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庞朴先生

    1月10号我在京郊密云开会，早上突然接到一位山大朋友发来的短信：庞朴先生昨晚8点49分在齐鲁医院去世。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重重撞击了一下，霎时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一时不能克制，泪水竟滚涌而下……我与庞朴先生相识不算很久，也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但在旁人眼里，我们就是师生，我就是庞门弟子。所以当“中华读书报”约我写一篇纪念庞先生的文章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恩师”二字。

    我的恩师

    1998年底，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这一年正好郭店竹简公布，一时备受关注，成为国际显学。于是我改变了原来的选题，将博士后报告定为《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2000年我写出《郭店竹简与〈中庸〉公案》一文，认为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中庸》可能最早是独立的两篇，后被人合在了一起。这一观点很早就有人提出过，我也思考了很久，这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郭店竹简中子思佚文再次做了论证。文章写成后，正好历史所与台湾大学合办一次经典诠释学会议，我在会上宣读了该文，当时庞朴先生也在场。讨论结束后，庞先生主动找到我，说“你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让我提供一个电子版，想要发表在他创办并负责的《简帛研究》网站上。不久，我又写出《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一文，该文是讨论郭店竹简中“仁内义外”的问题。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儒家是反对仁内义外，而主张仁义内在的，根据主要是《孟子》中孟子与告子的一段辩论，但郭店竹简中多处出现仁内义外的论述，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经过研究提出，仁内义外实际是早期儒家普遍接受的观点，但由于孟、告之间的辩论，使孟子意识到仁内义外中潜在的矛盾，故放弃了仁内义外说，而提出了仁义内在说。孟子的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孟子前期也有类似仁内义外的说法，但随着四端说的提出，孟子思想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还考证出孟子四端说形成的时间下限。这次我主动将文章寄给了庞先生，请他批评指正。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里面传来庞先生爽朗的笑声，他不仅对拙文大加赞赏，还约我去家里一叙。之后，我每完成一篇论文都会首先请庞先生审阅，并发表在《简帛研究》网站上。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是《简帛研究》网站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皂君庙东里12楼庞宅也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其实，我寄给庞先生的论文是分不同情况的，有些文章庞先生看过后会主动联系我，约我去家里讨论、交流，有些则不加评论，只是被粘贴在《简帛研究》网站上发表而已。慢慢我体会到，前者往往是我有所发现或解决了某些学术难题，后者则可能流于平淡，缺乏真正的创见。于是有一段时间，能否得到庞先生的认可，接到庞先生的电话，竟成为我每完成一篇论文后的本能反应。初到北京的几年里，常有同学、朋友戏称我进步“神速”，其实我们每个人随着生命的增长、知识的积累，都处在不断的进步之中。但一个人的进步若可以被旁人明显感觉到，那一定是有外部的刺激和推动。对于我而言，庞先生无疑就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试想，一个青年学子，每完成一篇论文都要接受其敬仰的前辈学者的审阅、评判，而想得到庞先生的肯定又是我当时无法克服的虚荣心，其可能产生的动力恐怕不容低估。故当时每写一篇文章，都会使出十二分气力，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现在回想，当时的心态未免功利，不够自然。但与同辈人相比，能得到庞先生的关注和垂青，我无疑又是十分幸运的。庞先生与我的这份特殊情谊已成为我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深深影响到我的生命轨迹。

    我是在西安读的博士，博士毕业后才来到北京，无师无友，影只形单，故当时的北京学术界对于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2000至2002年间，我有意多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想结识一些前辈学者，这时我遇到的回应往往是：“你是梁涛？庞朴先生很欣赏你啊！”姜广辉教授也曾告诉我，“庞朴先生在多个场合赞赏、肯定你！”可以说，是庞朴先生用他的大手将我领入一度让我望而生畏的北京学术界。2001年我博士后出站，庞先生主持了答辩，对我的博士后报告做了充分肯定，并写了一份在我看来有些溢美的评语。2008年，《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出版，出版方想请几位知名学者写一些推荐意见，算做个广告吧。他们自然想到了庞朴先生，但这时庞先生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我不忍去打扰，故在征求他的同意后，从他当年所写的评语中摘出几句交给了出版社。大家现在《思孟学派》封底上看到的庞朴先生的评语实际是写于2001年，当时博士后报告仅有全书的四分之一。

    2006年，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世纪城以校内价格购得住房一套，到了入学年龄的儿子正好就近上了人大附小，解决了我生活中的两大问题。我到人大，最早是哲学院的几位朋友提议的，后来才从孙家洲常务副院长那里得知，是他在一次会议上碰到庞先生，庞朴先生向他做了极力推荐，并有十分肯定的评价。听了庞先生的介绍后，孙老师当晚便找来电话与我联系，诚邀我加盟国学院。我知道此事已是来人大之后，庞先生从没有向我提起过，我知道后也没有向他道谢，只是将一份感激深藏在心底。

    庞先生长期在杂志社工作，退休前没有招过自己的学生，我到北京后，由于他对我特殊的关照和爱护，我在内心中早已将他当做老师看待了。我们之间通信，庞先生按学术界的习惯称我为“梁涛兄”，而我落款一定写上“学生梁涛敬上”。但这只是在信件中，生活中我从没有称他为老师，如果这样称呼反而会觉得造作、不自然。因此，我所谓的“学生梁涛”何尝不像“梁涛兄”一样，只是一种客气和礼节呢？今天庞朴先生离开了我们，我要向他说一声：庞先生，您是我的恩师！您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比任何人都多，我要谢谢您！

    是智者，更是仁者

    在北京学术界，大家都尊称庞先生为庞公，这多少有些特殊。因为与庞先生年龄相当的学者，如李泽厚、汤一介、余敦康等等，大家往往称其为先生，而很少有称李公、汤公、余公的。我不知道这一称谓是如何形成的，也不认为“公”在称谓上一定高于“先生”，但庞公的称谓体现了大家对庞朴先生道德文章的赞赏和认可，则无疑是肯定的。汤一介先生曾说，庞先生“跟各方面的人都能和谐相处，绝不会盛气凌人”。根据我的接触，诚哉斯言！从这一点说，庞先生是智者，更是仁者。庞先生智者的一面，读过他文章的人，自然会有所体会；而庞先生仁者的一面，则往往与其有一定的接触才会有更直观的感受。写这篇纪念文章时，我想到更多的是庞先生仁者的一面，是他宽厚的仁者胸怀。

    1999年纪念孔子诞辰25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我作为社科院的博士后也参加了这次盛会。当时郭店竹简的研究方兴未艾，庞先生已推出若干重头文章，再次焕发学术青春，在这次会议上激情四射、异常活跃。当时有一场讨论由庞先生主持，大家积极踊跃，很多学者多次举手也得不到机会。会议进入尾声时，终于轮到一位陕西知名教授发言，这时却有工作人员进来有事情宣布。于是庞先生说：“先请工作人员宣布下午安排，然后请某某某教授发言。”工作人员宣布后，大家又纷纷提问，七嘴八舌，十分混乱。庞朴先生于是问：“清楚了吗？清楚了就散会！”这时那位教授突然跳了起来，质问道：“你不是让我发言吗？为什么宣布散会？”庞先生这时注意到主持有误，连忙喊道：“大家请回来，请某某某教授发言。”可是这位教授已经无心发言了，而是不断质疑发难，且言辞激烈，有些已明显属于人身攻击了。起初庞先生闭目不语，一副处之泰然的样子，任其发泄，但后来见其没有停止的意思，于是拿起论文集在桌子上猛地一拍，喊道“散会！”起身大步走出会议室。我当时正好在场，目睹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平心而论，庞先生的失误并非有意，而这位教授却不依不饶，言辞激烈，不知其自尊心为何如此脆弱？庞朴先生走出会议室后，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胸部急剧起伏着，显然内心无法平静。当时会场乱成一团，学者议论纷纷……不过大概四五分钟后，庞朴先生还是克制住了情绪，他走到那位教授面前说：“用这些时间发言不好吗？何必这样？”我不知道其他人（包括我）遇到这种事情会有何种反应？但我觉得庞朴先生已经做得很好了，特别是主动上前沟通、和解，此非宽厚仁者，非有一定的修养而不能为也。这件事情之后，我从未见庞先生提及过，一次闲聊时我无意说起，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一把年纪了，脾气何必这么火爆？”相反这位教授回到西安后，却不断向人讲述他的北京之行，制造庞朴是打击、压制他人者的舆论。我来北京前，与这位教授已相识多年，在学术上曾多有请益。但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可能就是在这件事后，我在内心中反复提醒自己，做人一定要向庞先生学习！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与庞朴先生熟悉后，交流的次数多了起来。我们见面都是谈学术，谈当时郭店竹简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我们在理解上往往是有分歧的，比如慎独的问题、郭店竹简“仁”字的问题、《五行》篇“德之行”与“行”的问题等等。当时我年轻气盛，加之性格的原因，往往是据理力争，不甘示弱，而庞先生则不怒不愠，或微笑不语，或循循善诱。久而久之，我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难免不知轻重，无所顾忌。有一次庞先生请我联系几位学者搞一次讨论，可能是习惯成自然，轮到我发言时竟脱口而出，当着众人的面反驳起庞先生的观点。可能是没有思想准备，庞先生始而诧异，既而愠怒，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中午活动一结束，便转身而去。看到庞先生生了气，我很是懊恼，整个下午都处在自责之中。毕竟庞先生相当于我的父辈，我不能因为他的大度、宽容便无所顾忌，不分人前人后。到了晚上，我决定给庞先生去一封电邮，对早上的事表示歉意。但打开电脑，进入邮箱，一封庞先生来信已赫然在目。庞先生在信中说，早上的讨论非常精彩，效果很好，感谢我的组织，并对我讲了一些期待和肯定的话。我知道早上的讨论对庞先生而言并不愉快，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生气，原因则是我的鲁莽和失礼。庞先生完全可以不写这封信，不必在意一位后辈学者的感受，况且他并没有当面回应我。中国古人往往将仁者视为对一个人很高的评价，将善良、厚道看做一个人最为珍贵的品质，经历此事后我有了深刻的体会。我写下这件事情，就是想说明庞朴先生是位什么样的人。想告诉人们这就是真实的庞朴先生！看了庞先生的邮件后，我打消了致歉的想法，而是在内心再次提醒自己：见贤思齐，要向庞先生学习！

    我看到网上有学者说，庞朴先生骨子里是儒家士大夫。我不知道传统的士大夫是否会像庞先生这样具有平等意识，但庞先生身上体现了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恕道则是无疑的，他不仅将这一优秀品质继承下来，还落实在他的生命、言行之中。他是智者，更是仁者。

    庞公，走好！

    2005年山东大学成立儒学研究中心，庞朴先生出任主任，之后较多时间住在济南，但我们之间仍保持着经常联系。这一年9月山东大学召开“儒学全球论坛暨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我前去参加助兴。庞先生带我参观了新成立的儒学研究中心，并与我商议如何进一步推动思孟学派的研究。到了10月底，由庞先生与杜维明先生提议，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为期一天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座谈会”，该次会议由郑任钊博士记录整理，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上，至今仍是研究思孟学派的重要文献。之后庞朴先生邀请我到山大儒学中心访问，并将《思孟学案》的撰写工作交给我。但之后我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交稿晚了一年，这一直是我心中有愧于庞先生的地方。2006年4月，庞先生在山东邹城组织召开“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再次参加。会后组织学者参观曲阜，当时庞先生身体很好，全程陪同，声音洪亮，身手矫健，给人留下很深印象。2007年中旬，我从哈佛访问回国，庞先生又于这年8月在山东临沂组织召开“荀子思想与当代价值国际学会讨论会”，之前曾来信让我推荐学者，我推荐了近二十位年轻学者，庞先生悉数邀请。不过这时庞先生身体似已不如从前，除开幕式外，多数时间都在宾馆休息。

    庞先生电脑技术很好，是学者中较早使用电脑的，还曾办过网站，我与庞先生联系主要是通过电邮，我的电脑里至今保存着庞先生近百封来信。大约几年前，我给庞先生去信，过了很久才收到回信，说庞先生身体不好，很少上网了，故没有及时回复，深表歉意，并代庞先生向我问好。执笔者应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赶紧去电话问候，之后我与庞先生的联系渐渐少了些，除逢年过节去电话、短信问候外，一般不去打扰。2010年第二届孔子文化奖评选，这一届是由评委会委员投票选举，正好我忝列评委委员会之中，于是将我的一票毫不犹豫投给了庞朴先生。结果公布，庞朴先生果然众望所归，以高票获奖。9月份颁奖仪式在曲阜举行，这时却传来消息，庞先生生病住院了。于是我在颁奖前一天赶到济南，去医院看望了庞先生，第二天又在曲阜见证了庞先生获奖的过程。不过由于工作繁忙，颁奖一结束马上要赶回北京。我去向庞先生道别，庞先生已不能独自行走，需要人搀扶，他费力站起身来，握着我的手说：“保重”。我说：“庞先生，您也保重！”

    2013年年底，我为筹备孟子研究学会，去济南看望了庞先生，聘请他为顾问。庞先生虽然身体大不如前，但精神尚好，谈吐、思维依然十分清晰。庞先生住在山大旁边的一栋楼房里，环境不错，但没有电梯，他自己又不能行走，结果被困在了家里，几乎无法出门了。由于设计的缘故，客厅到卧室间竟然有两个台阶，更是给庞先生增加了不便。庞先生就在这里摔了一跤，造成肋骨骨折，还做了手术。让我欣慰的是，几年前就在庞先生身边的保姆，现在和她的丈夫一起来照顾庞先生了，他们的孩子也住在家里，我们谈话时，小男孩就在一边静静玩耍，给家里增添几分生气。

    去年上半年，我为《孟子文献集成》的事在济南开会，住在郊区，距离较远，但依然惦念着庞朴先生，于是给庞先生的助手冯建国教授去电话询问。冯教授说，庞先生身体还可以，春节前还回北京一趟。庞先生想去北大看看杜维明、汤一介先生，但又怕给对方造成麻烦，坚决不让通知，只是坐在轮椅上在杜先生、汤先生门前各停留了五分钟，说这就算是看过老朋友了。我听说此事后，内心一阵酸楚，马上对冯建国教授说，六月份我们在邹城举办孟子国际学术研讨会，想请庞朴先生来参加。冯教授很支持我的想法，并征得了庞先生同意。于是我马上与邹城方面联系，告知庞朴先生将前来与会，并对如何接庞先生过来，如何上台发言都做了细致准备。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部分学者，大家都很高兴，期待着见到庞先生。可就在会议前一周，冯建国教授通知我，庞先生突患感冒，医生不建议他外出活动。邹城方面知道后，也劝我慎重。这种情况下，我不好坚持，只能遗憾地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机会。然而没有想到，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再没有机会与庞先生相见了……

    庞先生离开了我们，我希望也相信他在另一个世界一定会生活得更幸福、更快乐，庞先生以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实在有太多的困难和不幸，这绝不是学术上的某些成就可以抵消的。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想用学术界的称谓说一声：庞公，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