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二道桥”、“马大人”

    一、据《师友杂忆》资料排定

    2015年春节期间，父母亲从老家苏州来我北京的小家过年，初四日，在家闲话，忆及父亲幼时在北京的岁月，遂将祖父之《师友杂忆》取出再读，将书中关于在北平所住地方的零星记录，一一摘抄，连缀起来。整理出1930年秋到1937年冬（祖母及家眷延至1939年）之八年间，祖父在北平先后住过的六个地方。现按时间先后，将《师友杂忆》所述及之六处，排比如下。

    第一站：燕京大学朗润园（1930年秋-1931年暑假）

    “既至校，与（潘）佑荪同住朗润园。园在故圆明园废址左侧，由燕京大门北向越一桥，不百步即至。”（132页，《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印行，下同，略书名。）

    “余居燕大朗润园，园之后半为屋舍，前半有池石林亭，余每在此散步。读于斯，游于斯，绝少外出。”（138页）

    “余在燕大又识张星烺，每星期五来燕大兼课，其寝室与余相邻，必作长夜之谈。……余初来北方，入冬，寝室有火炉，炉上放一水壶，桌上放一茶杯，水沸，则泡浓茶一杯饮之。又沸，则又泡。深夜不思睡，安乐之味，初所未尝。”（139页）

    1930年秋，受聘燕京大学国文系，只身首度抵北平。与前清进士、北洋政府法官、燕大教授、同乡潘昌祜（佑荪）同行，住朗润园单身教师宿舍，与历史系张星烺为邻居。一年后，辞燕大教职，回苏州。

    第二站：西城潘佑蓀宅（1931年秋-1932年暑假）

    “余是年携眷去北平，潘佑蓀割其寓邸之别院居之，距北大甚远。”（155页）

    1931年夏，得北京大学聘书，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同时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祖母奉曾祖母、携一岁大伯，随之北上，全家租住在西城潘佑荪宅之别院，但因潘宅离北大较远（不知确在何处），一年后迁住二道桥。1932年5月，父亲即出生于潘宅。

    第三站：后门二道桥（1932年秋-1933年春夏）

    “一年后，余家自西城潘宅迁二道桥，凡三院四进，极宽极静。年假

    以榆关风声紧，携眷奉先慈返苏州，锡予老母亦随行返南京。明年春，余单身先返北平，适锡予老友熊十力自杭州来，锡予先商于予，即割二道桥第三进居之。此本为先慈居住之所，平屋三间。其第二进仅一书室，为余读书写作之所。此二进相隔最近，院最小，可以隔院相语。”(155页)

    “时北平图书馆研究员向达、王庸、刘盼遂等五六人，集居馆中之地下室，余时去其处，极相稔熟。王庸夫妇亦曾居赁二道桥余家前院。”(167页)

    1932年秋至年底，迁住二道桥，旧称“北平后门二道桥”。“后门”即今地安门，“二道桥”为现地安门东街以南“北河胡同”之一部分，此地离沙滩红楼老北大不远，约在北大正北方1公里左右处，步行即可到达。1932年12月，因山海关抗日战事吃紧，北平不宁，祖父送曾祖母及家眷回苏。祖父之书记员贾克文一人留守二道桥。1933年开春，祖父一人回京开学，仍住二道桥，贾克文随之。将空余房屋转租熊十力、王庸夫妇。

    第四站：南池子汤锡予寓（1933年春夏-约1933年10月）

    “十力既来，而余眷久不来，锡予为余一人饮食不便，又劝余迁居其南池子之寓所，割其前院一书斋居余。”(155页)

    “其时余寓南池子汤锡予家，距太庙最近。庙侧有参天古柏两百株，散布一大草坪上，景色幽蒨。北部隔一御沟，即面对古宫之围墙。草坪上设有茶座，而游客甚稀，……余去，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一若唯此最相宜。余于午后去，必薄暮始归。先于开学前在此四五天，反复思索，通史全部课程纲要始获写定。”(150页)

    祖母等已回苏州，汤锡予因见祖父一人在二道桥生活饮食不便，便邀祖父同住南池子汤家寓所，汤寓为现南池子大街缎库胡同3号。贾克文随之住汤寓。

    第五站：又一居（约1933年10月，居一年左右）

    “不久，余家人重来北平，迁一新居。……余渴欲觅一清闲大院，……”(170页)

    家人回苏州约十月左右，再来北平。于是，祖父离开汤家，重新租

    房，“迁一新居”，关于此处，资料不足，不知为何名，在何处，姑且称为“又一居”。从时间推算，三叔或是祖母身怀六甲，一到北京即临盆生产的；亦或许是在苏州刚出生，就抱在襁褓中来了北京，据三叔说或为前者，但亦不能确定。在此住了约一年，因有不满意处，嘱咐贾克文代为物色新居处，遂找到马大人胡同。

    第六站：马大人胡同（1934年秋冬-1937秋冬-1939年暑假）

    “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在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遥。”(158页)

    1934年秋冬起，全家住马大人胡同，即今东城区育群胡同，在老北大东北约1.4公里处。此时大伯三岁，父亲二岁，叔一岁，1936年底易姑出生于此。1937年七七事变，冬，祖父一人先行离京，随北大南迁湖南长沙及云南蒙自、昆明等地，祖母带着家人，则仍住于此。两年后，1939年暑假，祖母带家人亦离开北平南下，回苏州。马大人胡同是祖父当年在北京住得最久，父辈们亦稍稍比较有印象的地方。

    二、踏访（上）：二道桥——北河胡同

    以上六处，朗润园现属于北京大学后湖区域，范围明确，最为熟悉。西城区潘佑荪宅，信息资料少，不能确定在何处。“又一居”同样不可考。南池子为借住汤用彤家寓所，查网上资料可知为南池子大街缎库胡同3号，不在话下。

    次日初五，我携同父母与在清华大学工作的易姑，四人一道决定作一天的北京故居一日寻游。我们把寻游踏访的主要目标，放在二道桥及马大人胡同两处。

    二道桥地名，在现在的北京地图上，已然没有，其对应的现代地名，经一番查对，得知应为现在的“北河胡同”或“火药局二条”。

    在朱昌春所著《北京运河沿线地名文化概览》之五中，有以下文字：

    “北河胡同在东城区西部，东起北河沿大街，西至东板桥街，曾为御河一段而得名。原为通惠河城区一段河道，……。入明以后，北河的流水仍很顺畅。在河的西端有桥名东板桥。由东板桥向东，沿河还有头道、二道、三道桥。岸边垂柳摇翠，河坡绿草如茵，四邻人家傍水居住，风光秀美，好似村野水乡，环境幽雅静谧。清朝宣统时称北河沿。为皇城内御河之一段，用做排泄污水的水沟。由于多年失修，当时污水污物淤积其中，雨季河水经常溢出河槽，臭气熏天。建国后将此河建成地下道，上面建成沥青马路，即现在的北河沿大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此段从北河沿大街分离出来，把二道桥并入，命名为北河胡同。”

    在《老北京胡同史话》的一篇网文中，又有说“二道桥胡同南口的二道桥”，是一座“三孔的石板桥”，故有“二道桥胡同”之名，“二道桥胡同”即火药局二条。现今的火药局二条是与火药局胡同垂直的分支小巷，火药局胡同上排列有火药局一条至六条等六条小巷，北河胡同在其南面比邻，故所谓火药局二条南口之二道桥，正应该是横跨于北河胡同即原玉河河床上的石桥了。二说虽似有异而实正相同。

    我们从南锣鼓巷地铁站出发，开始二道桥寻访之旅。越过地安门东大街，直接插入南面的小巷，首先见到的果然是火药局胡同及火药局头条、三条等门牌，不过基本都已被拆除，走不到几步，就被封围起来的建筑屏障物挡住去路，从屏障物的缝隙处望内张望，已是一大片拆光的空地。我们退回大路，从北河沿大街南下，没几步，“北河胡同”的路牌赫然在望，大家欣喜，几乎欢叫，即地拍照。随即从东口进入“北河胡同”。

    北河胡同也已基本拆除，据网上资料，2009年起开始拆迁，现在见到的路面是新修好的，左手是围起来的拆除空地，右手是联排的房屋建筑，一部分是修旧复旧的，尚未完工。一部分是看上去人去楼空的老旧房屋。旧房屋有三处印象较深：一处是胡同口，标为北河沿大街19号，从位置看相当于北河胡同1号，是个二层楼的洋房；再往里走，有标为北河胡同25号、27号两处未拆的老房子，老的四合院和院中加盖的小水泥房，错乱拼凑在一起，把四合院挤得只见房子没有院子。只有房前的一大枯树干，表示着这里曾经是以前老四合院的院子，现在则真正是所谓的大杂院儿了。过了25、27号，一路见“地安门中医门诊部”的指示牌，就走到了北端的焕新胡同，南端则是东板桥街，这里就应是北河胡同的西端尽头了。依据上面引文，元明时“由东板桥向东，沿河还有头道、二道、三道桥”，这么说，我们应该是已经走过二道桥所在的地方了！走完整条北河胡同后，我们又从西向东原路返回胡同东口。

    三、踏访（下）：马大人胡同——育群胡同

    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在中国美术馆东北侧，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大佛寺东街。明时称马定大人胡同，乾隆时称马家胡同，宣统时称马大人胡同，民国后沿称。1965年改称育群胡同。胡同内西端北侧马大人府曾为天主教崇慈女中，1952年改为第十一女子中学，1972年改为一六五中学。

    至于当时钱家确是住在马大人胡同的第几号，祖父书中并未详记，只回忆说房东是北通州籍一大律师，已忘其姓名。而三叔回忆说，好像是10号，但也不确定。父亲则记得当年的大房子，主人住前三院，我们租住后三院，中间隔断，自为进出，因此，他们所住应是大门朝北，在胡同南侧，而大律师家则是通到南面的钱粮胡同，在钱粮胡同北侧，大门朝南。

    易姑保留有几张妈妈抱着她站在家中院子里的老照片，正是在马大人胡同时期。父亲则记得这时期写过一篇作文（他依稀记得此时在孔德学校读幼儿园或一、二年级，因为回苏州就升读三年级了），作文题目是《风》，他却从“我家院子里养了一棵大树……”写起，家中大人指点说：只有养小狗小猫的，怎么树也用“养”字写呢？还有，要你写风，怎么写起树来？可父亲似乎并不买账：不写树，怎么写得出风？

    根据上引“第六站”所说“与西口第一宅……相距五宅之遥”，以及父亲关于“后三院”的记忆，我们这次由西口进入育群胡同，着重找坐南朝北的第五、第六或第七座院落。但要准确比定到底是哪一家，并不容易。因为一是以现在所见，有的大户型依稀还在，更多的则己换作新建的小型门脸房，已不好确认当年的情形。二是胡同的编号也与当年不一样，不能准确换算。我们在胡同西段来回踱步，往返观望，想象着当年的景观，勉强按现在育群胡同的门牌号码，推测出北面西起“第六、第七户”应该是现在的26号或24号，也正好此二家背后的院中，有一棵参天大树，姑且就把它们中之一个，当作当初居住过的房子吧。

    总体来说，育群胡同改造规划得比较好，一些新修复的房子，红漆大门上醒目地写着金色的大字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门楣上则都插着鲜红的国旗，居民进出于国旗下的某个大门中，呈现出一派春节期间宁静祥和的生活景象。我们试图找到一个老街坊询问，但想想，能够知道当年情形的，必须是年长于父亲者，则必须是九十岁上下的老者才行。我们只见到一位看上去约摸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坐在胡同里晒太阳，就试着上前问道：“您一直住在这里吗？”她说：“是的！我在此住四十年了！”我们又问：“你知道这地方以前叫马大人胡同吗？”她说：“是的，是叫马大人胡同，不过，我们搬进来时，已经是现在这个名字了。”当她听说，我们也曾住在这里，却是在七十多年前就搬走了，显然很是意外，我们也似乎有“白头宫女说天宝旧事”之感觉，于是，两下无话。

    1937年冬，祖父离开北平南下，1939年夏，祖母亦奉曾祖母、携家眷离京。当时祖父所藏用的教学研究书籍，仍全部暂存于此处，由房东代为保管。总想着有朝一日会回来取回，未料就此一去，祖父从此未能再北上过。上世纪50年代初，书籍由在北京的友人汤用彤受祖父之托，代为出售。

    我们一路忆旧，一路由西而东走完育群胡同，又自东而西走完钱粮胡同。两胡同的东段，现有高大的现代化楼房贯穿南北，正是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东城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我们从钱粮胡同西口离开，就此结束了此次忆旧踏访之行，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