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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芜以小说创作闻名，但在民国年间出版物中，有他两部非创作类专著，即名声颇大的《文学手册》以及悄无声息的《翻译小说选》。
艾芜一生创作无数，从无涉及外国文学翻译。我在旧书店却淘得一册《翻译小说选》，为艾芜选注。这说明，艾芜与外国文学也是沾边的。
1939年，武汉、广州相继沦陷，长沙危在旦夕，艾芜决定离开家乡宁远。另一原因，则是在偏僻的宁远，生活与写作均不方便，而“桂林文化发达，可以发表文章出版书籍”（艾芜语）。这一年，他携全家到了桂林，在《救亡日报》社先住下，后迁往市郊的“疏散房子”。他在这里住了近五年，是他一生中最安定且创作高产时期。当时桂林文化人集聚，出版社不少，其中有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的由胡愈之等创办、出版进步书籍的文化供应社，。《翻译小说选》1942年11月在桂林初版后，于1948年刊印了新一版，香港文化供应社于1948年9月印过港一版。此书至少印过三种版次，并由文化供应社在上海、香港、广州、桂林、南宁分社同时发行。
我手头的《翻译小说选》为文化供应社1948年9月港一版，共有契诃夫《盒里的人》（即《套中人》）、莫泊桑《野人老狼》、高尔基《幽会》等12篇外国文学作品，译者有鲁迅等。按照“文库”体例，书前有一篇选注者写的《序》，就是此书的导读文字。选注者艾芜根据这12篇外国短篇小说阐述道，“短篇小说是注重题材简单的作品，即是首先要选择简单的题材来表现人生，藉以表明作者为人生的见解，其次，遇着须用复杂的题材来表现，也该把它压缩成简短的东西，精彩的才要，不精彩的便把它丢去”。那么，应该怎样来学习写作短篇小说呢？艾芜接着说：“最紧要的，应该多读杰出的短篇小说，而且须要重三倒四的精读，从作品的本身，研究出作者写这篇作品的手法来。至于每篇的大概的内容，以及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都详细记在每篇作品后面，这里不用多说了”。
书中每篇小说后面均有“作者介绍”和“内容说明”，如第一篇《盒里的人》后介绍了作者契诃夫，而“内容说明”其实是一篇小说分析短文，以作品中的人物分析为主，从人物原型、语言、外貌到人物性格等，都作了精到分析。因为是写给中学生看的，选注者语言极其平易、通俗，又具文学色彩。
《翻译小说选》在艾芜的所有专集中常常被人忽略，以至不少研究专文专著中都遗漏了。其实，从他评述外国作家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和文学情趣。
在桂林，艾芜写小说，还写散文，由于作品接连见诸报刊，艾芜文名远播，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许多素不相识的文学爱好者寄来稿子希望得到推荐发表，提出各种文学写作上的困惑与问题寻求解答。艾芜总是不厌其烦地一一回复，还修改他们的习作，较满意的就推荐给报刊发表。
当时，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傅彬然、宋云彬请艾芜为文学青年写本文学写作基础知识的小册子，在与文学青年的接触交流中，他常常能感受到他们对写作知识的渴求，出一本这样的普及读物很有必要。为此，他很快完成了《文学手册》，并于1941年3月在桂林初版，1942年2月印行了4版。
文化供应社将《文学手册》列为《青年自学指导手册》之一种，书末介绍该书的一段文字说“本书最大的特点，不是空洞抽象的理论叙述，而是指导写作的具体说明，每篇举例甚多，许多著名的作品，都有周密的分析。而著者的文字，更深入浅出，把一些深奥的问题，娓娓讲来生动有趣，读者不但对于文学经验有所了解，而且是写作最宝贵的指针”。
这段文字精准概括了《文学手册》的特色。此书出版后广受好评，尤其是文学青年，以为圭臬，却又不解渴，有读者来信希望多谈些文学问题。艾芜又作了补充，于1942年10月在桂林出版了《文学手册》增订本，即增订五版，到1943年12月印了增订七版。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蒙读者不弃，来信提出作者未曾谈及的其他问题，同时作者亦感觉有好些不满意的地方，故将其尽量修订，该补充的加以补充，该改写的加以改写，所费时日与精力，亦差不多和写《文学手册》相等”。
《文学手册》由文化供应社在桂林、香港、上海出过三种版次，增订本比起原版本有更大提高，发行量亦更大。如此，艾芜才感到对得起青年读者。时至1981年6月，《文学手册》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写了《重版后记》，对此书的写作与出版作了回忆，他说，当年“桂林文化社要我写本文学入门一类的书，我就用平素的笔记和报刊杂志上的文学短论，加以系统化，再研究一次，又充实一些材料进去，便成了《文学手册》”。这里“有我对于文学的看法，有我学习写作的经验，有我对于写作技巧的探讨”。文革后，我国读书写作蔚然成风，有读者还记得《文学手册》一书，询问哪里可以买到或借到此书。也有文学刊物，要作者将《文学手册》加以修改，进行连载。“又有的地方，任意支解，印成内部书籍流行。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愿意把先前出过的《文学手册》，再行全部印出，我表示欢迎”。
艾芜还说：“这本书，我不想作多大的修改，并不是说它已经完善了。我只是让它以一九四二年以前的面貌出现，使读者知道在某一段历史过程中我对文学的认识。但小的修改还是有的，比如书中大量使用‘言语’二字，是四川人的口头语，经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指出，就改为‘语言’较为普遍，我便改了，就是一例”。
可以说，《文学手册》重版本基本上是按原增订本印行的，印数12万之多，比民国年间所有印数总和还要多，这让艾芜始料不及。他未曾想到，偶尔为之的《文学手册》在民国多次印行后，过了三十多年又得以重新出版，除了《南行记》，还没有其他单行本有如此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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