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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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政见与财权》一文讲到，问罪杨荫榆在她上任一个多月之后（1924年4月底）就开始了，与俄国庚子赔款退还款（简称俄款）的分配相关。鲁迅看在眼里，不便多言。新一波反杨运动的兴起大致与黄郛临时摄政内阁（易培基由李石曾举荐署理教育总长）同时，共同的利益使不同的人在驱杨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结局有自然而然不期而至的，也有刻意谋划的。女师大学潮就属于后一类。该校校长之职，早就有了理想的人选。1925年2月28日，即许广平第一次写信给鲁迅之前两周，已经有女师大学生请周作人出面调解。问题的症结不是杨荫榆是否应撤换，而是谁来接任。据周作人自查，他在那一天日记上记载了女高师旧生田、罗二女士为学潮如何收束来访：

    她们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下来了，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

    马夷初即马叙伦，当时的教育部次长，因王九龄久不到任，他在代理部务。苏联宣布“抛弃”俄国庚款后，中苏双方商定那宗巨款将首先用于北京八所国立大学，如一切顺利，教育部长将握有很大的财权。段祺瑞执政府任命的人选，国民党尤其是党内在黄郛内阁时期已攫取可观权力的李石曾、易培基那一派系必定反对。上面这段记载表明，学生当时“驱杨”，是为了逼她让贤。她们指定后任，“一定要易培基”。

    还在一个多月前的1月16日（寒假之前），报纸已在放风，教育部将更易女师大校长：“教育部拟就李石曾吴稚晖两氏中择一继任，已派员分别征取两氏同意，俟有答复，即决定发表。”女师大评议会闻知消息，就派代表向马叙伦证实此事，马予以否认。但是评议会代表谒见马叙伦，激怒了学生自治会，去杨运动更趋猛烈，学生甚至提出量身定制的继任校长标准：“甲：专门教育家，学识宏富人格高尚者；乙：热心教育办学成绩卓著者；丙：非官僚政客无党派色彩者；丁：非本校教职员。”中国女性长期被拒于教育事业的门外，如何可能取得这等成绩？反对“女子长校”，本是男权社会的典型病症，更何况选定的那一两位男性贤能是京城名副其实的当权派。李石曾兴办各类学校，事业赫赫，又是进德会发起人之一，早有“热心教育”的美名。学生理想人选是谁，一清二楚，只是没有说出名字罢了。李石曾兼职太多，又爱惜“不做官”的清誉，易培基将再次成为他的代理。加入驱杨的队伍，就是向李石曾一系靠拢。4月14日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署教育总长，从此驱杨是为了倒章，倒章是为了让易培基再度出任教育部总长。

    李石曾和吴稚晖都是国民党一大监委，党派的色彩在学潮这一阶段就显露出来了。但是两人又以信奉无政府主义著称，因此色彩总是别人的专利。冯玉祥“北京革命”后，国民党在北京迅猛扩展势力。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主张：“10月23日的政变及其后发生的事件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如果不利用这一机会，不仅从策略上看是错误的，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会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削弱国民党。”但是李石曾一系顺势而为，将党派的攻势转化为私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国民党致命的腐败在这段时期充分暴露。北伐胜利后，国民党一些高官假公济私，肆无忌惮，在政治上又排斥异己，压制言论，至于“清党”的残暴，更令人发指。在1925年，鲁迅对他们的欲壑还是认识不足的，而且自己也有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当务之急。

    《两地书》始于3月11日，许广平和鲁迅两人共同的“前知识”，不必明说。许广平在1960年回忆起于1924年秋的反杨风潮时称“为首的是张平江、刘和珍、许广平等人”。排在第一位的张平江应该是关键人物。许广平如此表述：“张平江是国民党，是四川人，她去和张继、李石曾、易培基等联系。”而许广平自己和刘和珍无党无派，刘和珍“很老实，学生会的决定她总是照做，很听话的”。刘和珍“很老实”，“很听话”，“总是照做”，说明在她背后是张平江之类有组织的人在做决定、发指令。前者不一定明白后者的用心。鲁迅1925年5月的日记里两次（22日、31日）记到张平江来访。这位张平江能力出众，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几次去来今雨轩“招待新闻界”，都是由她做主席。她去看望鲁迅的时候已被除名，谈的大概不会是鲁迅所教的小说史。鲁迅“三·一八”后记念刘和珍，并不能写出最困扰他的想法。

    易培基是孙中山1924年深秋准备北上时才作为国民党代表来北京的。过渡性的黄郛摄政内阁成立，阁员配不齐全，未获奉军承认。直到11月10日易培基才署理教育总长，在位仅两周。而且，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等已在天津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黄郛内阁只能略尽看守之职，绝无制定政策的资格。据易培基的学生、李石曾助手萧瑜回忆，易培基当上阁员，是李石曾让出本应属于他的职位：

    曹锟既倒，国家遂无元首。一次，南苑会议，推定黄郛出组摄政内阁，阁员名单上列李石老（即李石曾）为教育总长，明日黄阁揆至李寓（时在旧京东城乾丐胡同北十一号）劝驾，李老力辞，黄揆力劝，李老谓身为发起而力行进德会各条件之人，决不作议员不作官。黄揆见其意志坚决，遂以国事相恳。其一推荐一位教育总长，易寅村先生（培基）正衔国父命，活动北方党务，并携有汪精卫、邹海滨（即邹鲁）各致石老一私函，是时黄阁必有南方色彩，故李顺理成章，即推易以自代，至黄阁揆所请于李老之第二事，即作一社会事业，而与政府通力合作，发生联系。石老即提出溥仪出宫而以宫殿及其所藏组织故宫博物院。

    黄郛劝驾，也有他的考虑。所谓的“金法郎案”，黄郛卷入较深。此前他在几个短命内阁出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据他自述，1921年“在法国游历，曾蒙法政府优待，留有绝好纪念”，故而希望以金法郎了结法国退还庚款的悬案。李石曾早就以三十万法郎“资助”（也可以说收买、贿赂）法国政治家穆岱（Mar-ius Moutet，1876-1968）竞选，使之“终其身为李老一助手，为中国一良朋”）。黄郛赴法国，李石曾是否嘱托他在法国政界的朋友多加照顾？悬案一经解决，就会设一个权力机构，而这机构的中方主席是谁，是不会有疑义的。

    李石曾办事周到，曾说易培基也为北大教务长顾孟馀所推荐，这样就给了顾孟馀足够的面子。易培基曾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抵京不久除了署理教育总长，还参与了李石曾主管的清宫善后委员会（汪兆铭是正式委员，易培基在委员会中的身份是汪的代理）。该委员会查点故宫古物，虽然做了详细的记录，故意的疏漏还是极多的。据徐谦之女徐英回忆，徐谦为“清宫财产保管委员会委员”，而“易培基是该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们一同去清查清室财产。宫里珠宝琳琅满目，有些人顺手牵羊，装了好些进自己的腰包。父亲在文华阁看到了当年自己的翰林考卷，就顺手带了回家。此卷后来辗转到了我的手中。”南京政府成立后，李石曾、易培基共同管理故宫博物院，还有更加惊心动魄的事件等待去策划。

    2

    顾颉刚曾谈到，北大存在“法日派”和“英美派”之争，杨荫榆没有何种不可恕的劣迹，却被打倒，是李石曾播弄、利用鲁迅、周作人的结果：“他（李石曾）不大出面，而专是利用别人来替他干。他当时办有中法大学，又办有孔德学校，适值北京政府积欠学校薪水，北大同仁无法存活的时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插在他的学校里，……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方法就是把原来的校长骂倒，……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利用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尔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我相信他们（鲁迅、周作人）决不会甘心情愿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如果《现代评论》是“英美派”的喉舌，那么鲁迅可以通过打击《现代评论》与“法日派”结盟。陈源称女师大背后有“某藉某系”，这个“系”字的含义要比“国文系”宽广得多。但是鲁迅对“法日派”的后台李石曾并不信任，故而担心被“利用”。李石曾确是“阴柔人物”。

    北大“法日派”主动接近鲁迅，也是在1925年寒假过后。（鲁迅的同事齐寿山、好友马裕藻等人也是联通鲁迅和李石曾一派的桥梁）两位留法归来的北大教授徐炳昶（旭生）和李宗侗（玄伯）主编的《猛进》在3月6日出创刊号，鲁迅10号收到，12号回函徐炳昶致谢（“先生寄来的，或者是玄伯先生寄来的”），这是准备发表的文字。李宗侗乃“文正公”李鸿藻之孙，李石曾之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同治辛未（1871年）参加会试中式，朝考位列一等（第四十一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可以称内阁大学士李鸿藻的“朝殿门生”。鲁迅与徐炳昶两次书信往还（3月12日、16日；29日、31日）分别发表于《猛进》第3和第5期。两人三月末那两封信多言外之意，用鲁迅怒斥徐志摩、李四光的话来说叫“串戏”。如鲁迅3月29日信上不满于一般大众的趣味，他说“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表面上批评民众太封建，实际上要挖苦胡适。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是李石曾的点子，胡适得知后立即抗议，指出这是“欺人之弱，乘人之丧”，极不名誉。李石曾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不会对同校教授的批评等闲视之。鲁迅喜好复仇，对较为温和的感情最不屑，更主张“化为泼皮，相骂相打”的风格。胡适“私通宣统”，后来变成易培基等人公开展示的劣迹。鲁迅又冷讽那些“劝人踱进研究室”“搬入艺术宫”的学者、文人。徐炳昶只怕鲁迅说得不够明白，在回信中露骨地写道：“我近来看见自命gentleman的人就怕极了。看见玄同先生挖苦gentleman的话（见《语丝》第二十期）好像大热时候，吃一盘冰激零，不晓得有多么痛快。总之这些字全是一种圈套，大家总要相戒，不要上他们的当才好。”徐炳昶用英文gentleman，而不是法文，直指东吉祥胡同派。这封信公开登出，也说明鲁迅很快就要配合女师大学潮猛攻《现代评论》了。北大评议会在李石曾等少数教授操纵下于3月14日商议决不承认王九龄为教育总长，宣布脱离教育部。女师大风潮是个理想的切入点。没有这个平台，也不愁没有其他的战场。

    “三·一九”通缉令发布后，李石曾避住六国饭店，鹿钟麟4月9日政变，15日又率军撤出，4月18日直鲁联军入京，段祺瑞于4月20日通电下野，真正危险的时候终于到了。李石曾又躲进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久久不敢外出。这段时期，易培基与他一起在法国医院避难。据说北京政府在1926年9月拟向公使团交涉，要求将两人引渡，未果。两位恢复正常生活，或在第二年春天。他们潜居法国医院期间又结为亲家（李宗侗与易培基之女易漱平经萧瑜介绍成婚），两家结为坚固的利益共同体。1926年4月26日，鲁迅也从德国医院转到法国医院，5月2日回家，后来还几次去法国医院取物。鲁迅在此避祸的五六天（甚至更多）里见到过李石曾、易培基吗？

    1926年8月22日，鲁迅应邀在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演讲。年初时被大家寄予光明希望的易培基却还避匿在法国医院里。鲁迅不忘这位艰难上任可惜又匆匆而去的校长。他说，中国人对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他又搬出杨荫榆来笑话一番：“杨荫榆知道要做不成这校长，便文事用文人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妈，总非将一班‘毛鸦头’赶尽杀绝不可。”张献忠屠戮川民，以鲁迅的解释，乃因他自己皇帝做不成，也不让李自成做皇帝，百姓都杀掉，“于是只剩了一个李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原来解散女师大还有不让某人做校长的意思！学生坚持易培基长校，已经见报，章士钊还要解散学校，分明是故意作对。章士钊等着要看“白地上出丑”的人，就是易培基了。杨荫榆已去，女师大撤销，那就意味着大半年挺易的心血全部白费。即使被除名学生全部可以重新在国立女子大学注册，她们还会拒绝，女师大还是要为易培基而办下去。鲁迅这次讲话的记录、整理者是向培良，他由易培基介绍进校，现为女师大办事员。鲁迅过了四天就南下了，至于易培基，他还会在上海见到。一周以后，教育总长任可澄（1926年6月上任）在9月5日武装接收女师大，将女师大与国立女子大学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自任院长，女师大成为该院师范部，由林素园任学长。这所学院存在的时间也很短暂，还要数度更名、撤销、归并。女师大这所专为女性而设的大学，因党派之争而分裂，最终两校被并入其他大学，这是中国高教史之痛。

    3

    鲁迅1927年9月27日离开广州，经香港、汕头，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安顿下来就与在国立上海劳动大学当校长的易培基联系上了。这年12月18日，鲁迅收到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批特约著述员的聘书，同时领到每月津贴三百元（一直到1931年12月）。鲁迅能得到这笔可观的资助，主要因许寿裳在蔡元培处陈说。收到聘书前，鲁迅与易培基有三次书信往还，除了他去劳动大学讲课，作一次演讲（《关于知识阶级》），易培基还登门拜访（11月1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于10月1日，院长固然是蔡元培，而设立这个大学院，还是李石曾的意见。李石曾、吴稚晖与鲁迅同时得到特约著述员的殊荣（许寿裳回忆此事时不提李吴二人），对李石曾来说，这笔飞来之“泉”并不怎么解渴，他和易培基还要北上收复失地，夺取更多地盘。1928年1月10日鲁迅辞去劳动大学每周一次的文学讲座课，可能是对易培基处置左派学生的方式表示抗议，但他还在3月20日致信易培基。

    北伐军1928年6月占领北京，国民党随即改组1927年8月在原国立九校基础上成立的京师大学校，李石曾将作为高度集权的京津冀教育界的总管、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凯旋归来。周作人在《女子学院》一文回忆，“易培基似乎已经没有办女学校的兴趣，因为那时已经做了故宫博物馆馆长了，大学各学院乃由李石曾派下的国民党新贵来担任。经利彬做了理学院长，张凤举做了文学院长，但是他们却不能一帆风顺的到任，因为政府取消了北京大学的名义，北大出身的人都很反对，而且有些人在国民党里颇有势力，所以这种气势是不可轻视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基本上已遗忘北大这次规模巨大的抗拒李石曾接管的运动，而且，原先国文系令人生畏的“三沈二马二周”也在学生眼中变为学阀的附庸。

    鲁迅在1928年9月19日致章廷谦信上略提设立大学区后北平大学各院人选，紧接着写道：“玄伯（李宗侗）欲‘拉’，‘因有民众’之说，听来殊觉可骇，然则倘‘无’，则不‘拉’矣。”北平大学下属各学院（即以前的大学）饭碗极多，李宗侗可以代李石曾、易培基分发，但是他“拉”鲁迅，鲁迅却不就。“因有民众”之说，不仅对鲁迅的学识不公，还泄露了继续加以利用的本意。鲁迅在信中又传一条消息，大学院将改为教育部，蔡元培力辞大学院院长，荐贤自代。“贤者何？易公培基也。”鲁迅写下这几个字，似无反讽的意味。实际上蔡元培推荐的是蒋梦麟，鲁迅的内部消息有误。那年10月，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但李石曾、易培基一派当时确实咄咄逼人，与蔡元培之间的裂痕，也逐渐明显。1928年10月20日，鲁迅在《大衍发微》（本欲编入《华盖集续编》，后抽掉）文后加了一条附识，有几句话针对李石曾、易培基镇压“赤党”，毫不客气。比如：“先前的有几个被缉者的座前，现在也许倒要有人开单来献，请缉别人了。”但是鲁迅对北大反李学潮，绝无兴奋之感。1928年11月28日，他在致章廷谦信上叹息：“成公舍我为大学秘书长，校事可知。闻北京各校，非常纷纭，什么敢死队之类，亦均具备，真是无话可说也。”北大的敢死队要比整整三年前在许寿裳、鲁迅率领下准备“复校”的女师大战斗队强大多了，为什么鲁迅“无话可说”？

    1929年5月15日至6月3日，鲁迅回到北京（已改称北平）探母，也看望旧友。李石曾已被北大学生斗败，北大、北师大将退出北平大学独立，不会再有悬念。他名义上从1928年6月到1929年1月为国立北平大学（起先称中华大学）校长，前面五个多月未到任，11月抵北平后校长办公室被北大学生砸毁，他不得不像杨荫榆那样“潜逃在外”。北平大学即便失去两校，可供李石曾派下新贵支配的位置仍然可观。据鲁迅自己5月23日对许广平说，“很有几处想送我饭碗，但我对于此种地位，总是毫无兴趣”。鲁迅不想受惠，这是他的自尊和骨气。如果接受“饭碗”，不免要发言表态，又很难办。他通过关系为韩侍桁谋到了“饭碗”，也是事实。

    6月1日凌晨，鲁迅还留下这段话（还是致许广平信）：

    他们（台静农、魏建功）对于北平学界现状，似俱不欲多言，我也竭力的避开这题目。其实，这是我到此不久，便已感觉了出来的：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由是又悟到我以前和“正人君子”们为敌，也失之不通世故，过于认真，所以现在倒非常自在，于衮衮诸公之一切言动，全都漠然。

    除了与沉钟社、未名社的人有所交往，再到西山看韦漱园，鲁迅主要还是与往日并肩战斗的人叙旧，那是李石曾派的人物，如徐炳昶、沈尹默、张凤举、马幼渔和沈兼士等等。分拾正人君子“衣钵”的新进未见得比正人君子厚道。“尹默凤举，似已倾心于政治。”前者时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后者受聘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李石曾被通缉后，中法教育基金会中国代表团主席一职改由沈尹默接任，李石曾对沈尹默的信任由此可见。沈尹默此后又担任过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院长（张凤举为教务主任）、孔德学校校长。北京中法大学（包括附属学校）从1925年开始得到中法教育基金会补助，发展迅速，教员工资也高。张凤举30年代初还因李石曾的照拂去法国访学，补助丰厚。女师大学潮时与李宗侗编辑《猛进》杂志的徐炳昶则是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原女师大）院长。刘半农1925年秋从法国留学归来，也转入李石曾一系，1928年任中法大学中文系主任。

    “衮衮诸公”也应包括鲁迅本人。他在1929年6月2日应徐炳昶邀请重返石驸马大街女师大旧址时，他对昔日盟友的态度大大转变了。这一年12月18日《世界日报》副刊《骆驼》（第117期）刊发了这次演讲（题目失记）的文字稿（记录者“于一”，未经鲁迅本人审定）。鲁迅说：

    还有一种人专门牺牲他人以满足自己，他是一个各种主义者：要用人帮忙的时候，便高唱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要争夺利益的时候，便又唱达尔文适者生存进化论。处处他都有他的大道理。

    鲁迅希望学生“抱有牺牲的精神”，但是后面加了意味深长的两句：“但我所说的牺牲须以不受人利用，作少数人的傀儡为限。为大多数的人而牺牲，则从事多么大的牺牲也决不至于蚀本的了。”鲁迅其他地方说过类似的话，笔者以为，他到原女师大校址来将这些话明确无误地说出来，别有用心。李石曾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部分）的译者和“互助”论在中国最有名的传道士，不会听不出这几句话的讽刺，觉不到鲁迅心底里的愤怒。女师大学潮可能被人利用；“三一八”牺牲的同学可能“蚀本”：他们无非“受人利用，作少数人的傀儡”。这是鲁迅心头久久挥之不去、无法言宣的梦魇。李石曾、易培基等人长于夺权，一次次“用人帮忙”，“专门牺牲他人”以满足小集团利益。鲁迅自己协同他们桴鼓相应地战斗过，也深感被人利用，他甚至早在1925年夏天就抱怨过“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的“大富豪”。总之，绝不能指望这批假借“大道理”的国民党顶级官员真正“为大多数的人”着想。

    鲁迅还在好几个地方表达了他对昔日盟友的反感。比如：“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语丝派的人”可以指《语丝》的撰稿者，也可以指《语丝》当时所支持的国民党人物。1932年11月20日，鲁迅从北京写信给许广平，嘲笑刘半农：“刘复之笑话不少，大家都和他不对，因为他捧住李石曾之后，早不理大家了。”李石曾权术太高明，名声大不如往昔。更糟糕的是他将失去自己的搭档易培基。

    1933年1月3日，日本占领山海关，国民党政府决定北平古物南迁，与此同时不准大学生逃难。月底，鲁迅作《崇实》一文，说出了他的理解：古物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显然，鲁迅已经注意到故宫管理不善、盗卖文物的消息了。接着他仿崔颢《黄鹤楼》凭吊没有市价的学生：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车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许寿裳在《鲁迅的游戏文章》引了这首诗，欲言还休地写道：“这对于当时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有所指责，貌虽近乎游戏，而中间实含无限嗟叹！”故宫盗宝案是三十年代全国性的大事，许寿裳之所以说“中间实含无限嗟叹”，乃因这次案件的主要责任人易培基、李宗侗以及两人背后的李石曾，恰是女师大学潮的主使人，而鲁迅和许寿裳当时都有被操纵利用的性质，甚至还在欢迎这位教育部、女师大的上司时说过一点违心的话。但是无法直言，简直是“哑巴吃黄连”，这才是“无限嗟叹”的根由。“阔人”指的就是易培基、李宗侗、李石曾，许寿裳当然是知情的。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记载：“又记得一九二一年，作人养疴在香山碧云寺，因为费用浩大，鲁迅又四出奔走，借贷告急，并且时常前往护视。”碧云寺疗养院的创办人是李石曾。阔人贪心，周氏兄弟早就领教过了。

    报界关于易培基、李宗侗翁婿监守自盗的指控，鲁迅自然是密切关注的。沉甸甸压在心上的事，往往不会用笔写出来。《隔膜》一文（作于1934年6月10日）倒是有一句“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语气出奇的温和。上一年7月，易培基已经请辞故宫博物院院长，鲁迅适可而止，不打“落水鸡”。

    人们带着对鲁迅的无上崇敬回顾他所参与的一些历史事件时，习惯性地将他设置在舞台的中央。回到1925年，当这位文学地位还不那么稳固的教育部佥事与李石曾、易培基出现在同一个公共场合的时候，他明白，到了眼前的运动胜利之日，两人之一必为他新的上司，聚光灯应该集中于他们。顾颉刚在他的自传里说鲁迅被利用，虽没有远离现实，似乎还缺少了什么。鲁迅则早知道，他的大量时文中留下了太多暂时结盟的痕迹，此一时彼一时，他宁可把有些文章忘掉。1925年11月3日，他为《热风》（1925年11月14日北新书局出版）写了一篇序文，说起收集、编辑他时文的朋友，感到悲哀：“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疥疮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这是一位伟大天才的洞见。

    （因版面所限，文中所有注释均被本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