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之问”与西南联大人的反思

    邹承鲁院士回忆西南联大时说：“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教师教。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我上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武之教。”这种确保一流大师教基础课的方式，不仅能给予学生广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引领学生走上正确的治学道路。

    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老之问”，也是世纪之交引发无数国人思考与诘问的一个大话题。

    要为“钱老之问”求解一个大家都能够认可的答案，可以有不同的思考路径，但我以为我们首先非常需要那些曾经沾溉过大师之学术风采、濡染过纯粹之现代教育的人去回忆，去反省，从中总结出值得今人借鉴的宝贵经验来。这方面的书籍资料当然已有不少，三联书店出版的作家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北大回忆》，为我们回答“钱老之问”提供了有益参考。

    著名语文学家、109岁的周有光尝与人言，他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因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现在说大师，都是那时候出来的。清华已故校长梅贻琦亦曾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今天高校遍布，高楼林立，各高校“争创一流”的口号也喊得震天响，但还是难以培养出真正的大师。

    西南联大是民国教育成功的典型。但西南联大有其后世人无法复制与比拟的地方，就是在那样一个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国内最负盛名的顶尖学府集中在一起，因此大师云集，这是后人无法超越的优势。一个大学当然不是仅取决于大师的多少，但没有大师却是很难将教育办得有声有色的。因为大师常常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轻易盲从迷信、甚至是特立独行的人，这会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治学的特色面貌、提升学校的精神品位。西南联大是三校合一，本身即具备相当的人文积蕴与特色，特别是北大在蔡元培所倡导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激励下，更充溢了一种藐视权贵、自主办学的底气。西南联大在管理模式上就是实行真正的“教授治校”，教授在重大事务上有很大的决定权，包括校长在内的行政人员都只是服务而已。也因此教授的心思都是在教学上，而非拍马逢迎、徇私舞弊。搞好教学就需要了解学校、了解学生，要热爱学校的一切，包括制定很严厉的章程并亲身实践之。正如《西南联大行思录》中所言：“‘只管教书’，不是育人的态度，而是‘当差’的态度。”真是一语中的。

    读过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当然也包括手头的这本《西南联大行思录》，有一个突出的体会，就是大家谈得很多的西南联大的教育思想、教学方式，其实就是一个“化育”，是师与生的融洽、教与学的融合、思与行的融化，是心领神会、水乳交融。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要让学生充分地了解他们所学的东西并学会运用它，不管是人文还是自然科学的，都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有创造性、有个性。比如邹承鲁院士回忆西南联大时说，“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教师教。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我上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武之教，他是杨振宁的父亲”。这种确保一流大师教基础课的方式，不仅能给予学生广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引领学生走上正确的治学道路，从而发掘与发挥自身的长处。所以杨振宁说：

    “联大当时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联大的过程，已经与美国最好的大学同行。”

    西南联大虽然条件很艰苦，很多教授不得不在外兼职以维持生计，但是对于教学、对于学生的管理却绝没有得过且过。联大的空气是自由的、宽容的，先生斯文大方，学生自由真率，学生与先生时常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先生也不以为忤。但若论到教学之严格、汰选之残酷，联大又可说是后无来者的。在联大一门课若不及格是没有补考的，需要补读重修。据称联大前后名册上有名字学籍的大约有八千人，但拿到联大文凭的只有两千人。其严格程度于此可见。

    当我们面对西南联大的熠熠星辉而追思先贤的风流神韵时，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办学环境，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教授，包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校长？《西南联大行思录》一书中给人留下特别印象的地方很多，但这几句总结性的表述仍值得我们更多的回味：“为什么有北大的声望？蔡元培开天下之风；为什么有清华的精深？梅贻琦多年来苦心打造。这样的校长如果不再有，中华教育的复兴也就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