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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3月18日 星期三

    青丝白发忆春风

    ——纪念恩师罗国杰先生

    姚新中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3月18日   07 版)
    1999年9月罗国杰(中)在伦敦Gresham学院参加中英伦理学研讨会上发言,姚新中(左)为其翻译。

        2015年3月9日上午7点22分,罗国杰先生静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作为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杰出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罗老师的思想和人格影响或塑造了伦理学领域里的几代学者,也是我终身难忘的恩师。

        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习是在人大哲学系完成的。罗老师的思想、人格和修为深深地影响了我这十年的学业和成长。走上研修伦理学之路,是在罗老师的直接引导之下一步步入门的。可以说,没有罗老师当初的悉心指导,也就不会有我后来在伦理学上的进步和成就。

        犹记得当年读本科的时候,我还不太清楚什么是伦理学、伦理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虽然也试着去读了一些书籍,但仍旧存有许多的困惑和问题。到了要开设伦理学课程之前,我决定去拜访罗老师,向他请教。第一次见面,我就被罗老师那种君子如兰、温润似玉的儒者风范所吸引。道明来意之后,罗老师热情地把我让进家中,深入浅出地为我讲解伦理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实际含义。他说,伦理学是一门大学问,很多东西一时讲不完,上课以后我们再慢慢谈。鉴于我缺乏伦理学基础,罗老师推荐我读一本苏联人写的教科书,并把他自己编写的讲义借给我看。这次谈话让我获益匪浅,不仅使我初识罗老师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给我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春风化雨般的滋润,而且使我与伦理学结下最初之缘,开启了我求学生涯的新天地。

        当罗老师正式为我们讲授伦理学课程的时候,我又被同学们推选为课代表。这样一来,我与罗老师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在罗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一些伦理学著作,同时选修了其它相关课程,逐步加深了对于伦理学的理解,对伦理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决定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个与伦理学相关的题目,探讨科技发展对伦理道德的影响。于是,罗老师又成为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到1982年毕业前,我报考罗老师的硕士研究生,遂正式成为其门下的弟子之一。

        在研究生阶段,随着伦理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展开,我对罗老师的认识和了解也逐渐深入。他常常告诫我们要多读书、读好书,只有这样才能开阔理论视野、深入思考问题。遵从罗老师的教诲,我阅读了大量中外伦理学经典和原著。罗老师自己十分喜爱读书,也喜欢买书,家里的藏书量十分可观。他说他的书大多是旧书店淘的。别人进城上街买物,罗老师也上街,但很少去逛商店,而是去逛书店,几乎每次都会发现一些好书。罗老师家里到处都堆放着书。他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自己的书房。后来有了一个三居室,罗老师便腾出一个房间作书房。他把房间的四面墙壁和中间都放上书架,结果因为书太重,房间地面的水泥板都压断了。学校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给罗老师分了一个四居室,可以说罗家是“因祸得福”。

        受罗老师影响,我们这些学生们上街的时候多半也都是去逛书店,尤其是二手书店,那里的书不仅种类多而且比较便宜。每次从城里回来,我们也都抱着一大摞书,一般不花光身上的钱是不会离开书店的。记得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对罗老师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为了将来不‘恨’,我现在多买点。”罗老师马上说,你以为书多是摆在那里的?那是要读的。不读,再多的书也没有用。我在人民大学读研和工作的八年间积攒了很多书籍,后来出国后需要把学校分的房间交回去,不得已捐给了伦理学资料室。

        罗老师鼓励年轻学子向未知挑战。他常常对我们说:“伦理学中的很多题目都是我们这些当老师的还没有研究过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支持你们去研究,你们把研究做好了,既能让我们也学点东西,同时也能为我国伦理学研究开拓出新的境界。”在罗老师及其他伦理学教研室老师的鼓励、支持和指导下,我开始翻译了斯蒂文森(CharlesStevenson)的《伦理学与语言》(EthicsandLanguage),该书后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深入研究斯蒂文森的理论基础上,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专注于现代西方元伦理学中情感主义。1985年硕士毕业之后我留校任教并攻读在职博士,研究方向是伦理学原理,导师依旧是罗老师。

        罗老师开阔的眼界和包容的态度也令人敬佩。1990年,受英国文化委员会(theBritishCouncil)资助,我赴英国师从理查德·诺曼(RichardNorman)教授开展中西伦理学比较的博士后研究。有一次在牛津大学开会,我遇到了卡迪夫大学的帕尔默(HumphreyPalmer)教授。在交谈中,他邀请我去他主持的宗教系做个讲座。1991年3月我从坎特伯雷去卡迪夫作演讲,并顺利通过了工作面试。接到他们的任命书后,我感到很犹豫,一方面很想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但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在英国的时间只剩下不到半年,不知道人民大学会不会批准。于是便给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的罗老师和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宋希仁教授写信咨询。我本来以为他们可能不会同意我的请求,没想到罗老师、宋老师很快就回信并且表示理解,表示支持我在英国多待一年。罗老师说,在国外,一年的时间太短了,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很多时候往往连语言还没有掌握好,更别提深入了解西方伦理学的理论和思想了。在信中,他希望我珍惜眼前的机会,认真研究理论问题,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成果,同时注重传播中华伦理,以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现在回想起来,罗老师当时不仅思想开放,眼光也很独到,能够敏锐地感知时代的要求,让我们这些后学们终身受益。1995年8月,我去韩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中途路过北京。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罗老师和宋老师时,他们十分高兴,叫上教研室的同仁一起给我接风。多年不见,本以为会有些生分,但当我见到罗老师那祥和的目光与春风般的笑容之后,我心头的最后一丝顾虑也彻底打消了。席间,罗老师多次问起我在英国的工作、研究及生活,言辞恳恳、情真意切,使我心中顿生许多温暖。我再一次感受到罗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天下胸怀。1997年之后,我经常回国讲学,因而有了更多的机会拜访罗老师,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开始中英伦理学的交流和合作,连续在北京和伦敦举办了两次学术会议。

        每次回国,不论时间多么紧,我都会去看罗老师。我们的谈话中,一个经常涉及的话题就是我什么时候回国。2010年我已在英国学习工作了20年,那年的8月关于是否回国的问题我和罗老师进行了一次长谈。罗老师表示希望我能够回国工作,他说:“英国毕竟不是自己的祖国,也不是自己的文化,在外面工作了那么多年,也该考虑回来为中国的伦理学事业发展作些贡献了。”不过,他也表示理解我的难处,因为国内高校教授的收入与英国相比太少了,但希望我一旦条件成熟,要给予认真的考虑。这次的谈话和罗老师的期待我时刻铭记在心,这对我在2013年底终于下决心辞职回到人民大学哲学院,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回来后罗老师的身体状况已经使得他无法自由地表达和交流了,不过他还是能够听懂我说的话。当我把我的想法和决定告诉卧病在床的罗老师时,他显得十分高兴。我也很庆幸自己在罗老师有生之年回到母校,能够为罗老师等老一辈学者们所开创的人大伦理学发展作一点自己的贡献。

        罗老师学识渊博,对于新知识有着强烈的探索精神。罗老师一生倾注于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而且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西方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罗老师对于中国当代伦理学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罗老师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从事伦理学教学与科研工作。196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中建立的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时年32岁的罗老师担任教研室副主任。在没有任何前人成果可供借鉴的情况下,罗老师和教研室的同仁一道,短短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几项研究课题:整理编辑了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道德的有关论述;开创性地讨论和制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并编写了繁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1961年10月,当这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的油印本出版之时,苏联施什金编写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尚未出版);在本科学生中开设伦理学课程,第一次在高等学校中讲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此后,罗老师还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为中国当代伦理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中坚力量。在罗老师的带领下,自1981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相继开办第一届、第二届高校教师伦理学进修班,随后还举办了多期伦理学研究生班,为新时期中国伦理学事业的振兴和发展,培养了教学和科研的骨干队伍。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当时我国最早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四个单位之一;1984年,教研室成为我国伦理学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作为新中国第一位伦理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罗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默默耕耘在伦理学教育事业的第一线,一生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为伦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培养了大量高级专业人才,为新中国伦理学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三是为全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殚精竭虑。罗老师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哲学系主任和大学副校长,在他的领导之下,伦理学教研室建设了本、硕、博三级伦理学人才培养体系,从而成为全国高校伦理学的研究中心。罗老师曾担任过中国伦理学会会长达20年之久,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道德与文明》主编、国家教委(教育部)《高校理论战线》编委会主任、特邀总编辑等职。在这些领导位置上,罗老师在领导和组织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罗老师生前所获的最后一份殊荣。颁奖委员会这样评价罗老师:“其为人也谦逊、慎独、达观,其为学也勤勉、严谨、创新”。获奖后,罗老师给人民大学写信,表示要把所有的奖金全部捐献出来,建立一个伦理学基金,用来帮助、鼓励和支持那些热衷于投身伦理学事业的莘莘学子,推动中国伦理学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考虑到罗老师家并不富裕的生活,我们几个学生曾经建议罗老师和师母留一部分以补贴家用,但罗老师和师母说:“你们说的,我们都考虑过,但我们还是决定把这些钱全部捐出来。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困难,不需要这么多钱。建立一个伦理学基金,可以帮助鼓励更多的人更好地学习伦理学。”

        斯人已去,生者余哀;掩卷长思,音容宛在。罗老师一生的成就和卓越,绝不是短短数千言能够涵盖的。借用“吴玉章终身成就奖颁奖词”的三句话来评价罗老师的一生:“他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者,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理论的创建者。”正可谓:

        百年育人,丹心创伦理之大业;万世流芳,青笔著道德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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