。您说我“小说创作如此游刃有余”，又说“耳目一新”，我一听就高兴了，那“见好就收”吧。已经出版的《秋雨合集》多达二十二卷，在书架上长长一排，里边还不包括《空岛》、《信客》这样的小说。如果加在一起，那就实在写得太多、太多了。我又至今未用电脑，纯粹是最原始的“手工写作”。握着笔，一字一句地写，居然让稿纸堆成了小山。读者见了，一定会疼惜我的手。那就不要再让我多写什么了吧。
如果还写，可能更多地是写书法。我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国内那些重要碑文，都是由我撰文，又由我亲笔书写的，例如炎帝碑、法门寺碑、采石矶碑、大圣塔碑，以及仰韶遗址、秦长城遗址、云冈、都江堰等等。我的六卷书法集，去年获得了全国“金牛杯”金奖，最近还会出一部我的“墨迹”精选，请大家指教。
读书报：在当下浮躁的碎片化时代，您认为作品怎样才能引导读者的热情？您对《空岛》等小说创作有什么期待？
余秋雨：没有什么期待。成熟的读者不必引导，他们在远处就能闻到林木之气。
我出了那么多本书，没有一本举行过首发式、签售式、研讨会。我与文学评论界也毫无交往，因此，全国有那么多“散文奖”，《文化苦旅》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一项。但是，这一些对读者都不起作用。我对读者，有充分的信心，因此不想用任何方式去诱惑他们，或骚扰他们。他们如果现在没发现我的小说，迟早总会发现的，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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