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外的李文俊

    拜访翻译家李文俊先生之前，我对李先生的印象是专攻福克纳（WillamFaulkner）研究，以翻译、编撰和研究美国作家福克纳而著称。这或许可以算作人物的一种标签。作为翻译家，一般除了某种特别的嗜好或者进行专业研究，译者本身是少人关注的。而李文俊先生为人所知，其实应该以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Mumro）有关，在这位作家获奖之前，李先生翻译的门罗小说集《逃离》（RUNAWAY）正好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先生由此也颇受关注。于是乎，在我的印象中，李先生似乎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有缘，诸如福克纳，诸如门罗，也诸如他后来也翻译过的海明威，甚至还有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正是读了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小说，读了李先生为福克纳小说所写的长篇序言，从而受到启发，从而开启了建构他的文学王国的写作之路。为此，我戏称李文俊先生为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有缘的“专业户”。

    我是带着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去拜访李先生的，然而先生的谦虚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既不承认自己是福克纳的研究专家，也不认为过高评价自己对于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甚至对于翻译门罗的小说也是淡然处之。倒是对于自己翻译的海明威的获奖小说《老人与海》，以为自己能够译出美国鳏寡孤独老人的味道，而之前这部小说曾经有过余光中的译本，有过张爱玲的译本，有过吴劳的译本，有过董衡巽的译本，尽管是名家竞技，但对于自己的译本，言语间还是颇为自信的。当然，先生还翻译过卡夫卡、艾略特等名家的经典译本，我虽不谙欣赏各种译文的微妙差别，更无法置评。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对于自己的翻译生涯，除了福克纳、海明威等名家之外，他颇为自得的则是曾参与了由诸多名家汇集的《美国文学简史》的写作，由他撰写了其中关于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相关章节；而更令他津津乐道的，却又少为人知的，则是他对于外国文学插图的介绍与编撰。

    谈到此处，先生到书柜中翻到这两册厚厚的著作，分别是《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An Illustrat⁃ed Companion of world Litera⁃ture）和《外国文学插图精鉴》。前者系李文俊组织15位译界名家翻译，此书由瑞典学者托-柴特霍姆和英国学者彼得-昆内尔合著，后者则由李先生亲自主持编撰。他告诉我，在担任《世界文学》编辑时，常常会发现许多外国文学均有十分精美的插图，但在国内引进出版时多因为版权等问题而不得不舍弃，但实际上这些插图往往与文字是相得益彰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另类的艺术史。于是，先生下决心做这项填补空白的工作，也因此终于编译完成了这两册图文并茂的著作。我翻阅其中的一册《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发现在此书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笔迹，颇能表达作为编著者当时心情的欣欣然，其可爱与欢喜跃然纸上：“1991年12月26日收到。编译出版此书为余生平一大快事，甚至种种缺憾与苦恼均可勿论矣。”先生对于文学插图之关注，乃是我对其认识的第一个没有想到的事情。

    我是翻译这个行当的槛外人，但对于优秀的译者和译文也感兴趣。那天我问先生欣赏当下的那些译者，他感慨老一辈的优秀翻译家已经凋零，如今他所钦佩的，则有翻译法国文学的罗新璋，翻译英国文学的方平和屠岸，还有翻译德语文学的傅惟慈，以及董乐山、施咸荣、叶廷芳、施康强等人，都是学识与文采具佳的译者。那天我问及此处，翻译家罗新璋则被提及数次，以为十分优秀，他说罗是学习傅雷的，下过苦功夫，水平了得。不过，先生认为不少优秀的译者都是翻译外国古典文学的老派人士，而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则不一定合适。后来又谈到翻译西班牙语的杨绛先生。我知道李先生与钱锺书、杨绛夫妇很熟悉，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李先生曾约过钱先生的稿子，而夫人张佩芬女士做德语翻译，也曾为钱先生借过德语书籍，为钱先生的著作《管锥编》做过文字的核校。但那天，他们却一致认为自己为钱先生做的工作十分有限，但却得到了钱锺书和杨绛两人的好评与恩顾。钱先生还曾为李文俊的文集《妇女画廊》题签，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由钱锺书与杨绛先生，引来了不少的话题。李先生对我说，在社科院，也并非都对钱锺书先生很佩服，不以为然者也大有人在，做学问自己做自己的，倒也不失为一种态度。对于杨绛先生，他也打心里十分佩服，特别是杨先生愈百岁高龄还能写出小说《洗澡之后》，堪为奇事；而杨先生六十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竟然翻译出少人比肩的经典译本《堂吉诃德》，更是说明了杨绛先生的功力，特别是她中文水平造诣之高；谈及此处，李先生告诉我与钱杨夫妇交往中的另外两位翻译家，也都实属高人。其中一位为朱虹，系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翻译家柳鸣九的夫人，也是先生的同事。朱虹翻译的诸多中文著作在英美国家出版，诸如曾应约翻译了春桃和陈桂棣合作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此举用他的原话来讲，就是译者的外文要比中文好；另一位则是同事薛鸿时，也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而说起此人来，则还有一段少人关注的翻译掌故，也是我此行拜访李文俊先生的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原来，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根据中宣部指示，编选后来颇有名气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目，杨绛被点将翻译狄更斯长篇小说《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但不久即停笔，后诚邀同事薛鸿时完成翻译任务。此事的告成，算是薛鸿时的助人之举，在后来出版的《董贝父子》中，有杨绛先生2011年12月28日所写的序言《介绍薛鸿时君翻译的<董贝父子>》，其中开篇这样写道：“薛君鸿时，来我们外国文学所英美文学组最晚，年亦最少，他秉性严谨，工作认真，中英文功底都不弱。我当时正翻译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因长年从事翻译工作伤了眼力，才译了七万多字，眼花了，翻不下去了，但领导不容许工作起了个头就停止，我就请薛鸿时君代劳，另起炉灶，从新翻译这部作品，把它翻完。那时薛君初来我所，还未订立工作计划，他欣然应我之请，立即勤勤劲劲着手翻译。当时政治运动频繁，工作常需停顿，他断断续续，翻译了五年左右，译完全书。”

    事情至此还没有结束。杨绛的序言在此书中被列为“作者原序之一”，而署名译者的薛鸿时的序言则被列为“作者原序之二”，更令人惊讶和兴奋的是，在薛先生的序言末尾有这样令人玩味的一段话：“本书前七章及第八章的前半是根据一位不愿意署名的前辈学者慷慨赐我的‘未定稿’整理而成的。这部分译稿不但是我学习的楷模，而且成为全书的警策。”读完我恍然大悟，原来杨绛先生除了翻译过《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裴多》等数个译本，但还有一个少为人知的译本，便是《董贝父子》的部分“未定稿”，并将其赠给了他的同事薛鸿时先生，而薛先生正是接着杨先生的风格翻译完了正本狄更斯的小说。在杨绛先生的序言中，还有这样一段：“据薛君说，他起先的译文，参考了我已译出的部分，他读过我那篇《翻译的技巧》，觉得颇有道理，他是按我讲的‘技巧’翻译的。我读他的译文，觉得很通顺，找出部分原文核对，也很忠实。”

    除了痴情翻译之外，先生还勤于笔耕，写了大量的随笔散文，已经集结成书的便有六册，分别为《纵浪大化中》《妇女画廊》《行人寥落的小径》《找见与寻见》《天凉好个秋》《西窗看花漫笔》等，收录其中的文章不少是关于翻译作家和著作的书话文字，也是很雅致也很优美的散文作品。翻译和写作之余，李先生的业余爱好便是集藏文玩。这种亦中亦西，也亦古亦今的趣味和性情，是我此行的又一个意外之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翻译家和研究西方的学者多是在生活上很西化的，也是很洋派的，但在李文俊先生家，这一点的感觉不太明显。先生的客厅便是书房，四壁基本都被书柜所占据，除了书橱中的书籍，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从文玩市场上淘来的各种各样的瓷器，瓦当、笔筒、陶罐以及种种工艺品。初看之下，这些瓶瓶罐罐，并无章法地陈列与摆放在客厅，颇增许多的优雅与精致，但又略显杂乱与逼仄了。我冒昧询问这些收藏的真假，先生说他的观点是，只要自己觉得艺术，喜欢就好。而这一论点，又是令我颇感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