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所以为大：北大哲学老教授论高等教育

    1994年，北大创办打通文、史、哲三科的“文科综合试验班”，张翼星教授自愿任班主任。退休后的2001年，他参加了北大老教授教学调研组（亦即“教学督导组”），并较长时期任组长，深入教学第一线，听课，做笔记，写作课后评述，《大学之所以为大——高等教育纵横谈》一书中收录了“中国名著导读”、“哲学导论”、“小说的艺术”、“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四门课的课堂记述。他记述一位教授讲授“哲学导论”：“博古通今，融合中、西、印。直接攻读原著，让人心领神会，曾使许多学生如醉如痴。我曾提前六小时进入教室，都找不到座位（早被隔夜贴条占满）。”他把自己的科研方向重新确定为当代中国哲学和教育，从更深层次上探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大学之所以为大——高等教育纵横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张翼星教授参与北京大学20年教育教学改革试验的理论成果汇集。该书将当前高等教育存在问题的深层哲理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建议融为一体，既有从理论、历史和现状对大学之为大学的本质特点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精辟分析，又有重视经典原著阅读、加强大学本科主干基础课和通选课建设等方面的具体建议。这与作者既是哲学学者、又是热心参与北大教育教学改革试验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是密切相联的。

    1994年，北大创办打通文、史、哲三科的“文科综合试验班”，张翼星教授自愿任班主任，积极参与北大的教育、教学改革试验。退休后的2001年，“身退心不退”，他参加了北大老教授教学调研组（亦即“教学督导组”），并较长时期任组长。他通过听课等形式，对全校本科生的教学进行调研，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更为可贵的是，张翼星教授把自己的科研方向重新确定为当代中国哲学和教育，从更深层次上探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为此，他认真研读了《蔡元培全集》《胡适文集》，涉猎了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些原著和史籍，查阅了教育史和北大校史，关注当代国际教育的新动态、新成果。他以哲学家的睿智，大学老教授的眼识，针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反思我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教育的经验教训，就“大学的理念”、加强基础学科和基本理论及主干基础课的建设、大学的通识教育、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北大历史上五位校长的贡献及怎样选择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大学教师的天职、重视经典原著的攻读、大学生学习中普遍存在的“四多四少”现象（即上课多，自学少；进教室多，进图书馆少；读教材、讲义多，读原著、名著少；被动接受多，主动钻研少）的分析和怎样转变、钱学森“大成智慧学”教育设想等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发表50余篇文章，纵横论说高等教育、教学中若干理论问题，提出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建议。

    《大学之所以为大——高等教育纵横谈》涉及诸多方面，但中心、主题则十分鲜明：大学教育的本质，即“大学之所以为大”。为了凸显全书主题，他以“大学之所以为大”作为书名。针对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学规模愈办愈大，而忽视其提高质量的趋势和受市场经济商潮的冲击而出现的官、商、学交织，权、钱、智较量等情况，张教授发表了《谈谈大学之所以为大》《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鲜明特色》《必须加强基础学科和基本理论的建设》《我国高等教育迫切需要实行的三种转变》《试论当今大学的通识教育》《大学教师的天职》《敢干突破、切中时弊的探索——钱学森“大成智慧学”教育设想刍议》等论文，反思百年来我国大学教育的历史，借鉴国内外教育理论，从不同方面论述大学教育的本质特点及怎样回归大学应有的本质，以真正争创世界一流大学。

    张翼星认为，教育最深层的本质是要发掘和实现人的潜能，全面提高人的真、善、美的品质，培养健全的人格，亦即以人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而不能把教育片面地理解为达到某种褊狭功利的工具。他把“大学之所以为大”，即大学的本质特点归结为四点：（一）学术研究的崇高性质之为大；（二）学术思想的自由宽容之为大；（三）学术大师的地位影响之为大；（四）教育内涵的广博通达之为大。其中学术上的自由、包容是最基本的。

    大学，尤其是像北大这样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它不仅是学校，而且是学术研究机构，具有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意义。蔡元培说：“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学术研究是崇高的事业，旨在求真，而不问是否有用。当前国内大学由于受市场经济商潮的冲击和狭隘专业化和工具性思维的支配，受西方实用主义和我国“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急功近利、追求实用之风大盛，基础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和学术研究备受冲击。针对这种情形，他痛切地指出，当前我国大学中潜伏着学术研究、理论思维进一步衰退的民族危机，而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民族是很难攀登世界科学发展的高峰的，是很难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为此，他把学术研究和学术水平置于大学之所以为大的首位。

    学术研究是对未知的一种探索性、创新性的精神活动。学术自由是任何创新性研究的前提。张翼星教授说：“思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思想不自由，便无从探求真理，也无法维护学者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在学术研究中必然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观点的争论，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术需要民主，更需要自由。学术上不同观点只能通过自由的讨论、争鸣来解决，而不能用外在的方式来解决，更不能由权威人物或权力干涉来判定。客观世界是复杂的，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复杂的，有所见，也有所蔽。故此，在学术研究中对不同观点、学派应取宽容的态度，不能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搞一言堂，清一色，而应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蔡元培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视为办好北大的基本方针，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主要内涵。作者着力阐扬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指出：这是中西文化优良传统融合的典范，这一方针不会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教育家梅贻琦的一句耳熟能详的至理名言。张翼星教授认为，学术大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也往往是一个民族科学文化的卓越代表者。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应当拥有一批在专业学术领域造诣高深的学者和学科发展的领军人物。历史上的北大、清华之所以能闻名于全国，重要的一条是当时学校的主持者能不拘一格，招揽英才，从而网罗众家，大师名师云集。今天，招聘延揽名师、大师仍然是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举措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的建没，自己培养出名师大师来。作者针对目前教师队伍的状况，提出大学教师的天职在于：置教学于首位，教师要忠诚于教育事业，处理好教学与科研及其他任务的关系；把“人”字写端正，要把治学与做人结合起来，德艺双馨；视学生为主体，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授人以渔。他大力提倡蔡元培对教师提出的两个要求：“积学”（即积累学问，有真才实学）与“热心”（即热心教育事业，对同学认真负责）。“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要作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表率，用自己美好、善良的心灵去影响学生，使之形成健全的人格。”这是作者本人在北大从教五十余载的心得体会的总结。

    作为北大老教授教学调研组的组长，张翼星教授深入教学第一线，有选择地听课，做笔记，并写作听课后评述。书中收录了“中国名著导读”、“哲学导论”、“小说的艺术”、“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四门课的课堂记述，其内容十分丰富，既有讲授者的教学态度、讲课内容，又有讲课艺术、讲课风格，还有听者的反映和课堂气氛，并提改进的意见。记述写得既有知识性、学术性，又有生动性、文学性，读来很有兴味，有的内容令人难忘，给人启迪。如文中说到有位教授讲授“哲学导论”，“博古通今，融合中、西、印。直接攻读原著，让人心领神会，曾使许多学生如醉如痴。我曾提前六小时进入教室，都找不到座位（早被隔夜贴条占满）。”这样的课，不仅对听课者是一种享受，而且对讲课者也是一种享受。“哲学导论”能讲得如此引人入胜，还有什么课不能讲好呢？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师的学术水平、教学态度和讲课艺术。

    大学教育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思考与研究，也很需要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思考与研究，从而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大学之所以为大》是一位年逾古稀的哲学老教授从学术文化视角所作的思考、研究与建议，确有其诸多精当所见，自然难免也有其所蔽。张翼星教授是一位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直道而行的耿介之士。总起来看，如教育家、原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所言：“本书对诊治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是有相当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