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周公梦蝶

    华语世界首部简体版周梦蝶诗集《鸟道——周梦蝶世纪诗选》，于4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并请两岸诗学专家举行两场诗歌分享会，不但通过朗读赏析介绍了周公丰富的诗作，更使大家对这位苦行诗人加深了了解。由于诗集出版时间邻近5月1日周公仙逝之日，周先生在台亲友正筹备届时在台北举办一场其逝世周年纪念追思大会，是以这次北京的活动，可算为台北纪念活动的先行暖场，颇具意义。

    苦难诗人的幸福观

    一般人对诗人的印象大抵总认为他们很独特，但很少会有人觉得他们很幸福。穷愁几乎是诗人的标帜，但诗人自己不见得不把“穷愁”当作一种享受。就拿周梦蝶来说，他似乎从来不认为他不幸福。

    周公一直有着一种国画家笔下的所谓“寒乞”形象，实际上他也是一生清苦，且健康不佳，胃切除了3/4。蒋介石弃守大陆前数月，周公只身随军来台，因病除役后，在台北市武昌街骑楼下摆无人一顾的专卖诗刊诗集的书摊，凡21年。这么长的黄金岁月中（35岁到55岁），他每日顶多只能以一个馒头或一碗阳春面果腹，晚上在以300台币租来的仅有一个床位的鸽笼式租屋栖身。但是他仍在书摊旁一个小圆凳上，旁若无人地写他那至今尚无人能与之匹敌的诗篇，以及练就他一手有“瘦金体”美喻的遒劲毛笔字。虽然生活清苦之极，但他绝不卖字，也从来不以此为苦，且在诗中透露出他对周遭的无惧和雄心：

    大地蛰睡着，太阳宿醉未醒

    看物色空蒙，风影绰约掠窗而过

    我有踏破洪荒、顾盼无俦恐龙的喜悦。

    ——《第一班车》周公确实有着一颗慈悲喜悦的善心，他虽然至苦，即使全靠每月微薄的老兵补给维持最低的生活需求，但只要有一点稿费收入，便会大呼“经济起飞”，也顶多在那天给自己加一个卤蛋。他虽然收入极微，却也极为慷慨，几次颁给他的巨款奖金（包括“国家文艺奖金”台币60万），全都捐献给了慈善事业机构，如不够整数时（奖金有时会扣税），他还将自己可怜的积蓄匀出，凑成整数捐出。

    他过着与僧人没有两样的苦行生活，几乎断绝一切世俗的交往，唯一使他得到慰藉的便是那一首首精雕细琢出来的诗。除诗以外，他是不太在乎外在的一切阴晴冷暖的。即使再伟大的人物站在他面前，也不言不语。遇到真正美好的事物，他会以实际行动来证实他的真心。譬如他读到某人的好诗，他会不动声色地买来一大批那个人的诗集送人，他鼓励别人的方法是好东西大家共享，为善不必人知。

    周公和耳公

    诗与艺的巧配与结合是中国诗人与艺术家特有的共同基因。现代诗人和现代画家玩在一起在台湾早年也是很风行的事。《鸟道——周梦蝶世纪诗选》中就有一张周梦蝶与我、曹介直三人出席陈庭诗画展后和画家的合影，书中周公手稿《为全垒打喝采》即为陈庭诗的版画“画与夜”第84号而写。因陈八岁爬树头朝下跌落，伤及耳膜、从此终生聋哑，故称之为耳公。

    周公与耳公，一个是顶尖的现代诗人，一个是顶尖的现代画家，自然十分投契。从人生际遇看，耳公童年失聪，从此一辈子都听不到这个世界，更不能对这个世界咆哮呐喊喊、温柔倾诉。但无声的沉默并不能压制他内心火山一样的热情，生命的“六觉”虽被夺去“听觉”连带也失声，但其他感官特别发达，助长了他在绘画视觉艺术上的特别成功。周公也是幼年即失去母爱，孑然一身来到台湾。他在武昌街摆书摊时，常去那儿陪他聊天的，除我们蓝星诗社的几位同仁像我和张健外，还有常从徐州路的版画工作室来看他的耳公。他俩是用笔谈，总是随身带着一本手掌大的拍纸簿。耳公笔快如飞，三两下即有一句句话落笔；周公则执笔如捉雕刻刀，一刀一刀地在费力刻字，速度极慢，周公常常自叹不如耳公的快速利落。我曾问周公，你们笔谈得这么兴致盎然，到底谈些什么？一张纸或一本拍纸簿写满即撕碎扔掉，我们有点好奇，也觉得非常可惜。周公对我说，别以为他耳朵听不见，嘴巴不能言，他所知道的可比我多得多。

    陈庭诗每有新作品展出，他必找我们这些写现代诗的诗人来为他配诗，而其中周公必为主将，周公且不吝以他独有的瘦金体书法誊写，像《为全垒打喝彩》，及为铁雕展之一作品“约翰走路”的题诗，都曾轰动一时，认为乃珠联璧合的艺术绝活。

    除了诗艺上的兴趣交往，周公在那路边诗摊上，从不缺女粉丝和向他讨教的女弟子前来陪伴，在精神上倒也并不枯寂。但耳公就没那么幸运了，先是他的失聪和失语造成他与人交往的不便，同时他那工作室里除了有单身汉不太注重生活小节的零乱外，另外作画时必有的与常人异的氛围，都不太适合异性朋友逗留，因此他在精神生活的调节上是阙如的。

    两岸开始交流后，耳公回到故乡福建长乐去探亲，家人见他那么大的年纪仍是孤单一人，为他介绍了一位名叫张佩的女士。他想到自身年岁已大，又是一个残疾人，怕误了别人终身，乃说回到台湾后再从长计议。回来后他考虑又考虑，并与老友周公笔谈磋商，分析结合的利弊，如此拖了3年又3月，直至1992年10月张佩女士才有来台与其团聚的讯息。周公于是年七夕写了两首诗，一为《未济八行》，一为闻讯耳公之新妇将于10月莅台的《既济七十七行》一诗，前者借喻牛郎织女尚未有群鹊搭桥作天河巧配之惋惜，后面这诗则喜悦地说“我们的织女和牛郎，终于／手牵手肩并肩的走过来了／在三年又三个多月之后”，可见周公对这位老友终于有伴共度余生的期望是多么热切，虽然他自己仍然是孤家寡人一个，每夜独伴没有体温的孤枕。张佩来台之后，周公率老生代所有的现代诗人曾为这对新人举行一次极盛大的庆祝聚会，可惜喜事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过不久张佩即独自一人返回福建，从此便再没有见过面。

    立着的“孤挺花”

    周公是一位有宗教因缘的大修行者，无论过日子还是读书写诗练习书法，都像是在坚忍苦修，认认真真、无一刻松懈。然而周公终究是世间人，仍然无法摆脱世俗的缠绕，尘身的自然老化耗损、和命定的无可逃遁的病痛折磨。尤其自2011年阴历年开始，每年必让我们惊心一次。

    2013年阴历年前，周公被人发现身有重病，送进了慈济医院，而且是非等闲之辈所可住进的加护病房。这次住院是因发现他心脏衰竭，几乎已达必须插管维生的境地。总之五脏六腑无一完好，如将他比拟成一部机器，主要零配件均已不堪使用，几乎已达报废的程度了。他的病况消息一经披露，马上便传遍海内外，赴医院探病者络绎于途。最辛苦的是周公的得意弟子、高雄师大中文系的曾进丰教授，自获知周公住院之日起，即往来奔波在高雄与台北之间；受周公之托，为他处理巨细无遗的各种琐事，其尽责细心的程度，恐怕亲生的子侄也缺这份孝心。

    其实周公的灾难已不止这一次，2011年也是在新旧两年节之间发生过的那一次，要不是女画家薛幼春机警，找锁匠破门，救出独居在家、已不能行动的周公，后果不堪设想。

    他身体羸弱，骨瘦如柴，其实是很早就因缺乏营养种下祸根的。后来他虽获准住进荣民之家，但荣家在台东，他没法割舍台北这个已熟悉的环境，和他相依为命的文学事业，乃将在荣家就养时的微薄给养领出，留在台北自谋生活，那区区万把块台币仍只能供他吃最简单的食物，住郊外最简陋便宜的租屋。所幸自1998年他78岁时，入居他入室弟子曾进丰为他提供的新店五峰山下“浪漫贵族”单人套房，这才免除过去多年来四处搬迁的无根之苦。

    那次总算脱离险境，但大家都迫切感到，进入老境的他，现在最最需要的是身边有一个24小时照顾起居饮食的人，使他能过正常生活。于是我们竭尽各种可能，为周公请了一位随时在他身旁照料的特别护士——一位越南华裔女青年，周公给她起名叫“小蝶”。小蝶叫周公“爷爷”，两人亲如祖孙。2014年阴历年，小蝶过年时曾为周公打扮，给他着一件红色唐装。为此我写了一首诗，题为《孤挺花——看梦蝶着上红装》，诗中云：“你犹孤挺挺的立着/于此逼人的邪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