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知识分子应该获得尊严

    我想象不出这么一位有着浓郁的湖南口音的博导，在大学的课堂上怎样给学生们授课。评论家李敬泽说，阎真的表现总是“与此时此地有一点格格不入的味道”，他的手机也是“古董”级的，他对周围沸腾的生活似乎浑然不觉。

    作为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阎真的文学创作算不得丰厚。但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掷地有声。

    2014年12月3日，首届路遥文学奖在京揭晓，阎真新作《活着之上》摘得桂冠。有评论说，“在所有写高校的小说中，这部小说是最贴近生活的，是最原生态的。”小说触及了黑暗面，但并不是批判、揭露性质的，而是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反映当下高校的基本状态。

    他更写出了以聂志远为代表的有良知有追求，但又在现实环境下无奈生存的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真实境况。这些人虽然也屈服现实，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一丝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向往。

    手写狂

    读书报：您的小说一直手写？与网络的关系是否不够密切？现在教学中也广泛使用电脑，为什么写作上如此原生态？

    阎真：我的四部长篇小说都是手写的，也是有手稿的。我也能够用电脑写东西，但是很慢，像捉虫一样。也许是对新事物不够敏感吧。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在教学中也不用多媒体。

    读书报：《活着之上》先后修改了十一次，修改多是哪些方面？

    阎真：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先写出手稿，请打字员录入，然后在打印稿上修改，再录入，再修改，如此反复，最后定稿。《活着之上》就是这样反复了十一次，基本上是修改了一年，每个月修改一次。修改一方面是改错别字，另外不断地完善艺术和思想表达。小说原稿理性的东西比较多，因为写作时间很长，有重复表达的地方，后来删了很多，也补充了一些自认为很生动的细节。赵平平的形象也往好的方面调整了。

    读书报：李敬泽说您是一个与现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您自我评价呢？听说您还用着老款的手机？有多老？

    阎真：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格格不入，也就是接受新事物慢一点。我现在用的是诺基亚手机，能打电话发信息就够了。我发信息还是很快的。

    读书报：网络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么？您利用网络都做些什么？

    阎真：我每天都上网，看新闻、收发邮件等等。偶然也关注一下八卦。我觉得网络真的太神奇了，一个邮件在全世界各地都能够收到，那么在没收到之前它到底在哪里呢？

    读书报：写作于您，意味着什么？像您这么慢的节奏，在网络作家看来是难以想象的。您对于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作愿意作何评价？

    阎真：写作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还是我的信仰。它对我意味着事业和梦想。我写得很慢，但是我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想表达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如果没有那么多，而努力去写，那就必然会有水分。鲁迅一辈子还没写过长篇呢，只写过一个中篇，但我觉得他想表达的东西都基本上表达出来了，如果他有遗憾，那么遗憾也不会很大。对于网络文学，我真的没有读过，也就没有资格评价。

    残酷的学术竞争

    读书报：您在高校任教三十多年，对于教育界的诟病肯定有更深刻的认识，能谈谈吗？现实生活中，您是怎样的老师？

    阎真：我1984年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高校教书。比我们长一辈的老师，他们的思想可能比较保守，视野也比较狭隘，但在为人师表方面，总体上说做得比我们要好。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种功利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氛围中，对现世的自我看得更重，几乎成了核心价值观。如果说教育界有什么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价值观的扭曲。这是一切教育乱象的根源。至于我个人，基本上还算一个对学生有爱心有责任感的教师吧。但是对学生投入的精力，是很不够的。

    读书报：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您笔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作为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从最初的“迂”到后来“与时俱进”当上卫生厅厅长；而《活着之上》中的聂致远，却能在生活的种种艰难中依然选择了坚守。这部作品背后，我想必然隐含着您本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可是，聂致远的选择，是否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您是真的对这个世界充满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吗？

    阎真：在写《沧浪之水》的时候，我的基本想法，就是功利主义的力量太强大了，生活中诱惑太多了，一种精神力量是无法抵抗的。但后来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功利主义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它的合理性合法性不是没有边界的。它的份量非常沉重，但总需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活着之上》表现的就是这种平衡的力量。这种力量虽然不够强大，但有它或者没有它是不一样的。有了这种力量，人们至少可以找到坚守生活底线的依据。聂致远并不是一个文化英雄，他的选择也只是努力坚守良知的底线，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人物并不是凭空想象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而且没有生活得那么纠结。对这个世界我不敢说有多么乐观，我的小说也没有那么乐观，但世界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么悲观。

    读书报：听说这部小说酝酿了三年，记了1100多条笔记。是否您的创作一贯如此？

    阎真：我每写一部长篇大概要六年时间，思考几年，成熟了再动笔写几年。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用笔记的方式把想法和生活素材记下来，然后反复阅读笔记，从中提炼出稳定的想法。我每部小说，都记了2000条左右的笔记。这已经成了我的写作方式。

    读书报：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小说中一些人物或事件是否有人对号入座？

    阎真：写作中最大的障碍，或者说最困扰我的东西，就是怎么才能写出一点原创性。当然我也很担心有人来对号入座，幸运的是，这种事到今天还没有发生。

    读书报：聂致远是一个正直、善良但是也软弱的知识分子，看的过程中，比如在与汪燕燕评职称的较量中，特别为他着急。聂致远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我想了解您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与理解是怎样的？他们在国家民族发展与壮大中，担当了什么?

    阎真：聂致远的性格是比较软弱的，在这方面也有我自身的投影。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我想大多数人还是善良而且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吧。至于他们担当了什么，我觉得科技知识分子的担当大家都看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担当，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个人权利意识的提高，珍视生命观念的普及，传统文化的传承等等方面，他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读书报：人性的善与恶，在《活着之上》得以充分的展示，并且对于一些类似传销的事件也有深刻的揭示。近几年，新闻事件在小说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如果八、九十年代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承担着新闻的某种功能，那么现在小说的这一重功能已远远滞后。那么小说家的职责是什么？您如何处理新闻事件在小说中的应用？

    阎真：我在小说中从来不追求新闻性，如果作家像记者那样去表现生活，那就是极大的失败，没有资格称之为一个作家。作家的职责第一是要把生活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以追求更持久的传播力量，第二是在表达的过程中，要尽量地开掘心灵的深度。所以，尽管小说中有些情节大家已经在新闻中熟知，但我的表达仍然是具有创意性的。

    读书报：小说中没有真正的坏人，芸芸众生，都为活着奔波，为活得更好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尊严。悲悯之情，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您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阎真：在写作中，我的一种主要心态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获得尊严，这种尊严，既要直面市场，又要直面权力。这两者是我们生活中的巨型话语，一个知识分子，在它们面前要做到无欲则刚，的确是非常困难的。

    读书报：小说中有些震聋发聩的声音，比如“搞学术不应该搞到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地步。可是，真的没有别的选择，资源就那么多，少数牛人已经占了大头，剩下的大家都拼了命去争，你不争你就没有。”学术界风气下滑在圈子里多少都有耳闻，但是被这些直接展示出来的时候，还是感到了残酷甚至血腥。您怎么评价中国学术界的风气？

    阎真：当下的学术竞争非常激烈，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残酷的。因为学术地位不但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也可以带来巨大的尊严，圈内人很难做到无动于衷。你在这个圈子里，如果不追求这个，你还能追求什么呢？所以说当下的学术已经被功利主义浸染了，有些人为了争项目，发文章，评奖项，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学术标准已经完全被功利主义摧毁了，大家都是圈子里的人，水平高低心里还是有数的，也还是在起作用的。

    读书报：您是有些方言的，这会影响您的写作和教学吗？您希望达到怎样的语言风格？

    阎真：我从小在长沙长大，口音中方言的意味很重，哪怕在北大读了四年，还是乡音难改。这对我的教学效果可能有一点影响，所以我从来不参加教学竞赛。我小说的语言风格，从来没有去设想过，基本上是顺其自然。我在叙事中追求的第一是好看，第二是耐看。

    曹雪芹的韵味

    读书报：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在加拿大留学，当时出国是什么原因？在国外的经历是怎样的？为何回国？

    阎真：1988年研究生毕业我就出国了，当时中国很穷，出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件非常有诱惑性的事情。我一个研究生的同学说，出国就等于多活一百年，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比欧美要落后一百年。这几十年中国发展很快，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衣食住行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在国外我读了近一年研究生，学的是社会学，后来退学赚钱去了。我做过很多工作，洗碗工，厨师，派送广告，塑料厂，操作机器。我拿到了绿卡，但在1992年，我放弃绿卡回国了。在20多年后的今天，我为自己的这个选择感到庆幸。

    读书报：是从什么时候爱上文学，并开始创作的？

    阎真：我读小学是在“文革”中，那时很偶然的读到了《红楼梦》和《贵族之家》，很有感受。也许那时候就爱上了文学吧，但是没想到自己会跟文学产生职业性的联系。1979年，我在工厂当工人，准备考理科，一次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湖南省建国三十周年青年文学竞赛，写了个三千字的短篇，得了奖，这让我下决心改考文科，从些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我的大学同学还在文学中坚持的已经不多了，十分之一吧。

    读书报：最初走上写作之路，顺利吗？经历过退稿吗？哪些人给过您最初的鼓励和帮助？

    阎真：没有谁走上写作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退稿是每一个作家都经历过的。《沧浪之水》还被退过稿呢。具体的过程在这里就不说了，怕当年的编辑不高兴。很多人都给过我鼓励和帮助，比如《当代》的编辑周昌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杨柳。我最想提到的就是北大的马振芳教授，我北大的毕业论文就是一个中篇小说，是他同意我用小说代替论文，并推荐发表的。

    读书报：能否谈谈在写作中受到谁的影响较多？我注意到在此前在《沧浪之水》中也写到了曹雪芹，而在《活着之上》，曹雪芹作为主人公的精神支柱，也被再三提及。

    阎真：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一是曹雪芹，他告诉我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写出文学的韵味，第二是鲁迅，他告诉我怎样把思想表达与场景描写结合起来。

    读书报：这么多年，您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阎真：从第一部小说到现在，我的叙事风格基本没变。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我现在更加注重在小说中表现当代生活的重大命题。

    读书报：《活着之上》小说中的每个人物，让人看了心酸，悲哀。尤其是赵平平，经历了那么多心理的身体的折磨，对于人生的哲学也很通透，能够想到诸如“想一想人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意思，地球诞生都有几十亿年了。我长寿活一百年，还没有活够它生命的最后一秒……想一想自己的一辈子就那么一点，一瞬，心里就坦然了，淡定了，无所谓了，有什么可哭的？”想那么多，明白那么多，最后也依然一头扎进滚滚红尘。这就更让人觉得悲凉。这种种人生体悟，您怎么能把握得如此细腻真实？

    阎真：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感觉，也可以算做我的一个情结吧。我的小说都有这种情结渗入其中。因为这种心情，我可能往时空意识方面体验得更多一点，感想也多一点，就写到小说中来了。时间真的太伟大了，我用我第一部长篇中的一句话来作为这次采访的结尾吧：“一个人一旦意识到了时间，他就与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我二十年前写下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