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缔造了现代美国

    在美国，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Day），全体美国人民都会放假一天来纪念在南北战争中牺牲的将士。这个节日的诞生与美国内战密切相关，亦可以看出这场战争之于美国的重要意义。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的内战，战争的结果以约62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废除了美国的奴隶制度，维护了联邦国家的统一。也因为这场战争的重要性，美国内战史也成为美国史学界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围绕它的起因、进程、后果、性质与意义，研究成果至为丰富。然而却鲜有将研究视角触及战争中死难者的著作。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著作《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视野，她以个人面对死亡与杀戮为开端，剖析了内战中的人们是如何“想象死亡”、“面对死亡”、“经历死亡”、“承受死亡”、“悼念死亡”、“记忆死亡”、“思考死亡”，探讨了战争和死亡对此后国家政治及社会文化的持久影响。美国《新闻周刊》称赞这本书是“一部开创性的历史著作。在其中，一段先前被忽略或被误解的关键历史，突然之间成为了焦点”。

    独特的研究视角也让此书站在了一个能获得广泛共鸣的起点上——毕竟，人固有一死，我们都拥有故去的亲友，我们也都将走向自己的坟墓。只是通常而言，正如福斯特借美国内战时期一位牧师之口所说的那样：“说两千或两万人在一场大战中阵亡，充其量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模糊的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与你个人无关。但你要是知道一个人在你身边被射杀，并与他战友一道在坟墓前帮忙埋葬他，这对你而言比那条耸人听闻的重大消息更加真实。”阅读整本书，死亡不再是没有生命的数字，而是真实鲜活可触可感的苦难，它对内战的参与者来说，是亲身经历的个体的突然逝去及由此带来的无尽痛苦。全书以“死亡”为主线，以“种族”、“性别”为支线，福斯特教授通过遍览内战时期的各种资料，收集了包括书信、日记、报刊文章、布道词、广告词、绘画、照片、墓碑碑文以及小说和诗歌等在内的丰富史料，生动地展现了美国内战期间的死亡是如何塑造了一个“受难的国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全书讨论“死亡”但不囿于“死亡”，而是将生命与死亡、个人与国家、宗教与世俗、战争与民主等宏大主题串联起来，研究视角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与悲悯。

    福斯特认为，死亡不仅改变了数十万遭受丧亲之痛的个人，它也改变了美国。内战死亡所带来的变化，一些是社会层面的：牺牲与国家变得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平民被迫脱离正常生活参军，妻子变为了遗孀，孩子沦为了孤儿；一些是政治层面的，例如黑人士兵希望通过他们的甘愿赴死与乐于杀敌来赢得公民身份与平等；还有一些则是哲学与精神层面的，例如死亡的存在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触及了内战时期美国人关于“我是谁”的最基本认知，而内战的残酷形势更是动摇了内战前美国人的“善终”观念。虽然死亡士兵的战友、随军医生护士以及牧师通过各种方式力图保持战前的死亡文化，但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死亡本身仍让生者感到绝望。大屠杀迫使美国人探寻战争浩劫的意义，并对它做出诠释……

    福斯特因此得出结论：死亡——不仅通过保全国家，也通过塑造持久的国家结构与国家义务——缔造了现代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说，福特斯其实是从内战死亡的角度，论证了战争是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死亡文化和美国人对自由与公民身份的界定，论证了战争是如何改变了美利坚的国家职能并促进了美国的国家构建。国家公墓的建立，以及以照顾活人与关注死者为目的的内战补助金制度的出现，所涉及的工程规模之大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福斯特1947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传统家庭，不过她却是一个“叛逆的女儿”，从小便很独立，曾参加声援马丁·路德·金的民权游行。她养牛，参加童子军，上舞蹈课，拒绝走上流社会女性的道路。而她的家乡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Valley）农业发达，盛产葡萄酒和良种马，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曾经作为通向马里兰、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的战略门户而被北方军重兵把守，1862-1864年之间，南北双方在这里爆发了多场激烈战役。如今在弗吉尼亚州很多主要城市的市中心广场，常常会看到竖着一个扛枪的南部邦联士兵的雕像。或许正是这些微妙的伏笔，最终引领福斯特成为了美国研究南北战争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并以她杰出的分析与描述才能完成了这本跨美国内战史与死亡文化史的著作。《这受难的国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美国史学界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并被《纽约时报》选为2008年度十大好书。

    当然，比历史学家身份更广为国内读者所知的，还是作为哈佛大学校长的福斯特，因为她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也是长久以来第一位没有哈佛学习经历的哈佛校长。在一次面向学生的演讲中，福斯特这样说道：“知识的即时应用经常遮蔽更宏大、更耗时的教育过程。如果只是狭窄地着眼于现在，我们就切断了自己同过去和未来的联系。”是的，任何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希望借此来更好地指导当下探寻未来。在书中，福斯特曾引用了安蒂特姆国家公墓的理事们在1869年所说的一句话：“一个民族之文明与高尚的标志，就是它对死难者所展示出的体贴和关怀。”——而这本记载着罹难者的死亡、杀戮与埋葬，镌刻着生还者的焦虑、痛苦与困惑的著作本身，也给面对过相似的痛苦、也必须寻求相似的慰藉的中国，带来了更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