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样的爱情

    在一次次旅行中，时间在一张张借宿的单人床上错落。如果你有耐心，并坚持，终究能看到时光在空间里画出完美的人生曲线。

    ——陈丹燕

    每次我到柏林，都会住在芭芭拉的家里。放下行李以后，我去浴室洗一个热水澡。她家的浴缸是老式的，很宽大。贴着澡缸，立着一面大镜子，为了让洗澡的人一边洗一边看自己淋湿的裸体。从前我没有看到别人家这样放过镜子，芭芭拉曾经是六十年代欧洲学生运动中的狂飙青年，不知道这样的一面镜子与她的青春史有什么关系。那面落地长镜，不像传统的浴室镜子那样本分实用，也不像情人旅馆里的那样低级趣味，它自由地、俏皮地、欣赏地、快活地照着人在热水和灯光下柔软发红的裸体，让你一边洗干净自己，一边好好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多少有点自恋和自豪，那是六十年代欧洲激进青年对自己裸体的情怀。那时候中国青年却正在成为狂热的红卫兵，在大街上剪去年轻女人的电烫的鬈发。

    芭芭拉在她的厨房里等着我，桌上放着从杭州带来的龙井茶，我知道她一定已经烧好了一壶中国绿茶。与一个中国男人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十年，芭芭拉习惯了用筷子吃饭，学会了一口普通话，懂得品清淡的绿茶。在德国人误解中国的人和事的时候，她会气得连额头都是红的，而要是中国人说自己的家乡菜世界第一时，她也会一样地气愤，说：“我们德国人愿意去试全世界的菜，虽然我们也爱家乡的菜，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可以尝尝别人的菜。”

    我知道她会问我想要喝什么。常常我要喝的是德国的水果茶，特别是我刚刚到柏林的那一天。然后她就笑着说：“当然。”她说的普通话，留着德国话的一点点顿挫的口音。

    厨房里的一切都在原处，备菜桌上放着水果篮，里面有被德国北部干燥的天气收干了水分的柠檬和苹果，也与从前的情形一样。厨房壁橱的白门没有关严，可以看到里面的架子上层层叠叠地放满了桂林的白豆腐乳、北方的鸡蛋挂面、山东的紫皮大蒜、台湾的沙茶酱、老抽酱油，当然还有安徽的小磨麻油，甚至还有一根东北的木头擀面杖。芭芭拉壁柜里的东西比柏林亚洲店里的东西都要地道。记得第一次我到芭芭拉家做客，那时我是和朋友一起吃了东西以后再去的。可是芭芭拉和阿田直接把我接到他们家的厨房里，他们已经做好了一桌子中国菜，笑眯眯地等着我。桌子上放着中国的青花小瓷碗、洗得发了白的筷子。那天我在芭芭拉家的方桌子上吃得不能动弹，那是记忆中我在德国吃得最饱的一顿饭。在那天我才知道什么是饱了，什么是不饿。刚刚和中国人结婚的时候，芭芭拉不会做中国菜，她在晚上吃黑面包、肉肠、忌司。而她的丈夫则要自己做一个热的汤，才算是饱了；现在，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在中国新年时，芭芭拉请了四十多个客人来庆祝，大家都吃到了她做的中国菜，连中国人都说，芭芭拉家的菜，比满街上挂着红灯笼的中国餐馆里的菜好吃多了。

    在漫长的日子里，芭芭拉的脸慢慢长宽了，不像她年轻时候的照片上那样，是一张地道的东普鲁士女孩狭长的脸。早晨在洗澡前，她穿着杭州的绣花袍子在厨房里看《南德意志报》。她在德国作的演讲总是关于中国的内容。她在七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地到中国旅行，在中国人好奇地问她怎么能说这么好的中文时，她常常说：“我是新疆人啊。”作为一个台南大家族的德国媳妇，她学会了吃凤爪。她翻译的中国小说得了德国的奖。有时候她会想要吃一碗大米稀饭，就着微辣的豆腐乳，而且非常想念中国早餐桌上放在小瓷碟子里的各色小菜。她有一次告诉我说，她看上去不那么像欧洲人，也许她的上一世真的是个亚洲人。她爱上一个来德国学习的台湾学生，从来不觉得这是自己生活中的奇迹。这像是命定的，从小她的家在战争中不断地搬家，她就觉得自己是与别人不同的外乡人，她的心情就是莫名地怀念某一个遥远的地方。上大学的时候她选择了东亚系，她说，要是没有遇到阿田，也许她有机会爱上一个日本人。

    向往着爱上一个遥远的、和自己完全不同的、带着一点点感伤和浪漫的人，也许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心愿吧。那个过分的心愿是那样地模糊，像睡着的鱼一样，沉在水底。应该有许多人，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心里还有这样一条睡着的鱼。还有的人，看到了它，可是看不到有任何可能，所以掉头而去，让那条鱼慢慢地寂寞而死。

    “爱上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的人，有困难吗？”有一次我问她。

    “不困难。阿田和我很合适。”芭芭拉说，“只是他是那么不喜欢跳舞，我也就不怎么跳舞了。”芭芭拉说着就笑了出来，“阿田有个台湾一起来的同学，来德国以后喜欢极了跳舞，他告诉阿田说，跳舞的时候可以碰到女伴的大胸脯。阿田是多么严肃的人，他马上说自己不跳舞，就真的一辈子都没有跳舞。看到我跳舞，他也不高兴。”

    那一次我们说了很久，关于阿田。芭芭拉说他们是不同的人，“要是看到天上有云，我会说天就要出太阳了，可阿田一定说，马上就要下雨了。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快活的日子。和他在一起生活，我知道了看一件事情，不一样的人会有很不同的想法，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这个世界。一个人要打开自己的心和眼睛，想一想别人的想法。”这也许就是芭芭拉比一般的德国人有趣和温和的原因，她的灰色眼睛里有一种善解人意的神情，让你觉得可以被懂得，即使你不被懂得，也不会被伤害。也许这是真心爱上过一个外国人的人，经历了凭着爱情走过千千万万种不同，就连关门压着了手指叫痛的那个感叹词都不同的人会有的眼神。

    那是一个秋天的黄昏，在金红色稍纵即逝的暮色里，芭芭拉的灰眼睛非常甜蜜地闪着光。我们一起开车回家。在那次旅行中，我们从北到南跨过德国，在公路上不断有路牌掠过，她总是说他们从前一起来过这里，和阿田一起，骑自行车旅行，或者是爬山。在我们路过一个绿色的路牌时，芭芭拉说，这里是阿田刚到德国时学德文的地方。她说着，突然哽咽了一下，眼睛里充满了眼泪：“要是我想起阿田，我就会觉得他真的，真的——”她摇着头，腾出一只手来擦去眼泪；透过公路旁的树林，我远远看到那个小城，红色的瓦顶在夕照里像金鱼的背脊，教堂的塔楼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我想那是教堂的钟。阿田的车在，阿田的芭芭拉也在，连阿田刚到德国时天天听的教堂大钟都在，就是阿田不在了。他在德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在打排球时突然倒地，就去世了。

    他现在是放在书房里的一张照片，芭芭拉为他供了中国的迷迭香，还有德国的菊花。按照他生前的愿望，芭芭拉把他的骨灰送回台湾，放在他母亲骨灰坛的旁边。到中国新年和七月的鬼节的时候，她会去台南看看阿田，拜他的灵位。

    然后，芭芭拉会到中国各地旅游，看朋友，逛书店，像从前她已经习惯了的一样，并跟着我去访问上海的老房子，自己骑车乱逛北京的小胡同，在背静的后海，一个绿色的小湖边上，她会坐下来和人聊天，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再也不会相见的一个中国人。“我喜欢很多国家，我也很喜欢意大利。可是，要是我去意大利，我会想，能去意大利真好。可要是我有机会来中国，我就想，哎呀，我要去中国了!”二十多年来，她一次又一次在中国旅行，有了中国的好朋友，从中国带回去的剪纸、帆布书包、布底鞋，和北京腔的一口普通话。

    从前，她回德国后，常常好几个星期，不愿意把手表上的北京时间拨回到德国时间，让自己保留一点点还在异乡的错觉。她时刻把北京时间的德国手表戴在手腕上，像被吵醒的人一样，紧闭着眼睛不愿意醒来，让阿田看了生气。而芭芭拉说，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中国人，她才想要了解中国的一切，才会对这个地方也有类似爱情的感觉。那里的树、那里的天、那里的街道上的气味、那里的人发出的说话声，那是别的语言，熟悉而陌生，蕴涵着因为遥远而来的温柔和感伤，和你爱上的那个人的容颜一起，总是回荡在你的心里。“要是一个人想要知道自己情人国家的一切，像对情人的身体一样热情，那才是爱情。”芭芭拉说。

    这样的爱情，像一场冬天的鹅毛大雪一样可遇不可求，可要是它来了，带着天上清凉彻骨的气息漫天而下，就会把一切都覆盖。它那么美可不着边际，那么脆弱可不能阻挡，那是一个阿田所不能承受的，所以聪明的阿田生过气。在一些年以后，阿田去世的追思会上，他们夫妇最老的朋友，还在致辞中提到这件事。

    常常我和芭芭拉在厨房里喝茶的时候，我的朋友会打来电话。电话放在门廊里的小茶几上。芭芭拉先跑去接电话，她说“王”，而不是报她自己的姓——穆勒。她跟了一个中国人的姓，所以我的朋友总是以为我是住在一个中国人的家里。我有时会解释。我看着门廊对面的客厅，墙上挂着广西孩子画的画、东北的皮影小人。一个明式的大橱靠墙放着，那是千里迢迢从上海的老旧家具店里买下、修好，运到德国的。这的确不是一个德国人的客厅。那个明式的旧橱在柏林干燥的天气里开裂出一些细缝。可是这也不能说就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是一个华侨的客厅。在墙上还挂着在意大利画的画，门边挂着一只蓝色的木头手，是芭芭拉的犹太朋友从耶路撒冷带来的礼物，犹太人常常把这样的木头手挂在门上，像是中国人的门神。这是一个眼界开阔的人的客厅。“芭芭拉嫁给了王先生。”我解释说。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总是想起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瑞士，住在海伦家，天天在海伦家的厨房里吹牛到深夜，一起喝光一大瓶干邑酒。海伦开玩笑说，为什么不让我回家去再为芭芭拉找一个中国男人，芭芭拉的生活太寂寞。这时，芭芭拉的脸在酒色的红晕里浮出一个淡淡的笑，她说：“中国的男人大多数都很脏，他们的头发尤其脏。只有阿田不是。”芭芭拉和海伦后面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但是她其实是个德国人。”我会接着说。

    “我是一个对中国有了解的德国人。”芭芭拉总结自己说，“爱上阿田，嫁给中国人，喜爱中国的许多东西，这都不能把我变成一个中国人。在我的生活里和中国有很多联系，也有许多的麻烦。我喜欢这样的生活，现在想起来，我很高兴在大学的时候遇到了阿田。”说起这事儿的那一天，我们决定要做红烧肉吃，加点糖，用老抽，重糖赤酱的，是上海本帮菜的烧法。

    （本文摘自《今晚去哪里》，陈丹燕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