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思文革史学走向反思改革史学

    告别“以论带史”，走向“史料即史学”，告别“古为今用”，走向“为历史而历史”，告别“宏大叙事”，走向无关宏旨的“琐碎史学”，告别“自言自语”，走向“日常生活史”，这诸种倾向叠加在一起，导致近30年来的史学研究日益国学化、汉学化、实证化、碎片化，所以，在笔者看来，对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必须进行一次再调整、再斟酌，也就是要对史料与史观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引进与自主创造的关系进行一次再平衡。

 

    文革结束已经快40年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历史几乎每隔30年都要出现一次轮回：从1919到1949，从1949到1979，从1979到2009，几乎都是如此。从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开始，像中国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门类一样，中国史学事实上又面临一次再定向，或者说，已经进入又一次再出发的前夜。

 

    30年前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反思文革开始的，今天的再定向再出发，也应该而且必须从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走向开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史学最为活跃、繁荣和最富生机的30年”，尽管“这30年间的史学创获是1949年前的30年所不能比拟的”，但为了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对近30年来的史学倾向也必须像反思文革史学一样进行反思。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4年前后，史学界正在干什么呢？正处于一种什么形势呢？1984年前后，史学界正在义愤填膺地反思文革，正在控诉文革对一大批史学家如翦伯赞、吴晗等的迫害，正在声讨“评法批儒”对史学声誉的严重败坏，正在全面检讨1949年后所确立而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史学思想、历史理论的基本原则。总之，这个时期史学界的基本追求是：摧毁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前夕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思想和观念，为新时期学术确立新的方向。但与此同时，偏颇和偏差也出现了，甚至在一步步地向极端走去。

 

    通过1984年前后的反思，人们当时总结出了若干教训，形成了若干共识。

 

    从废弃“以论带史”到皈依“史料即史学”

 

    废弃“以论带史”，主张“论从史出”，在拒绝了“巩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硬性规定之后，史学界则逐步皈依“史料即史学”，这是“文革”结束之初，史学界的主要倾向之一。

 

    “以论带史”无疑应该废弃，这是一种带有典范性质的教条主义的治史路数。为了取代这一路数，史学界当时相继提出并强调了“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等治史方针，这本无不妥，因为在这些方针中，毕竟还有“论”的一席之地。问题在于，此后的史学界却在告别“以论带史”之后，则经由“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等弱化理论地位的环节，一步步滑入了“史料即史学”、即完全排除理论的观念之中。对“以论带史”的批判，最后竟演变成了对民国年间占主流地位的治史路数即“史料即史学”的皈依。于是“史界二陈”即陈寅恪和陈垣重新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史学界的偶像，“回到乾嘉去”终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成为史学界的主流思潮。

 

    近30年、特别是近20年来，主流史学界在拒绝了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了“理论”和“思想”本身。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缺乏“理论”和“思想”，缺乏“抽象”和“概念”。“理论”、“思想”、“抽象”和“概念”，要么已被主流学界遗忘，要么已成为不光彩的东西。而年轻的学徒几乎均成为主张“史料即史学”的傅斯年的私淑弟子了，到处是“考”，到处是“辨”，到处是“订”，到处是“补”，如果把这种方式仅仅作为一种训练手段，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与此同时，那些所谓的“导师”却教学生远离“理论”、远离“思想”，甚至还引导学生远离“解释”，说什么考证史实是历史学家的本份，评说史实则是站在史学圈外说话，完全忘了中外史家的教导：清理史实和解释史实都是史家份内的工作。选题越小越好，材料越冷僻越好，考辨越细越好，“理论”和“思想”的成分越少越好，已成为史界一种主流价值观或主流学风。

 

    总之，如果说近60年来占笼罩地位的史学趋向，前30年是教条主义的话，后30年则是实证主义。问题在于，教条主义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臭名昭著，而实证主义的消极影响，学界不仅尚未认识到，甚至仍被趋之若鹜！

 

    从否定“古为今用”到遁入“象牙塔”中

 

    废弃“古为今用”，主张“为历史而历史”，在拒绝了“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口号的同时，进而放逐了现实和时代，最后则整体遁入象牙塔中，这是“文革”结束之初，史学界的又一种主要倾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史学界对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认识，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1949至1979年近30年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占主宰地位，走向极端后，“历史”被“现实”完全吃掉；从1979年至今，又30年了，在这期间,“历史”又一直试图摆脱“现实”的纠缠，想不食人间烟火，走向极端后，“现实”又差一点被“历史”吃掉。近30年间人们谈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太多，而且在强调“区别”的时候甚至否定了二者之间的应有“联系”。

 

    1949年后，历史研究全面纳入为现实、为政治服务的轨道，有时甚至一度围绕着运动转、围绕着政策转，而登峰造极的表现则是在“评法批儒”时期，这时的历史学可以说已完全堕落为政治斗争得心应手的工具，颜面尽失，声誉被严重败坏。所以，“文革”一结束，部分学者就提出放弃所谓“古为今用”的原则，向“为历史而历史”的路子靠拢，“回到乾嘉去”之所以成为这时一些人的选择，绝非偶然。这时人们似乎已达成一种共识：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成为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要想避免丑恶的“评法批儒”，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最好。这种对所谓“纯学问”的向往在80年代初可以说即已成为一种思潮。但由于强大历史惯性的作用，加上特定的精神气候，在整个80年代，“历史”并未完全实现回避“现实”的目的，相反“历史”在新的斗争中依然发挥了重大作用。当然，也确有一小部分人实现了摆脱现实的目的。但到了90年代，“现实”才真正成为一种大面积的“瘟疫”，使得许多人躲避惟恐不及。一方面是翻天覆地火热的社会巨变，另一方面是寂静的远离生活的历史学领域。在一场巨大变革面前，历史学家集体逃亡了。

 

    历史学界刻意规避现实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集体缺席关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讨论了。中国崛起毋宁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这一复兴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意义已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经跨越学科的边界，成为国内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甚至文学家等等，均在这场讨论中悉数登场，都在通过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和思考，来展示自己的生机和活力。在这之间，却唯独不见历史学家的身影。这极不正常！因为文明的复兴，正仰赖于历史的被唤醒，而历史学家所担负的正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唯一中介，因而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历史学家们是最有资格、也最应该成为积极的一员的。但在各种各样的理由下，主要是在躲避现实的主流思潮裹胁之下，历史学家在这场讨论中却集体出逃了。

 

    从解构“宏大叙事”到走向“碎片化”

 

    废弃宏观研究、宏大叙事，在拒绝了假大空的同时，则进而放弃了对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的探求，这是“文革”结束之初，史学界的第三种主要倾向。

 

    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最大趋势，是由“虚”入“实”，弃“大”就“小”，而以“大”为“虚”、以“小”为“实”，则是问题的实质。中国史学界30年来越来越向“小处”走去，越来越向“细枝末节”走去，越来越向“边缘”走去，越来越向“琐碎”走去，而与此同时，史学界则在不断地解构所谓的“宏大叙事”，质疑“宏大叙事”，甚至妖魔化“宏大叙事”，历史的“碎片化”于是不可避免。人们在把历史“碎片化”的同时，史学界自身的“碎片化”也同时不可避免。一个统一的史学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这个所谓“统一”的史学界在被“碎片化”之后已经潜入各个历史碎片之中，是人们当下所感受到的一个基本事实。《近代史研究》和《史学月刊》两家杂志，于2012和2013年几乎同时发起“碎片化”和史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讨论，堪称是对这一点的力证，同时也说明此一倾向之严重。

 

    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也不是偶然的，这也是与“前30年”对着干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诞生，就声称不走“微观史学”之路，要探求历史的“法则”，要研究“大历史”，李大钊的立场当时最具有典型性。此后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和翦伯赞等唯物史观派史家，则逐步远离“史考”之路，坚定地踏上“史释”之途，远离“考史”的路数，群趋“著史”的路数。1949年后，历史似乎肯定了“史释”和“著史”为正途，“繁琐考证”为斜路。于是，从1949后，对历史的“宏观研究”成为主流，“五朵金花”的盛开，“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的讨论，遂成为历史研究的常态，走向极端之后，就出现了研究课题越大越好、越抽象越好、越空洞越好、细节和材料越少越好的局面。历史研究最后成为没有弹药的“放空炮”。

 

    “文革”一结束，这一研究路向也纳入“拨乱返正”的轨道，在一段时间内，被命名为“空论史学”而成为批判和清算的对象。于是，才有不少人的反其道而行之。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民国年间成名的学者还为数众多的背景下，这时，历史仿佛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人们相率回头向1949年前走去。到上世纪90年代学界则更直白地提出“回到民国去”，“回到傅斯年去”。所以，早在1981年，有学者就敏锐指出：学徒们却已经走上摒弃“宏观”群趋“微观”之路了。进入90年代之后，“后现代史学”传入大陆，“大历史”、“宏大叙事”则进一步被痛加解构，随后变得声名狼藉。历史的“碎片化”趋势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从打破“闭关自守”到放逐“自主叙事”

 

    废弃闭关自守，全面拥抱西方史学，在拒绝了“自言自语”的同时，进而放逐了自主叙事或本土化叙事，这是“文革”结束之初，史学界的第四种主要倾向。

 

    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始终在一种矛盾中前行：一方面，我们全面对外开放，向西方史学学习，全方位引进西方史学，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从西方话语系统打捞或拯救中国历史，而全面引进西方史学，就实质而言，就是引进和强化西方话语系统的影响力。近30年的史学始终在这种两难、悖论中前行。学术引进和自主叙事的冲突，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与特殊主义的历史叙事的冲突由此而起，而近30年占主流地位的则是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

 

    近30年来史学界向西方史学学习的主流做法是移植和模仿，题材是西方的，观念框架和基本预设均是西方的，甚至结论也几乎是西方的。总之，这30年基本上是西方史学在主导着中国史学界。近若干年尤其严重，总的倾向是选题越来越时尚化，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表层化，甚至在趋于讨巧。中国史学界越来越成为西方史学界、特别是西方中国学界的延伸。

 

    这种中国史研究的西方取向，加上国内主流学风的影响，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局部的细部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结构上的历史却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混沌。更重要的是，我们越来越失去了自主创造的能力，尤其是在思维上越来越懒惰，总是在等待西方给我们理论，给我们观念、思维、框架，甚至给我们样板和典范，以供我们模仿。回想一下，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在概念的提炼上、典范的铸造上、理论的抽象上，有进展吗？

 

    近30年来甚至近60年来，中国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界的关系实质上是学术小工与学术老板的关系。如同中国的企业长期以来处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一样，中国的史学也长期处在世界特别是欧美学术产业链的末端，充当人家的学术小工，辛辛苦苦地像蚂蚁一样为西方学术界采集材料，乃至形成初级产品，提供给西方的那些史学家们，而西方史学家们再从中抽象出理论、思想、观念、预设、概念，尔后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再一窝蜂地去追逐这些理论、思想、观念、预设和概念，还以为真理在握，真相在此。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界的基本关系。

 

    总之，近30年来的学术引进，强化了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进一步弱化了自主叙事，对此必须进行再平衡、再审视、再调整。我们要尽快自觉地从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转向特殊主义的历史叙事，更明确地说转向中国叙事、自主叙事。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与中国叙事之间的最大差异，就是基本语境的不同，大转型、大过渡、大转轨，构成当下中国的基本语境。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好不要离开这个语境，不能离开这个基本题材，不能用外国已转型成功后的选题来做我们的选题。西方的结构性变动早已完成，早就进入一个长期平稳的发展状态，所以他们可以聚主要精力于所谓的日常生活史，而中国正处在结构性变动之中、乃至之初，所以，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应更多的让位于对结构史的探讨。

 

    前30年史学思想遗产不应断然抛弃

 

    告别“以论带史”，走向“史料即史学”，告别“古为今用”，走向“为历史而历史”，告别“宏大叙事”，走向无关宏旨的“琐碎史学”，告别“自言自语”，走向“日常生活史”，这诸种倾向叠加在一起，导致近30年来的史学研究日益国学化、汉学化、实证化、碎片化，所以，在笔者看来，对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必须进行一次再调整、再斟酌，也就是要对史料与史观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引进与自主创造的关系进行一次再平衡。

 

    这种再平衡不是简单地从河西返归河东，而是同时克服河东河西的偏颇。文革后的30年基本上是与文革和文革之前的历史学针锋相对、对着干的30年。矫枉过正的结果，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扶得东来西又倒。所以，前30年的历史学固然需要继续反思，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也同样迫切需要反思。近30年和前30年都有偏颇，也都有值得认真对待的珍贵遗产。

 

    譬如前30年间占主流的“以论带史”的治史路数，在这一被视为教条主义的治史路数中，实际上仍包含着理论与思想可起积极作用这一合理成分，换句话说，教条主义可以抛弃，但“史观”或“理论”在治史过程中能起重要作用这一合理因子则不能断然抛弃。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在治史过程中，“史料”是不是永远处在主动、积极和活跃的位置上，而“理论”是不是永远是“灰色”的、消极的、被动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每个人的治学程序上来讲，材料的搜集和积累无疑处在初始环节与基础地位上，但强调这一点丝毫也不意味着“史观”或“理论”永远是消极的、被动的、次要的，乃至可有可无的。实际上，两者在治学的整个过程中互为前提、平等互动。没有“史料”当然不会有所谓史学，没有“史观”或“理论”也同样不会有史学，尤其不会有“现代史学”。“实证”和“材料”是史学的自然属性，而“理论模型”和“概念工具”的有无则是“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的分野所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和19世纪、18世纪、17世纪……中国史学的差异，就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史料”上，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今天中国大陆历史学与西方史学特别是西方“中国学”的差异更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史料”上，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以“教条主义”的存在和危害，作为否认理论作用的根据，从而走向“史料即史学”，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也一起泼掉了，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幼稚的做法和想法。    

 

    再譬如，“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等治史口号，当然有极大偏颇，也造成过巨大不良后果。但对这些口号也不应简单摒弃了事。这些口号事实上提出了“历史与现实”关系、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重大知识论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历史认识的过程中，“现实”等外部因素究竟是否一种正面的因素？“文革”后一段时间之内，人们普遍认为：为现实而研究历史必定导致歪曲历史真相，人们不知道，没有“现实”就没有任何“历史”，“史学史”、“学术史”演变的最大动力、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不是学术自身而是“外部现实”。包括人们谈虎色变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党派偏见”，其对历史认识的推动和相关学科的形成所起正面作用之巨，也是人们难以想象的。的确，对于某些学术科目而言，“党派偏见具有正面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而“建立一种把新思想、新问题、新挑战从学科外部引入学科内部中的机制，在今天比以往更加必要。党派偏见就是这种颇具威力的一种机制。”学术史上有大量事例说明了一点：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及其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根本不会有所谓的“廿四史”和《资治通鉴》，没有清算“帝国主义血账”的政治信念和现实诉求，也根本就不会有著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学术史事实。

 

    还譬如，1949年后，翦伯赞、范文澜等对所谓“资产阶级历史学”即“繁琐考证”的批评与指责，今天看来，也包含着许多很精当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在“文革”结束之初也被当作“左”而反掉了。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什么样的考证繁琐，什么样的考证不繁琐，无法说清楚，所以，这样的批评不合理，不要管这么多，大家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经过30多年的时间检验，谁是谁非，已经非常清楚了。翦伯赞等人所批评的，实际上是胡适当年所表达过的这样一种意见：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历史研究的题材和对象没有什么大小之分，“细节”和“问题”有着同等的价值。今天看来，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讨论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能相提并论吗？探究中国的历史道路，追寻秦至清两千年间的社会形态，与考证墨子的生卒年代和庄子究竟是楚人、鲁人或宋人有同等重要的学术意义吗？辩识出土简帛上的一个字的读音与辩论两千多年来中国土地所有制形式究竟是国有、公有和私有有同等重要的分量吗？所以，我们今天应该重估1949年后史学界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批判的意义。那种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的政治批判无疑应该永远拒绝，但这种批判中所包含的真理的颗粒也不应被无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之间的分歧，当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分歧，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分歧，而是“实证主义”和“以社会科学治史”两条治史路线之间的分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史合理性在此，所谓“宏大叙事”和“大历史”的价值在此，它们事实上是与“实证主义”路线有着同等价值的合理的治史路线的一种。

 

    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发表过这样一种看法：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只有在它已发展到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阶段时，才能准确理解前一个时代或前一个时期。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它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和东方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还没有能力和可能进行自我批判时，它对于前一个社会，即它还得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即都是片面的、情绪化的、反历史或非历史的。对欧洲中世纪的看法即是如此。由于资产阶级革命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一度被看作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当时都没有被人看到。对中世纪的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准确把握，显然只有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到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时才有可能。

 

    如同对中世纪的认识所产生的曲折和反复一样，对前30年中国社会政治准确判断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学界对整个前30年也基本上是一笔抹煞，也认为是由一系列政治错误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总之，当时基本上是以彻底否定和完全抛弃为主。只有当改革开放进行到能够开始自我反省、自我审视、甚至自我批判时，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前改革”时期的价值。譬如，只有当改革时期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达到一定程度后，只有当贪污腐败、道德崩溃登峰造极后，人们才能认识前改革时期所崇尚的平等、公正、均平的价值及其所采取的许多极端措施的意义。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彻底否定“文革”、不彻底反思批判“前十七年”极左的思想方针路线，改革开放没办法启动，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启动。

 

    对前改革时期史学思想遗产的认识也同样如此。“文革”结束之初，面对“评法批儒”的后果，面对史学园地的一片荒芜，面对史学队伍的七零八落，面对所揭露出的翦伯赞、吴晗悲剧的形成过程，痛定思痛，人们只能义愤填膺，只能背道而驰，那个时候要求人们理性地对待前一个时代，就如同要求一个普通百姓面对杀父夺妻的仇人要冷静和克制一样，未免太苛刻了。可是，当史学界偕同中国社会“背道而驰”了30年之后，这才发现，它也撞到了南墙上。“眼前无路想回头”，对改革开放史学的反思由此开启。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扶得东来西又倒，是这里的深刻教训。问题决不在于要简单地抛弃前改革时期史学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离出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教条主义形式中所获得的思想成果，绝不能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

 

    历史决不会白过，也从来没有白过过。这就是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