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遗恨所为何

    1942年1月18日与19日更迭时分，在所有医护人员被强行“征用”至他处为日军伤病员服务而几近空无一人的玛丽医院，生命即将终结的萧红从病榻上抬起头来，对一直陪伴在侧的东北友人骆宾基作了一个要笔写字的手势，然后，萧红在拍纸簿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驻，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身先死，不甘，不甘！”

    还是在这五天前，1942年1月13日的黄昏时分，被庸医误诊动完喉管手术后，躺在跑马地养和医院的病室里，带着些许留恋，带着惆怅和遗憾，萧红对骆宾基及刚回到自己身边的丈夫端木蕻良说道：“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

    其实，有关萧红临终前念念不忘的这个“那半部《红楼》”，本已有定论，而且，七十多年来，也从来没有人拿来做旁的诠释。然而，近来，随着以萧红短暂31年人生为主线索贯穿始终的《黄金时代》电影的上演，却被牵强附会地演绎成了另外一种说法，云：与其最后一任丈夫端木蕻良从事自己家族史研究与《红楼梦》有关。

    牛汉：萧红的“那半部《红楼》”，不是端木蕻良的《曹雪芹》

    令笔者至今记忆犹新的是，2000年3月30日，于出席完中国作协文艺报社为拙著《萧红与萧军》举行的研讨活动后，针对拙著中存在的一些严重不足与问题，特别是“扬军抑红”的错误倾向，上世纪50年代初叶与端木蕻良一起在石景山钢铁公司体验生活，且同住一室数月的著名诗人，新时期决策创办《新文学史料》的我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牛汉先生，在其朝外十里堡寓所告诉笔者：端木蕻良萌生写长篇小说《曹雪芹》的想法，是在解放后。与萧红结合后，在武汉、重庆，直至香港，以及萧红逝世后回到内地，他一直从事的是其他小说创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针对外界流传的所谓萧红临终前所说的“那半部《红楼》”，有人认为是端木蕻良未来要写作的长篇小说《曹雪芹》的说法，牛汉先生先生不容置疑地说：不对！是写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写《曹雪芹》，需要钻进故纸堆中，作大量的细致的查阅、考证、比对工作，这一点，战乱年代是根本无法办到的。何况，与萧红结合后，他们一直在逃难中。至于为什么说是“半部”呢？牛汉先生说，我的理解是，在这之前，萧红在同骆宾基攀谈时，已经知道了冯雪峰正在义乌老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反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进记》——《卢代之死》。因此，她把自己未来同丁玲、聂绀弩、萧军，以及与她攀谈的骆宾基等人要写的《红楼》，称作为另“半部”。由于丁玲、萧军、骆宾基和她都是著名的小说家，故而，未来他们要写的这部长篇小说，要比诗人兼杂文家的冯雪峰所写的气势恢宏得多，而且更具有艺术性。

    牛汉先生还补充说，端木蕻良很有才气，小说写得好。这一点，萧军是比不上的。但萧军比他有担当——我这话指的是在危急关头。正因为端木蕻良有才气，小说写得好，所以才能吸引萧红。

    牛汉先生分析得比较有道理。在这以后的多年间，经过进一步查阅、比对一些史料，以及与萧红同在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时期朝夕相处的历史见证人的多次叙谈印证，特别是深入研究萧红生前的一些有关论著，笔者加强了这一认识：萧红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那半部《红楼》”，是有关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题材，而且是萧红自1936年四、五月间在鲁迅家中听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讲述红军长征种种动人情节之后，成了至死也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而且，她的这个浓烈心结，与一直陪伴在她身旁的骆宾基三年前的一段经历，是完全一致的。

    据了解，聂绀弩生前同人谈及1938年初春在西安的那一个来月间，萧红和他的多次交谈中，曾不

    止一次提及，认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践，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壮丽史诗，值得一写。

    骆宾基：萧红亲口对我说，她要写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1941年12月9日，亦就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次日，冒着日军进攻香港的隆隆炮声，在香港思豪大酒店的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内，病入膏肓的萧红与骆宾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回顾人生的谈话。萧红逝世一年后，1943年1月15日在桂林出版的《人世间》1卷3期上，登载了一篇题为《红玻璃的故事》的小说，上面署名为：萧红遗述，骆宾基撰。

    对于萧红的这部口述遗著，骆宾基撰写了“附记”：一九四二年冬，为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萧红逝世一周年忌日追撰。是稿，乃萧红逝前避居香港思豪大酒店之某夜，为余口述者，适英日隔海炮战极烈，然口述者如独处一境。听者亦如身在炮火之外，惜未毕，而六楼中弹焉，轰然之声如声碎骨裂，触鼻皆硫磺气，起避底楼，口述者因而中断，故余追怀止此而已。

    在思豪酒店以及随后搬迁的民宅里，萧红除了口授《红玻璃的故事》外，她还和骆宾基谈了各自走过的艰辛历程。萧红谈的最多的乃是她与鲁迅先生的相识、相交，和对鲁迅的无限敬仰、爱戴之心情。与鲁迅无缘交往的骆宾基则向萧红谈了他与冯雪峰相识的过程，谈他三年前前往冯雪峰写作《卢代之死》的浙江义乌南乡神坛村的经历和感受，夸张地形容冯雪峰居住的乡间带阁楼的农舍，“是金碧辉煌的皇宫，光辉灿烂的智慧世界的天堂”。骆宾基以其崇敬的口吻告诉萧红：冯雪峰尚未创作完的《卢代之死》是一部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骆宾基的话，深深地触动了萧红似乎已经松弛下来的那根心弦。此时此刻的她，也许使她想起了在鲁迅深思熟虑下提示易名的“萧红”、“田军（萧军）”——暗合“红军”的本意……沉吟片刻，萧红表示，一俟她病好，并在打败入侵者后，会同丁玲、绀弩、萧军等人，以及骆宾基一起来完成这部小说。这就是萧红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那半部《红楼》”。

    据骆宾基先生在其所著《萧红小传》（此处所引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的版本）P102页，于引用萧红40年前病榻上在拍纸簿上所写的“我将与蓝天碧水永驻，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的这句话时，专门作了一个注。其注曰：这《红楼》是指她曾经谈到过的，将在胜利之后，会同丁玲、绀弩、萧军诸先生遍访红军过去之根据地及雪山、大渡河而拟续写的一部作品。关于这些谈话，作者有机会当再写。在这里仅是对萧红精神上一个轮廓的探求。

    笔者还要补充的一点是，骆宾基于1980年6月4日完稿的《萧红小传·修订本自序》着重指出：其在1946年11月19日在杭州完稿的“《萧红小传》的素材，大部分是根据萧红本人与作者在炮火威胁之下，在生死未卜之际所作的为了摆脱那种‘炮火威胁’之忧的‘自述’。自然，我也‘自陈’身世与入世流亡以来的阅历。这样亲如知己而情如姊弟的互诉，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不染世尘的艺术世界里去了，根本忘记了处于战火威胁之中的忧苦，也似乎根本不存在隆隆的炮声。我们如处沙漠之中的绿洲，别有一所神旷心安的天地。她对我谈的唯一的一篇将要写而未及着笔的短篇，关于万花筒的设想，后来我以《红玻璃的故事》为题写出来了！而我谈的关于冯雪峰同志未及完成的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深深感动了她，誓愿病好之后邀集多人与我共同来完成这部杰作。这就是萧红直到逝世之前念念不忘而只为我们两人所知的‘那半部《红楼》’。因为当时，冯雪峰同志还囚禁在上饶集中营，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再有机会完成这部长篇巨作了！因之，在姊弟般倾心相谈中，谈者或有所选择……”

    萧红：我与鲁迅、周建人、萧军同桌听冯雪峰笑谈红军长征

    说到萧红的这个“红楼”情结，笔者认为，决非系她一时心血来潮，即在听了骆宾基向她讲述他去义乌乡间与冯雪峰会面晤谈后的有感而发，实为源远流长。其一，早在骆宾基告诉她作为亲历者的冯雪峰创作长征题材的《卢代之死》五年前，亦即鲁迅在世的1936年四、五月间，冯雪峰肩负重大使命自陕北瓦窑堡来到上海，于鲁迅家中秘密居住的那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为了方便与鲁迅联系，二萧已经搬迁至鲁迅家附近的北四川路底西侧的永乐里，自然，他们进出鲁迅家的时间也就多了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在鲁迅家里进餐，有时甚至反客为主，萧红亲下厨房，做她最拿手，也受到鲁迅全家喜欢的吃食——东北饭食葱油饼和韭菜盒子。于是，有了与冯雪峰在一个餐桌上共进餐的机会，而且，还不止一次。在餐桌上，听冯雪峰讲述红军长征途经各处的故事，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十分新鲜而又好奇的事情。论及冯雪峰在鲁迅家中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至今，尚不见其他人有只言片字留存于世，包括许广平及周建人夫妇，似乎只有萧红一个人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片断。鲁迅逝世三年后，1939年10月完稿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有她记述冯雪峰谈及红军长征的片断。下面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鲁迅先生家里生客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是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得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像个商人；等吃完了饭，又谈到《伪自由书》及《二心集》。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的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子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子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先生，我一听那×字就明白他是谁了。×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的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不光是冯雪峰本人对长征亲历的讲述，还有鲁迅对毛泽东、朱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那种独特的情感，无不给萧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再有，是在三年前的山西，离开临汾“民大”跟随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经停八路军集结地的云阳、风陵渡，直至抵达西安后的那一个来月的时间。更是由于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驻一个大院，使萧红有了更多机会，遇见了不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士，包括中共和八路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例如曾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博古，以及凯丰等人，她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印象则更为深刻了。尽管萧红崇尚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不喜过清教徒式准军事生活，但从内心里，从骨子里来看，她对红军（八路军），对毛泽东、朱德、对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的伟大事业，是情有独钟的。这，正是纠结在她心中，至死也挥之不去的“红楼”情结所在！

    此外，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且与本文主旨息息相关的是，萧红对冯雪峰，对瞿秋白（她没有见过瞿秋白，但瞿秋白于1935年6月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后，鲁迅对亡友的真挚悲痛的情感，尤其是拖着每况愈下的病体，为亡友编《海上述林》的忘我情景，萧红是历历在目的）——凡是鲁迅引以为荣为傲的战友，萧红同样从内心深处敬佩万分的。如同三年前她在重庆与苏联塔斯社驻华记者罗果夫先生谈论的那样。

    在同罗果夫的谈话中，萧红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当提及瞿秋白时，萧红引用了鲁迅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瞿秋白是中国人里面最优秀的一个。他的牺牲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萧红认为，鲁迅与瞿秋白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志同道合”。萧红还认为：“对于鲁迅的上海时期及晚年，瞿秋白要比所有的人都更好地了解。瞿秋白本来是可以做一个杰出的鲁迅传记作家的，但他已经牺牲了。现在，比别人更了解上海时期的还有鲁迅的一位老朋友、文学家、共产党员冯雪峰。冯雪峰一直维护鲁迅，使他不致受到资产阶级文人、托派分子及各式各样的‘左’的攻击。”

    上述萧红同罗果夫谈话的内容，向我们释放出两个信息。一个信息是萧红熟读鲁迅的著述，特别是鲁迅先生临终前夕所作的重要著述，如由“先生口授，O.V.笔写”于1936年“六月九日”，次月初刊于《文学丛报》月刊第4期和《现实文学》月刊第1期上的那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萧红于7月17日赴日本留学。鲁迅7月15日日记中记有“晚广平治馔为悄吟饯行”）。而另一个重要信息，则加深了我们对萧红临终前夕念念不忘的“那半部《红楼》”实质内涵的理解：是继1932年秋冬鲁迅与从鄂豫皖苏区抵沪养伤的红军将领陈赓会面，并进行了极富意义的长时间谈话，萌生写一部不亚于苏联《铁流》那样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英勇斗争史诗作品的想法后的又一个宏大的心愿。仅从这一点上来讲，在政治信仰上，萧红与其恩师鲁迅之间是有着相同之处的。

    哦，对了，冯雪峰的《卢代之死》，最初创作时的题名也姓“红”，叫做《红进记》。

    关于原名《红进记》的《卢代之死》，笔者在这里交代几句，其主题是全面反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入党的冯雪峰，以一个红军战士亲历者的身份所进行的现实主义创作。遗憾的是，就在他撰写完最初的几个章节后，国民党当局竟遣宪兵特务，疾如星火地自金华赶赴义乌乡下，将蛰居在老家的冯雪峰抓进了数百里外的上饶集中营。建国后，冯雪峰不止一次萌发出将这部壮丽史诗最终完稿并付诸出版的愿望。然而，一则由于忙，二乃1957年他被错误处置后，有关部门竟于1961年以其是一个被“开除出党的大右派”为由下达指令“不能出版!”懊丧、恼怒、痛心……百感交集中，冯雪峰一时冲动，将保存了历经战火、牢狱、颠沛流亡中酝酿达二十年之久的《卢代之死》已完稿付之一炬……从而给历史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莫大的缺憾。

    这，就是萧红直到离开人世仍念念不忘的“那半部《红楼》”！

    鲁迅：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左翼女作家

    1936年5月初，或者确切一点说，是5月3日这一天，在有三十多人参加的文学社聚会上，鲁迅亲切地会见了由姚克陪同前来早在四年前就结识的斯诺先生。两人经简谈后约定：作一次极为重要的探讨，并且初步确定了大致的会晤时间、地点等。此后不久，仍然是在五月里的一天，或许，就是在当晚，仍然由姚克陪同，斯诺来到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寓所，两人进行了一次为后人留下极为珍贵的文学遗产的长谈(注：斯诺于1936年6月启程前往陕北保安中央红军根据地，他的此行，据史学界认为，系由宋庆龄先生安排所致。在陕北保安，他会见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并进行了持续数天的长谈——从此，直到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两人再也没有机会晤面)。

    斯诺的此次上海之行，是想实现去陕北红军根据地访问之迫切愿望，他是在先行拜访了宋庆龄后又去拜访鲁迅的。他们拜访鲁迅先生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其

    夫人海伦·福斯特赋予的一项重托——临行前，海伦交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甚为庞大且又长长的问题单，以便在丈夫抵达上海后拜访鲁迅时当面向他请教。提出这么一份令一般人极难于回答的问题单的主要原因是，海伦正在为斯诺选编的《活的中国》一书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此文当时尚未脱稿，也不可能脱稿，这是因为，其中有不少问题需要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来加以定夺。除此之外，海伦提出这份庞杂的问题单的另一个愿望，亦即隐藏在她心底深处的一个更为宏伟的计划——编写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

    海伦问：“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

    鲁迅回答：(鲁迅)、茅盾、叶紫、艾芜、沙汀、周文、柔石(已牺牲)、郭沫若、田军……

    鲁迅还认为：“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有关妻子海伦·福斯特提出的“新现实主义”一词，斯诺亲笔作了如下说明：在中国鲜为人知，极少为人们应用。佩格(即妻子海伦的爱称)当作“新现实主义派”开列出的那些作家，(鲁迅认为)绝大部分是左翼或左翼倾向的作家，即左翼：茅盾、沙汀、东平、欧阳山、夏征农、艾芜、胡风、萧红、田军、蒲风、鲁迅。

    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深受鲁迅精神熏陶，在鲁迅一手扶持下发表了主题鲜明，且与本文主旨息息相关，由中国共产党北满地区负责人杨靖宇将军率领的红三十二军为主体组成的“磐石人民革命军”，以及觉醒了的黑土地农民武装抗御日寇内容的小说《生死场》的萧红，对创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特殊题材情有独钟，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萧红不是孤立的，自萧红迈进文坛大门那一刻起，她就同中国共产党人与左翼进步作家站在了一起。

    萧红情系《红楼》，党和人民同样忘不了她。

    回首58年前的1957年，非常气候的七、八月，在香港浅水湾畔静静地躺卧了15年的萧红骨灰墓面临被毁的当口，为永远弘扬这位二十世纪的杰出女作家，党和国家迅速批准了中国作家协会暨广州分会关于将萧红骨灰自香港迁葬至广州银河公墓的请求。由此还专门成立了“萧红同志骨灰迁葬委员会”，持续数日举行迎灵、安葬仪式。在8月5日隆重举行的迁葬悼念仪式上，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与中国作家协会一起敬献了花圈、花篮、挽联等。

    1981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在哈尔滨隆重举行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书记处庄重批复：给予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神圣称号。有关晋京向党中央请示的全过程，为1987年、1988年、1990年间，当年受中共黑龙江省委委托，前往北京向党中央请示的老共产党人、沦陷区著名左翼作家，在日寇残酷折磨面前坚贞不屈，且险些成为“七三一”部队试验品的原黑龙江省文联、作协负责人关沫南，在其南岗耀景街14号省作协寓所，于回顾自己在日寇占领时期配合担任第三国际地下情报员的父亲工作（后遭日寇残忍杀害）；领导哈尔滨左翼进步青年组成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被日伪满当局逮捕后机智应对沉着斗争等非凡革命经历的同时，谈及与萧军长达40年友谊，及余未来创作研究之方向，不止一次强调指出，从萧红在新中国受到的无与伦比的礼遇与评价，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对萧红、萧军这对从东北沦陷区突围出去的作家的态度是真诚的，一贯的，对这对文坛双子星座的一生的创作生涯与作品价值取向，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