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战线的歌声：《莉莉玛莲》

    喜欢做战争文化研究的学者和朋友们或许已经关注到这样一种现象……

    什么？战争文化？战争是最最反文化、反文明的人类行为！

    是的，似乎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尚未找到更加适合的名称和术语来称呼和描述这种人类行为。这里所说的文化取其科学层面上中性的意义，同时，这里提到的现象是指在战争话语和宣传的浪潮势不可挡，在个人崇拜和战争“英雄”的榜样形象替代一切道德规范、战争需求取代法制的情势下，在屠杀、死亡、仇恨和恐惧的笼罩下仍然表现出人类的善良、文化和理性的现象，坚信正义将会战胜邪恶的人们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当这种精神以易于流传的艺术形式出现，它便不会遵守任何国界、战线和意识形态的约束，鼓励着战争阴影下的人们坚持热爱和平、热爱生命和崇尚爱情的信念。它不仅存在于战争年代，并且会成为人们战争记忆中最为久远的内涵。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中，欧美各国的社会各个层面，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纪念、反思一百年前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伴以无数纪念活动、学术讨论和记忆文化的研究。这场当时被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称为“以战止战”的战争断送了1700万人的生命。不少学者都认为，没有一战结束时的《凡尔赛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发生便可质疑。仅在战争结束三年之后的1921年，希特勒便成为纳粹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党魁，在德国政治和经济界上层和部分民众眼中，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不断地成为右翼思潮煽情攻击的标靶，成为纳粹政党于1933年赢得选举的一个中心观点，并最终成为希特勒纳粹政权宣传反犹主义及战争动员的“根据”。

    2014年6月6日，是同盟国反攻欧洲大陆、由诺曼底登陆的70周年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许多二战老兵都会身着当年的军装，在子孙的陪同下聚集在诺曼底的海滩，共同追忆战争的年代、悼念牺牲的战友、互相讲述战后和平生活的故事。与官方那些显得僵硬的仪式相比，这些聚会常常在不同语言共唱同一首歌的合唱声中达到高潮。

    这些歌曲在战后的历史书写和记忆文化的研究中往往被称为“战争歌曲”或“游击队歌曲”，然而，它们的产生和流传则未必都只是直接针对战争，而是在战争期间被“赋予”了反战的“重任”。同时，在战后重建和各种政治冲突中仍然继续承载着人们对和平、民主和自由的深切向往，并被赋予新的意义、新的象征内涵。

    1.在军营的外面，在那大门之边，街灯驱黑暗，它光明依然。我们曾相约那一天，在街灯下聚首相见，就像莉莉玛莲，就像莉莉玛莲。2.我们的身影，交合难别分，两情之相恋，了然而无间。让所有人都能看见，我们就在街灯相见，就像莉莉玛莲，就像莉莉玛莲。3.哨兵在呼喊，归营号嘹亮，战友，我就来，禁闭可不想关。我们俩只能说再见，我多想和你永相恋，和你，莉莉玛莲！和你，莉莉玛莲！

    4.她熟知你的步声，步伐多矫健，夜夜明灯尽，情人何时见？我若有不测会发生，谁还会在街灯相见？和你，莉莉玛莲？和你，莉莉玛莲？5.静谧的夜晚，深深的思念，热恋的双唇，梦幻般浮现。凌晨散去雾霭的中，在街灯下渴望相见，就像莉莉玛莲，就像莉莉玛莲。

    （作者译）

    这是一首作于一战初期的小诗，在成为二战期间脍炙人口的“战士歌曲”之前鲜为人知。然而，正是这么一支文词平易、曲调简单的歌曲不仅牵动了亿万人的思念，同时，更令人无法预见的是，它的流行使得不少相关人士必须在政治立场及道德取向上做出公开的选择，并且他们的选择对他们的未来将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远在它成为的战争歌曲之前，《莉莉玛莲》（LiliMarleen）经历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时段。词作者汉斯·莱普（HansLiep，1893—1983）生于汉堡，1914年获得宗教和体育课程的教师资格，就任教师职位。1915年他应召入伍，训练后编入步兵卫队，驻扎柏林，后被派往东部战线。1917年负伤，后被确认为不宜服役。20年代，莱普周游了巴黎、伦敦、纽约和阿尔及利亚等地。1925年，他的海盗小说《葛戴克的仆从》（GodekesKnecht）为他带来文学上的突破，并获得由《科隆日报》赞助的高额文学奖。该书在30和40年代一直长盛不衰，作者本人则为了躲避纳粹政权对“堕落文化”的封禁及对文化题材的严控和异见分子的迫害而采取了一种中庸自保的策略，转向写作以冒险故事为主题的喜剧电影脚本。虽然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没有政治倾向，但在纳粹监管制度的控制下，最终仅有三个脚本拍成电影。与此同时，莱普还为批判纳粹统治的书籍撰写后记，帮助遭受压制和迫害的同仁，为营救已被关入集中营的犹太友人四方奔走。这一时期，他不仅从事文学创作，同时还涉足绘画和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1942年，希特勒给莱普颁发了二等战功十字勋章，奖励他“自战争开始以来，在占领区不遗余力地宣传帝国的东部纲领”。而在战线的另一边，艾森豪威尔则认为，莱普是二战期间唯一在全世界找到朋友的德国人。

    《莉莉玛莲》的歌词原为莱普诗歌，题为《哨兵》（DieWachposten），作于1915年4月，在作者所在的步兵卫队被派往东部前线的前夜。莉莉和玛莲原本是两位年轻女子的名字，莉莉原为莱普一位好友的女友的昵称，玛莲则是后备军医院一位助理护士的名字。莉莉和玛莲在作者出发前，本诗写作的那天与他告别。莉莉玛莲（可写成LiliMar-leen，也可写成Lili-Marleen）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女性的名字。原诗于1937年发表在诗集《海港小风琴》（DiekleineHafenorgel）中，最初仅发表了前三段。尽管此诗1937年已被谱成歌曲，但这一版本则只是在慕尼黑的一家歌厅演唱。1938年，诺伯特·舒尔茨（NorbertSchultze，1911—2002）重新谱曲，并邀请当时在歌厅演唱前一版本的拉拉·安德森（LaleAnderson，1905—1972）演唱。1939年7月31日至8月1日，即德军入侵波兰前一个月，柏林Electrola唱片公司录制舒尔茨的版本，并以唱片形式发表。90年代，舒尔茨在BBC的一次采访中承认，这个曲调原本是为广播电台的一条牙膏广告所作。然而，直至1941年，这首歌和唱片一直默默无闻，这一版只销出700张唱片。

    舒尔茨出生于布伦瑞克一个医生家庭，曾在科隆和慕尼黑学习钢琴、作曲、指挥等专业。在为《莉莉玛莲》谱曲时，他在音乐界已小有名气。在《莉莉玛莲》广为流传之前，舒尔茨“遵从劝告”而加入了纳粹政党，并接受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聘请，于40年代初开始写作战争宣传歌曲，为纳粹挺战电影谱曲。由此，他被登入纳粹“免兵役人士的名单”，逃过了从军的命运。在战争的非常年代，电影业是一个非常吸引艺术家，并能保证他们生命安全的行业。战后，舒尔茨被多方批评为“纳粹作曲家”，并在战后的“去纳粹化”清理运动（Entnazifizierung）中被定为“从众随行者”（Mitläufer）。后来他曾回忆当时的想法：“我当时三十多岁，正是必须应招的年龄，因此，对于我来说，只有作曲和送死这两种选择。”战后，他将自己1933年至1945年间全部作品的版税捐赠给德国红十字会。

    1941年4月，德军侵占南斯拉夫之后，占领了贝尔格莱德电台，以覆盖北非和东南欧地区。很快，《莉莉玛莲》便成为电台的最受欢迎的歌曲，每天有12000名将士来信点播这首歌。据当时电台的负责人回忆，7月，电台曾一度取消了《莉莉玛莲》的播放，遭到浪潮般的抗议。从8月18日开始，电台每天在21点57分，即当天最后一次新闻广播之前，播放这首歌。由此，《莉莉玛莲》便成为众多远离家乡、思念亲人故土的德国将士每天的礼仪：“每天晚上这个时候，我们都聚集在收音机旁边。临近的营地没有收音机，所以我们这里挤满了官兵，都来听《莉莉玛莲》。歌声响起，我们这些时刻面对战斗残忍现实而坚如钢铁的汉子，内心都像春天的冰雪般融化了。我们眼含泪水，面面相望，歌声就像亲人的爱抚……”战地记者引述一个士兵当时的感慨。无数情人、亲人相约在欧洲相距遥远的两个不同的地方，每晚守在收音机前，共听一首歌。当然，我们可以说，追随纳粹、积极投入侵略战争的人不值得同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同样具有人的感情，尽管，他们的思想受到纳粹意识形态的引诱，他们的感情并未用于战场上的“敌人”和被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但是，不正是人类最纯粹的亲情和对故土的热爱使得政治的煽动显得荒谬而虚弱吗？使得战争的话语不攻自破吗？

    无法改变的现实是，电波不认得战线的疆界，更不会遵守任何军令，《莉莉玛莲》的歌声很快就引起同盟国将士的关注。在北非战场，隆美尔和蒙哥马利以他们的“绅士之战”闻名于世，与东欧战场的种族毁灭战争有着截然的不同。这也不乏《莉莉玛莲》的赫赫“军功”。一方面，同盟军利用《莉莉玛莲》的流传对德军官兵施以心理战，向他们广播说：赶紧回到你们的莉莉玛莲身边去吧！而另一方面，英德双方似乎形成了不成文的每日“停战协议”，每到播放《莉莉玛莲》的时刻，双方就会自动停火休战，为《莉莉玛莲》清理出一片共同的时空。这是《莉莉玛莲》带来的短暂而又不可打破的和平。1981年，当时在非洲前线服役的德国老兵维纳·霍夫麦斯特（WernerHoffmeister）回忆道：“那时，两军战线间的距离很近，只有80米。每晚，当我们收听《莉莉玛莲》时，对面的英国士兵总是会对我们喊话：‘嘿！兄弟们，大点儿声！’就这样，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停战。”同年，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当时一位英国战地记者的回忆：“当时（1941年），沙漠里到处都是口哨吹出的《莉莉玛莲》的曲调”。原因当然是语言的阻隔，因为这时尚未出现英语的歌词。与此同时，盟军宣传部门对于《莉莉玛莲》是应采取强行禁止，还是应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长期争论不已。1942年，开始出现英语歌词，《莉莉玛莲》在盟军中更加广为流传。1943年7月10日，当时身为战地记者的普利策奖得主约翰·史坦贝克（JohnErnstSteinbeck,Jr.，1902—1968；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给英国《每日快报》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面对这样一支歌，你实在是无计可施，只能听之任之而已。……对于美军而言，攻击《莉莉玛莲》的一个重要论点似乎应该在于她是敌人同谋的身份，其次，她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好。这样的攻击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莉莉玛莲》是永生不朽的。像这样渴望见到从军的情人的年轻女子绝非德军的专利。政治可能被掌控和被民族主义化，但歌曲却会轻盈地跳过任何疆界，并在所有这一切意识形态的小题大做、“希特勒万岁”、军事典礼和洗脑都烟消云散之后依旧打动人们的心弦。她，《莉莉玛莲》是纳粹对于世界的唯一贡献！

    在欧洲东部前线漫长的前沿，《莉莉玛莲》更是“日行千里”。1941年12月21日，德方战地记者罗伯特·欧勃豪斯尔（RobertOberhauser）在给《帝国广播》杂志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没人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突然有一天，它已成为现实：在全长近三千公里的战线上，到处都是《莉莉玛莲》。有人轻声哼唱、有人吹口哨、有人歌唱——《莉莉玛莲》。……每晚听完广播《莉莉玛莲》，将士们的紧张而坚毅表情变得安详松弛，白日绷紧的神经放松了。这支歌就是他们睡前的晚祷！

    在东部战线前沿的另一边，《莉莉玛莲》与《喀秋莎》一样受到苏联红军将士的喜爱。同时，在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艰苦岁月中，《莉莉玛莲》也成为瓦解德军军心的心理战武器，并且还作出了意外的贡献。据一位苏联红军老兵回忆：在反攻的过程中，战斗间隙我们有时用缴获的德国留声机播放那些缴获的唱片。一天夜晚，正当我们播放《莉莉玛莲》时，一小队被打散的德国兵向我们靠近。他们以为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完全没有防备，无力抵抗，结果被我们全体俘虏。是他们的《莉莉玛莲》保佑他们保住了性命。——《莉莉玛莲》就是德军的四面楚歌。

    《莉莉玛莲》的另一位演唱者莎拉·雷安妲（ZarahLeander，1907—1981）则与纳粹政权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雷安妲生于瑞典卡尔斯塔德（Karlstad），中学时期接受了良好的德语训练。1929年首先在瑞典开始了歌手和演员的演艺生涯，1930年已在瑞典开始小有名气。1936年，雷安妲来到欧洲大陆，在维也纳成名，并很快与当时欧洲最大的电影公司——德国乌发电影公司（Ufa）签署拍摄合同。在1937到1943年间，她共为乌发拍摄了10部影片，吸引了无数的观众，成为片酬最高的女演员。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很认同她。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和她的合作带来了巨大的成就”。仅仅是来自于中立国家瑞典的女演员为纳粹德国效力这一事实本身，对于戈培尔来说就已经是很好的宣传，于是，无论她自己如何强调不问政治的立场，雷安妲很快便成为纳粹宣传系统的一部分。除了电影之外，雷安妲在德国国内举办各种演唱会，同时不断参加劳军演出，而成为纳粹宣传不可或缺的重要演员。当然，《莉莉玛莲》也成为每次必演的保留节目。然而，雷安妲在纳粹德国电影界的身份，以及在她所出演的众多为了意识形态和战争“大局”而牺牲自己的妇女角色的语境下，她所演唱的《莉莉玛莲》似乎有一种另样的意味。1943年，她在柏林的别墅被盟军炸毁，战局开始发生变化，雷安妲便回到瑞典。尽管与乌发公司的合同尚未完成，她却一直拒绝回到德国。也就是说，战后她也不曾面对“去纳粹化”的思想清理和教育。很多瑞典人都认为，没有人比雷安妲给瑞典带来过更大的损失，因此，战后相当长的时段内都不能原谅她的行为。

    面对一场企图灭绝人类种族、文明和文化的战争，位于或被权力机构置于公众关注中心的演艺界当然必须面对公开的选择。在《莉莉玛莲》的演唱者中，普鲁士军官的女儿玛莲娜·迪特里茜（MarleneDiet⁃rich，1901—1992）是艺术成就最高而又最为阵线分明的一位。在歌厅演唱和一系列无声电影之后，30年代初，生长在柏林的迪特里茜以有声电影《蓝天使》（DerblaueEngel）为代表的一系列影片取得了事业上的突破。很快，迪特里茜便来到好莱坞，进入派拉蒙影视公司，成为片酬最高的演员之一。正当她考虑回到德国继续演艺事业时，纳粹政党夺取了政权。当时，即1936—1937年间，纳粹上层实际上并未看好刚刚出名的雷安妲。戈培尔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人们对她（雷安妲）的评价过高。”迪特里茜在好莱坞的成功当然也受到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关注。戈培尔利用各种关系，花了很多时间和投资，极力争取她返回德国电影界。他计划采用1936年奥运会的手段，由迪特里茜出演表面中立平和、实则内容充满纳粹政治宣传的影片。1936年，戈培尔试图通过延长护照的手续对搁浅巴黎的迪特里茜施加压力，被她巧妙地破解。1939年，她便加入了美国籍。尽管她的个性始终充满了普鲁士的那种坚持原则、严格律己和履行义务等突出特点，她的内心始终充满了德意志文化，但她决不能忍受继续作为纳粹德国的一员。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加入了同盟国的战线。迪特里茜也随之投入抗击纳粹德国的工作，为筹集军费而推销国债。她自己清楚地知道：“我在这里筹款购买轰炸柏林的炸弹，而我的母亲就在柏林。”很快她便加入了美军，以歌声鼓励前线将士。美军登上欧洲大陆后，迪特里茜作为美军士兵随军回到欧洲。1944年秋，当美军在跨过德国边境进入亚琛时，迪特里茜是他们的一员。她在极为艰苦、危险的条件下四处劳军演出。尽管这一举动不可能对她的电影事业带来任何好处——她是一个爱国者，一个充满普鲁士精神的美国士兵。进入柏林后，迪特里茜终于见到分别多年的母亲。仅仅两个月后，1945年11月，这位发誓要比希特勒活得更长，要看到纳粹政府垮台的老人，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后去世。

    迪特里茜版的《莉莉玛莲》除了德语歌词以外，还有由她翻译的英语歌词。尽管当时已有一些英语歌词的版本，美军官兵最为喜爱的当然是迪特里茜的演唱。并且，他们索性将歌中的玛莲（Marleen）与他们所热爱的、与他们同甘共苦、探望他们伤病的玛莲娜（Marlene）相等同。于是，迪特里茜的《莉莉玛莲》便带有一种亲密无间的情感和生死与共的坚定。在迪特里茜那里，思念故土情人的《莉莉玛莲》不再只是朴素简单的士兵之歌，不再只是“归营号”声中的难分难舍和相约明天的卿卿之恋，而成为真正鼓励将士赢得正义战争的号角。迪特里茜在1945年版的唱片上索性将歌名的拼写改为LiliMarlene。

    战后，尽管在同盟国的压力下，德国进行了“去纳粹化”的清理运动，但很多人的思想中依旧存在着不少纳粹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和国际社会都赋予迪特里茜很多荣誉和奖励，但很多德国人却始终将她看成“祖国的叛徒”，绝不原谅她支持敌人的行为。甚至时至1960年，在她欧洲巡回演出过程中，杜塞尔多夫的观众席中尚有“德国爱国者”向她扔鸡蛋，而迪特里茜则寸步不让，坚持演出，绝不给“金发纳粹让出舞台”。事后，在答记者问时，她说：“害怕？我一点都不怕。唯一担心的是他们会弄脏我的戏装。”随着德国民主化的进程和人们思想的进步，尤其是德国统一后，迪特里茜最终受到绝大多数德国人的认可。1992年，迪特里茜逝世后被安葬在柏林，许多柏林人夹道致敬。1997年，柏林市中心的一个广场被命名为玛莲娜·迪特里茜广场。2001年，在迪特里茜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柏林市就过去对她的敌意态度诚恳道歉。2002年，柏林市给她颁发了“荣誉市民”的称号。

    德语版《莉莉玛莲》的前奏以军号和军鼓宣示战争在即，而迪特里茜配器的前奏则以口琴开始，暗示着战争和军规无法割断的恋情和回归故土、重见情人的渴望。只有在第三段才以军鼓伴奏，暗示战争的不祥步伐。源于诗歌的歌词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挺战的民族主义和塑造“英雄”的意味，正因为如此，它才如此长盛不衰。自冷战结束以来，德国联邦国防军电台每天在22点都会播放《莉莉玛莲》。对于远离家乡，尤其是在充满危险和敌意的地区维持和平、帮助建设的年青一代将士来说，她漫长的历史不仅宣示着教训，在通信发达的时代，她依然是寄托思念的曲调，为忙碌了一天的将士提供一个安静自省的时段，一段和平的晚祷。

    战线双方共唱《莉莉玛莲》是一种战争文化的现象。它并不特别，因为，宣泄生命力量的爱情永远是人类向往和平生活、反对战争的共同象征。爱情使得任何战争的话语都显得无力而荒谬，爱情的曲调会“在所有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之后依旧打动人们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