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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与去的时候有关，深夏某日午后和友人一道进入赤桥村的时候，几乎没见到什么人影。整个村子像条搁浅的船，停滞在某个历史的时刻，和远比这里有名的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一样，只是偶有游客自以为是的喧哗，而它们自己却静默如初。刘大鹏故居前“父子登科”的匾额还挂着，看着很新。上世纪初，中俄蒙各自巨变之前，位于这条商贸大道上的山西省北部曾经担当着重要的枢纽角色，货物与货币的大进大出，带来巨额财富和无限生机。然而政治剧变导致商路转移，东南沿海商路发展起来后，人们无意也无力修复或维持已然断掉的南北商路。于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商业枢纽，顿时如潮水退去羁留岸边的鱼，成为博物馆里的标本，等着人们来窥奇或怀古。
和当时无数中国普通人家的男孩一样，生于咸丰七年的刘大鹏自幼受传统儒家村塾教育，以“寒窗苦读圣贤书”为己任，拿曾国藩作偶像，每天记日记，反求诸己，因为求功名不得而郁郁寡欢。念圣贤书又毫无作为让他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在求名与修身之间无所适从，由此产生的无力与自责转化为对父母毫不商量的顺从，希望以“孝行”化解人生的痛苦和可能的惩罚。陷入一团矛盾的他，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迫？），最终选择将诚敬的圣贤观作为生活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入仕手段，在这一观念遭到国家背弃的时候，他仍然不放手，反倒抓得更紧。
公元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了一道诏令：“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刘大鹏们”半辈子的努力就因为这道诏令化为乌有，但他们的人生却没有就此停滞。在后科举时代，刘大鹏老实本分的儒者名声成为他在地方发展的唯一资本，他因此而当过乡里议员、经营过私人煤矿，但重信守道的价值观远远不足以应付现实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往来，他不断努力，却在努力中一再碰壁，始终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最后只能回归土地，成为靠双手吃饭的一名垂垂老矣的农夫。
或许刘大鹏某种意义上而言还算是幸运的，在新旧价值观剧烈变革的时代，他已经步入了人生的中年，无从改变转而继续坚守。但他“最出息”的儿子就不那么幸运了，在亲历了天津“新世界”的生活又不得不撤退回故乡后，这位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彷徨与迷惘可想而知。他瞒着刘大鹏吸食起了鸦片，最终年纪轻轻而身亡，刘大鹏不得不用给自己准备的棺材给儿子办后事。时代的仓皇、传统的桎梏、环境的胁迫和家族与教育带来的无形压抑，于个体内在引起的震荡与撕裂，在这次突发的死亡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惊心动魄。
但像《活着》里的福贵一样，对于自我招致或命运带来的一切，刘大鹏除了忍受，别无他法，然而笔不曾停歇，他将或许在流俗看来不值一提的生活一股脑地记了下来，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比如他认为新政其实是虐政，自己坚决不改行新历法。废除科举、开办新学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这些都成为派发在每个人头上的税额，但是诸如赤桥村这样的地方，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盘剥之后，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好处，新式学堂远远覆盖不了这里，革新带来了更深的剥夺和不平等。在刘大鹏或忧心或愤懑或偶有欢愉的记录里，我们看到以“进步”为旗号的现代化进程，在日常生活实践层面造成的危机与动荡，还有深陷其中的人们的反感、压抑和苦痛。
这个被历史快车道甩出去的人，时有不甘，时有自责，却始终不卑不亢地记录一切。也因为这一份事无巨细的个人记录，刘大鹏，这个在集体叙事里或湮没不闻或被随意摆弄的“小人物”，拒绝进入精英和大众这样看似合理有效的二元框架中，他拒绝任何一种身份标签的限定，进而也拒绝由此可能带来的“事实遮蔽”和“暴力解读”。他反复陈述自己，并在陈述中批评、驳斥、说服与坚定，他无意指点江山，或为哪个阶层或群体代言，他只是通过书写，甚至是抽屉书写，排遣一己对现实的困惑与愤怒。这份记录与记忆，在那些鼓吹革新、高唱进步与颂扬现代的宣言面前，简直像是叛徒与孽子的喃喃自语。但他的反抗，哪怕是奄奄一息无声无光的反抗，却依然在历史推搡、冲撞与毁灭之后，若隐若现。
汉娜·阿伦特曾把作为人类的每个个体最重要的责任落在“判断”这件事上，在她看来，这是一项身体力行之事。关于“判断”的功能，她这样说：对摆在面前的独一无二的特殊物作出评价，而不是设法将之划归到某种普遍化的解释图示或者一系列既定的范畴之下。人事的观察者，是反思政治而非实践政治的人，这样的人所担负的任务就是，在既不迎合群体意识形态的要求，也不遵从其他社会成员业已作出的判定的情况下，对那些在公共舞台上将自身呈现出来的独个的特殊物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也正是阿伦特作为人类大剧的旁观者毕其一生而孜孜不懈的事业：作为亲自且独自思索的人，以自己的名义下判断，不折服于任何群体和集团为迫使顺从和一致而施加的压力。判断能力最本真的要求不多，无非是：保持自己判断的不可消泯、不可缩减的独立性，此外别无他求。
“保持自己判断的不可消泯”，这让人想起去年11月17日过世，曾于2007年以88岁高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她曾撰写自传，作为一个有丰富社会和政治经验的人，她承认有些佩服“选择保持沉默”不写回忆录的人。至少有五位传记作家已经开始为她立传，那她个人为何还要写自传呢？她的回答倒很坦率，“出于自卫”。她说，“写自传其实就是在努力诉求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其实阿伦特和莱辛说的，无外乎一回事。
刘大鹏自然没有想过阿伦特的“判断”和莱辛的“自卫”，但他履践着这些。他在日记中写道：“汝必用正楷书写；记录所有己身、己心和言语之恶；汝需终身写日记而不能间断。”他提醒自己要耐心，退而自省，切忌争论，更不可妄评他人。道德框架，是他理解自己及周遭一切的一种重要方式。面对每况愈下的个人境遇，身处纷扰和焦虑之中，他只有“以身处乱世，心无所寄，惟于日记册中聊寄慨叹而已”。写下便是永恒，这份或许被很多人看来不值一提的私人记录，足以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反思20世纪中国变革的芜杂真相，反思国家与个人、政治与生活之间的联结与矛盾，以及内在的悖谬和倾轧。
阿城曾说：“传统中的读书人每天读书，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做官，做了官之后，则整个家族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会有根本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读书人经历的是一个自觉改造自己的过程，因此中国读书人与皇家及其官僚机器的道德一元化是必然的，道德的一元化是政治一元化的基础，读书人与政治的一体性也就是必然的了。这种情况到现在没有改变。因此，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来代替中国的‘读书人’，会误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如果有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由于个别人的性格的原因，就好像麦田里总会有一些不是麦子的植物。”刘大鹏的例子有点不一样，他努力地长成了一株麦子，却赶上地主改种水稻的时候，于是他不得不作为麦子而走完一生，好在因为他的书写，使得落地麦子不死。
感谢来自英国的汉学家沈艾娣教授，把刘大鹏日记作为一个整体，还原到刘大鹏这个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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