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许多读者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新出的《全唐五代诗》初盛唐部分究竟与清编《全唐诗》有什么不同?
可以先看一组数据。据统计,《全唐五代诗》初盛唐部分较之清编《全唐诗》新增诗人153人,诗作1253首(句),伪诗剔除入存目者740首(句)。在新增诗人中,有唐代名臣如高士廉、于志宁、牛仙客、哥舒翰,高僧如玄奘、神秀、慧能,白话诗人如王梵志等,他们的诗作清编《全唐诗》均未收录。存目中所收伪诗,既有《全唐诗》中已误收者,也有《全唐诗》未收而为其他文献误认者,对这些伪诗进行彻底清理,可以预防其他人再犯同样的错误,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全唐五代诗》与清编《全唐诗》的差异并不仅仅是数字的不同。早在《全唐五代诗》最初设计体例时,主编会就针对清编《全唐诗》所存在的种种缺陷,一一提出解决方法,二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更深的层次上,大致来说,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征引文献上,《全唐五代诗》所引文献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清编《全唐诗》。
清编《全唐诗》所利用为工作底本者,为季振宜所编《全唐诗稿本》,并参考胡震亨《唐音统籤》等书,所涉文献较为有限。随着敦煌遗书、域外汉籍、金石文献的发现以及四部典籍的深入研究,其中所存唐诗材料已经远远超出清代学者掌握的范围,即以《全唐五代诗》中引用的域外汉籍而论,如日本藏《赵志集》《翰林学士集》《新撰类林钞》等古写本中所存唐诗数量丰富,清代学者均未曾寓目,其中佚诗《全唐诗》中自然无法收入。《全唐五代诗》将这部分文献中的材料吸收进来,成为其超越《全唐诗》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使用文献的版本方面,清初编《全唐诗》时所用书由于时代限制,只能就近取用,因此其中引用之书有些版本质量不高。如唐初诗人王绩,所据为三卷本文集,故仅得四十余首,现代学者研究发现尚有五卷本文集存世,较之三卷本多出六十余首诗。
第二,在学术规范上,《全唐五代诗》较之清编《全唐诗》更加科学、严谨。
清编《全唐诗》于诗人小传均不说明所据史料,存录诗篇也不交待底本、出处,读者在阅读中即使有疑问,也无从追溯其源头。《全唐五代诗》采取了有效措施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有别集流传的诗人,均择其善本为底本,并校以其他版本及相关古籍,针对文字异同写出详细校勘记,如杜甫诗以《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二十卷为底本,校以其他十余种版本,基本囊括了杜甫集的重要版本,校勘记中详细罗列异文,一本在手,其他十余种杜甫诗集的大致面貌即可掌握;无别集传世者或佚诗,《全唐五代诗》均据唐宋典籍引用一一重新辑录,并注明出处,使读者在阅读和研究中可以根据本书交待的线索追本溯源。
学术规范的发展具有时代性,《全唐五代诗》所具有的这种科学严谨的做法正是现代学术发展的产物,在康熙年间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也正是时代进步带给今日学术研究的有利之处。
第三,在研究深度上,《全唐五代诗》也远远超过了《全唐诗》。
清编《全唐诗》由于成书仓促,未能做认真仔细的考证,因此留下了很多问题。《全唐五代诗》在编纂时博考典籍,参互校证,对于诗人小传,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可靠的原始资料进行撰写,力求做到准确详尽,如盛唐诗人赵冬曦,《全唐诗》卷九八只有简略小传,生平重要经历遗漏尚多,《全唐五代诗》据新出《赵冬曦墓志》对其生卒年、登第年及历官等详细叙述,就为了解赵冬曦其人其诗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对于重出误收诗,凡确定为伪诗或非唐人诗作者,一律列为存目,如《全唐诗》卷三九初唐诗人欧阳询名下有《道失》诗一首,为从明人所刻《戏鸿堂帖》中辑得者,《全唐五代诗》则据各种证据判断《戏鸿堂帖》中所收欧阳询此帖为伪帖,诗也是伪诗,所以将其剔除,列入存目;有互见诗不能确定归属者,也均在每首诗作之下附加按语,谨慎存疑,如著名的《登鹳雀楼》诗,有王之涣作、朱斌作、朱佐日作三说,然尚无坚实证据能够确定此诗真正归属,因此《全唐五代诗》在三位诗人名下均存此诗,并详细交代出处以及重出情况,这就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
《全唐五代诗》与清编《全唐诗》之间的差异还有很多,细心的读者在阅读中自会发现。
归根结底,《全唐五代诗》与清编《全唐诗》所有不同的背后,是时代和人的不同。康熙年间无论信息的流通、资源的开放,还是学术的发达程度,都与现代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彭定求等一批在籍翰林,长于诗材而短于诗学,较之今日之专门名家,其整理成果当然也会有不同。清编《全唐诗》成书三百年之后重新集结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研究水准的团队,则不得不归功于时代的进步和主编会中诸位学者在学术界的号召力以及顾全大局、团结合作的奉献精神。
总而言之,从目前的初盛唐部分可以看出,《全唐五代诗》并非清编《全唐诗》的修订补充,而是在现代学术规范的指导下,吸收唐代文学研究丰富成果,以科学的方法编纂而成的一部唐诗总集,体现了新时代的学术水准。前人有言“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相信随着中晚唐五代部分的陆续编纂完成,《全唐五代诗》将取代《全唐诗》成为更加权威的唐诗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