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亦商载浮载沉

    出版才华初现

    现代编辑出版家李小峰，江苏江阴人，1918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期间参加“新潮社”，担任《新潮》月刊校对和记录，后任干事；孙伏园参与编辑《晨报副镌》后，李小峰负责了“新潮社”的全部编印出版工作。

    《新潮》先后由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主编，因当时北洋政府经常滞发学校经费，北大不能再给刊物补贴，《新潮》只好停刊。那些卖不出去的书刊由主管“新潮社”行政财产的李小峰摆地摊去卖，后来开了一家书店，名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杂志的第一个字，叫“北新书店”（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在“北新”诞生前，1924年11月，由鲁迅主持，“新潮社”的顾颉刚、李小峰、孙伏园、江绍原等共同出版了《语丝》周刊，到了1925年3月“北新”成立，原来“新潮社”的发行、出版等便由“北新”代办，而“北新”也承继了“新潮社”事业。“北新”是以合伙股份创办的，主要出版新文学书籍。李小峰当时与鲁迅关系较好，所以鲁迅在北京期间的大部分著译便交给他出版，此外还为他编选、校阅书稿以及编辑丛书、介绍作品等，鲁迅给《语丝》的稿子也大多由李小峰转交。

    李小峰的商业经验在今天仍然有效：出版著作要自己交钱印书，须自负包销，如果是不需担心的情况下，则实行稿酬、出版税以及书局利润一条龙滚入书价批发销售的办法，这也是后来大多数出版商能够接受的办法。到了1926年春，“北新”在上海开设分销处，又增加出版社会科学书籍的业务，声望渐起。不料1927年北方政治形势逆转，“北新”的北京总店被奉系军阀封闭，李小峰便把上海分店扩为总店，由刚刚加盟的赵家璧任编辑主任。上世纪30年代，“北新”可与“商务”、“中华”、“开明”、“生活”等大书局相提并论。有人评论说：“‘北新’如李小峰先生之深沉；‘生活’如邹韬奋先生之活泼；‘开明’如夏丏尊师之持重，再加上章锡琛先生的精明”，这就是彼时中国出版中心上海的各家出版人的风采了（曹聚仁《我和我的世界》）。不过，李小峰的商业头脑渐渐发达，难免生出商人作派，以至鲁迅和他因版税纠纷对簿公堂。后来，郁达夫等人出面，经庭外调解，李小峰向鲁迅补清拖欠版税，双方又依当时《著作权施行细制》重新签定出版合同。

    后来，许广平曾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特别提到李小峰和北新书局。她说，鲁迅和这家书局历

    史关系最为深厚，那还是1920年鲁迅应聘到北大授课时，当时北新书局的源头——北大刊物《新潮》月刊和“五四”新文化团体之一的“新潮社”已经成立有年，而北大学生李小峰正是其中一位弄潮儿，彼时《新潮》标榜“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字”，它与北大的《每周评论》《国民》等旗鼓相当，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一面旗帜的《新青年》共同发轫了青春中国的启蒙思潮。当时鲁迅对《新潮》冀望“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1922年，他还提议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鲁迅的《呐喊》和他翻译的《桃色的云》后收入其中）。有了这样一番历炼，李小峰的出版才干崭露头角。1924年年底，李小峰在孙伏园陪同下访问鲁迅，提及成立书店来推动新文艺运动，鲁迅当即表示赞同，并将译稿《苦闷的象征》交给李小峰（后收入《未名丛刊》，作为翌年3月成立的北新书局开张时出版的第一种新书）。

    上海北新书局的浮沉

    “北新”初由李志云任经理，李小峰负责组稿、编稿和出版。应该说，北新书局迅速崛起于出版界当得益于李氏兄弟（李志云、李小峰）“近水楼台”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摇篮——北大以及一批“新潮”的师生，尤其是得益于鲁迅的扶持。此前，以鲁迅为核心创办的《语丝》周刊（1924年10月17日创刊，最初16个撰稿人当中也有李小峰）也交由李小峰发行，“新潮社”出版的图书（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统归他发行。后来李小峰回忆，鲁迅对出版工作非常认真，装帧、设计、校阅、广告等等都给予极大关注。当时鲁迅是“语丝派主将”，为之奔忙的则是若干个“小伙计”(李小峰、孙伏园以及李小峰夫人蔡漱六)，他们“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特别是李小峰，逐渐成长为一个干练的出版家。

    当北新书局开张之后，正逢“新文化”出版事业尚是“凤毛麟角”之际，北新书局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种局面，它出版的新文化书刊大得读者欢迎，逐渐形成品牌——中国新文学书籍的“婆家”。当时它的一些创举也开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河，比如“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鲁迅《三闲集·书籍与财色》)，等等。

    但是，“北新”成立后命运多舛，因为它专门出版新文学书刊，到了北洋军阀搞白色恐怖时，它的存在就非常微妙。当时鲁迅离京南下，已经预料到它的不测，认

    为“《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倘其停刊，亦殊可惜”(1927年8月17日致章廷谦信)。果然，继“三一八”事件李小峰被通缉(当时李小峰已由阳翰笙介绍准备加入共产党，后名单被北洋军阀从苏联大使馆内搜出)而避往南方、“北新”账房李荣贵被误捕，1927年10月，《语丝》出至154期时被张作霖查禁，发行它的北新书局亦遭封门之祸。

    此前，“北新”为发展业务，委托鲁迅在广州开设了一家北新书屋，专售“北新”和未名社的书籍，李小峰的兄长李志云也到上海开设了分店，至“北新”在北京的总店被奉系军阀查封，上海的分店就升格为总店。恰好，这正是中国政治版图发生变迁、上海取代北京成为文化和出版重地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刚刚建立南京政府，根基尚不稳固，“北新”利用这一缓冲机会重新积蓄力量，逐渐发轫于上海出版界。

    1929年4月，李小峰从苏联大使馆逃出，又绕道大连，最后南下上海，此后在上海北新书局的总局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其二哥李仲丹则任经理(名义上经理，发行人仍为李志云)。当时“北新”重点仍是出版鲁迅、冰心、郁达夫、蒋光慈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出版业务上则依照鲁迅的要求，所出书籍多采用新式标点和保留天地的版式，又率先废除了码洋(虚价)，改标实价，出书力求内容精美和廉价。这一阶段，“北新”以出版鲁迅著译为热点，它出版的鲁迅著作，包括鲁迅编校、翻译、选定、题序的图书，总数达数十种之多，此外如刊物，继先前的《未名丛刊》《乌合丛书》之后，《语丝》从第4卷起也仍由鲁迅主编。鲁迅曾回忆说，在他抵沪不久，“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嘱我担任编辑。以关系而论，我是不应该推托的。于是担任了。”后来《语丝》至1929年1月交柔石接编，9月交李小峰，1930年3月出至第5卷第52期后才停刊。当时鲁迅与郁达夫还合编有《奔流》月刊，也由“北新”出版，至于孙福熙和潘梓年先后主编的《北新》半月刊和周刊，鲁迅也曾为之长期撰稿。后来由于国民党布下“文网”，鲁迅在深受刺激的情况之下，对“北新”也不无微词，但正如许广平所说：对“这样有历史基础的书店，先生不愿意随便给它打击”，甚至还有点宝爱(“偏私”)，这不仅表现在鲁迅不为其它书店给予的优待条件所动，没有把自己在“北新”出版的著作移出，他还把原来准备在“商务”发行的译稿《一个青年的梦》和《工人绥惠略夫》也转给“北新”出版。即使后来鲁迅对李小峰拖欠版税大为光火，仍能不失公正地评价“北新”，他说：“不过我要说一句话，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小峰却还有

    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介绍，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绍介的作者，现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1927年12月26日致章廷谦信)。当然，鲁迅和“北新”的关系也是双赢的关系，“北新”给鲁迅的版税比一般书店要高许多。此后虽然鲁迅对“北新”有了戒心，又反感它的商业气息，并且李小峰与掀起“硬译”风波和鲁迅结怨的赵景深成了连襟（李小峰妹李希同嫁给赵景深，其夫妇皆在“北新”任职），双方的热情才逐渐冷淡。

    鲁迅生前是极力维护“北新”的，到上海之后的几乎全部著作也都交由“北新”出版，须知当年出版鲁迅文字的书局几乎都可以赚钱。后来反而是李小峰对国民党的出版控制有所忌惮，三次查封已让“北新”惊心动魄，出版鲁迅的书已是冒险。当时一些人认为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之下，如鲁迅也要“没落”了，李小峰不得不跟着“转帆”，这就是出版家遇到的窘境。所谓“转帆”，就是在出版书籍时要考虑保险系数。当时许多书局以为出版教科书既保险又赚钱，李小峰想，“北新”何乐不为？于是，北新书局在“启封后不敢再发售进步书籍，改变出版方向，出版英汉对照文学读物、各种复习指导、儿童文学、活页文选、工具书等”(蔡漱六《北新书局简史》)。这也就是许广平所说的，它“风帆一转，文学书就置之脑后了，先生以为这是大大的失着。如果它坚持早先立场，倒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鲁迅与青年们》)。不过，平心而论，在国民党的高压下，避开锋芒去出版一些无可非议的教科书不失为一种全身之法，何况李小峰究竟还是出版商，有他的苦衷。

    北新书局和李小峰的淡出

    “北新”的没落，除了出版环境的恶化，在经营方式等方面也存在问题。比如鲁迅批评它到上海后“扩大组织，变店铺为家庭，外间给以批评为‘胡涂”’，就是指李小峰搞家族式管理，造成内部“似乎书局中人，饭桶居多，所以凡事无不散漫”，外部则“太精明的店，也同样难以合作”。但鲁迅仍然认为它“比起精明的来，不无可爱之处”，这“可爱之处”就是以李小峰的“呆子”精神还能恪守出版家理念，即使他在生存和营利双重考虑下勉为其难。果然，1931年1月，国民党上海当局会同租界当局搜查书店，继之又公布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鲁迅写信对李小峰说，形势是“众口铄金，危邦宜慎”，“北新”如果为图自保，大可以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同流合污。然而“北新”尚有品格，这让鲁迅十分欣慰。到了这年3月，它被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查封了，经过疏通，复又恢复。此后，经不起打击的李小峰真的想“转帆”了，请鲁迅写作《中国文学史》，鲁迅却表示：“我久想作文学史，然第一须生活安静，才可以研究，而目下情形，殊不可能，故一时实无从措手。且现在法律任意出入，虽文学史，亦难免不触犯反革命第x条也。”(1931年6月26日致李小峰信)。还有人请鲁迅重操旧业，给它们一些好销的小说，鲁迅说：“出版社呢，让我写些国民党不禁止的好卖的小说，但那样的小说我绝不能写。”(原胜《紧邻鲁迅先生》)。

    此后的鲁迅对“北新”是隔膜了。然而当“北新”实在无法维持时，鲁迅从不去“添乱”，即“每当它封门受压迫时，先生从不肯在这时期去索一回版税”(许广平)。又据

    李小峰回忆，“北新也从不因先生不来索取而不送版税，仍按月照常支付”(《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后来，鲁迅坦率地说，“北新”“近来好像已不为读书界所重视，以这么多年的辛苦造成的历史而至于如此，也实在可惜”（1933年1月2日致李小峰信）。到了1934年2月，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厉行查禁和审查制度，“北新”所出版的鲁迅著作中就有《而已集》《三闲集》《伪自由书》受到查禁，“北新”只好易名“青光”，此后，鲁迅与李小峰逐渐疏远。

    李小峰经营书业冷暖自知，作为书商，即使在与鲁迅“对簿公堂”之后，他也基本上遵守了对鲁迅以及其家人支付版税的诺言，不过后来许广平在回忆录中却批评李小峰，说：“大概在上海的北新，后来已经与流氓、特务、政客结成一伙，重用李子云、丁默村，大捧钮惕生，乱登淋病广告，另设伪国旗商店，已经与新书业绝缘，惟以广印活叶文选和反动教科书营利，以剥削作家为能事。”(《鲁迅回忆录》)。随即一些鲁迅的弟子也抨击李小峰。

    李小峰后来成出版界的“资方”代理人，又是“右派分子”，于是，在“宏大叙事”的话语下，他只好成为一个丑角而存在。显然这是不公平的。至于“北新”，先是抗战时期迁至安徽立煌县勉强维持营业，抗战胜利迁回上海。再后来，李小峰联络私营书店组成上海通联书店（李小峰任常务董事，后又任行政管理委员会主任）。1954年，“通联”又与“广益”、“大中国”、“人世间”成立四联出版社，李小峰任副社长兼代总编辑(顾颉刚任总编辑)。公私合营后，李小峰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部第一副主任。1962年，他被调至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工作。1963年，李小峰退休。1971年9月3日，李小峰在“文革”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