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文明》：笔墨从胸襟中来

    李骏虎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著有《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母系氏家》等长篇小说以及大量中短篇小说，新近又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深受好评。他在散文方面，也同样用力甚深，新著《受伤的文明》即是他13年来作品结集。

    一直以来，我都对小说家的散文创作心存疑虑。散文在当代文学的整体结构之中，已经被边缘化，甚至不再被认为是文学殿堂中之一员，而沦为了一种消闲式写作的产物，一个专业的小说家，能否以严肃的、虔诚的态度来对待散文创作，这是让人煞费思量的一件事情。我也曾看过一些知名小说家的散文，大体说来，并不觉得满意，因为其写作态度是过于随意的，而李骏虎的这本《受伤的文明》，却予人截然不同的印象，这种印象，首先就建立在其创作态度的严肃和诚恳之上。

    我的老师范培松先生是专门从事散文研究的，对于散文艺术，他有一个核心的判断，就是：“自我是散文审美的第一要义。”一个作家，他在进行散文创作的时候，能不能做到“笔墨从胸襟中来”，能不能一切言语出之本心，这是至为关键的一个要素。在《受伤的文明》中，我们随处可见作者心绪、情怀的自然袒露，如谈到阅读菲茨杰拉德小说的感受之时，作者说：“在咖啡馆的轻音乐中阅读菲茨杰拉德，我的忧郁大于快乐，落地窗外是一大片写字楼群，马路上，年轻的人们在寒风里衣冠楚楚地奔走，追求成功成为写在每个人脸上的符号，偶尔，我们也会去享乐，也会体验狂欢后巨大的空虚。”这样的笔致，显然迥异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这就是散文的笔致，在这样的语句背后，充盈着一个真实、饱满的自我。

    以文章内容而论，《受伤的文明》中所收录的散文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游记的形式寄托对历史文化的思考；一类是结合自身经历谈论文学与创作；还有一类则是记事怀人之作。从我个人的阅读兴趣来说，第一类散文是我最为喜欢的。在这类散文里，李骏虎也更多地展现出了他在散文艺术上的天赋：宽松而舒展的叙述节奏、坦诚而自然的情感抒发、清朗而质朴的语言风格。作为整本书的开卷之作，《受伤的文明》一文无论从格调、气质上，还是语言、叙述上，都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朱自清《欧游杂记》中的散文。在描述异域的文化与现状之时，作者所表现出的“同情之理解”发人深思：“这个国家的艺术和它的现实距离太远了，甚至可以用一个中国成语‘天壤之别’来形容。我无法判定，它的历史剧里表现的那些强盛和歌舞升平的历史是否真实存在过。然而他们的演员和观众又是那样真实的快乐，以至于你无法嘲笑他们是自欺欺人和夜郎自大。”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多元的，永远无法用一把尺子来衡量，也许，在面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之时，理性的思考常常是无效的，唯有设身处地，采用一种“移情”的手段，方能真正地理解对方。而这一点，正是李骏虎文化散文最突出的一个特质。

    在阅读《受伤的文明》的时候，常常能感受到作者遍及于世间种种的细致观察力，如谈到北地的树时，作者这样写道：“就算是北方省份，也有着明显的南北差异。从太原往北走，一路走高，树木的姿态变得内敛，枝和叶都往里收，收成一束，朝着天空高举。叶片极小，像鱼鳞，遍体都是，连主干都不能放过。”读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前人关于“南北”的妙论，如鲁迅论及南人与北人，尝谓：“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李骏虎生长于晋南腹地，自称“晋南虎”，但既属晋地，自是北人无疑。明末清初之际山西的大学者傅山曾对比“东南之文”与“西北之文”，认为：“东南之文概主欧、曾，西北之文不欧曾。”此处所谓的“欧曾”，即是欧阳修和曾巩，后来此二人的文章亦为桐城派所推崇。言及“西北之文”，又云：“其文沉郁，不肤脆利口耳。”大体说来，“东南之文”与“西北之文”的区别，在于前者轻灵，后者厚重；前者流利清脆，后者沉郁雄劲；前者务雕琢、重文采，后者多寄慨、尚大气。以文风而论，《受伤的文明》当然属于典型的“西北之文”，李骏虎的散文创作，并不将过多的精力耗费在一字一句的推敲、文章结构的设计上，而是以其“西北之文”所特有的大气与深情，将读者自然而然地带入其中。

    《受伤的文明：李骏虎文化散文》，李骏虎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