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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月5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宣告成立；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西院隆重举行。2000年5月2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迁至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庵永久新址，由江泽民主席题写馆名，同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对外开放。如果从1981年现代文学馆开始筹备算起，近4年的筹备时期，巴金、叶圣陶、冰心、胡耀邦、胡乔木、周扬、白介夫、江泽民、邹家华、丁关根等为之下了大力气，值得记入历史。
1985年1月5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宣告成立；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在海淀区的一所古建筑万寿寺西院隆重举行。成立现代文学馆的首倡者、时年81岁的巴金主持仪式，胡乔木、邓力群、王蒙、胡风等二百多位社会知名人士莅临。屈指算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
2000年5月23日，由江泽民主席题写馆名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同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对外开放。
30年来，两次开馆仪式，馆址从局促的万寿寺移到占地2.4万平方米的永久新馆，这一事实本身就是现代文学馆30年发展历程的坐标。而如果从1981年现代文学馆开始筹备算起，近4年的筹备时期，同样可圈可点，值得记录历史。
胡乔木与文学馆的选址
1981年，巴金的建议在报刊披露后，胡乔木就是这个建议的热情支持者。这年的4月13日，他在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的信中，专门谈到了这件事：
巴金提议成立新文艺资料馆，这个意见他也跟我说过，我觉得很好，表示愿意尽力支持。听说荒煤同志也很赞助。不知有没有着落？有没有希望？（《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胡乔木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文化意识形态的工作。在信中，他对建立文学馆所表露的支持态度，无疑使中国作家协会关心支持巴金这一建议的同志感到欣慰。中央主管领导有“愿意尽力支持”的态度，剩下的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给中央的报告了。所以，才有7天后的4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文学馆的筹建问题并给中央报告的举动。
建立文学馆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选定馆址。首倡此议的巴金，也很关心这个事情。
1981年10月13日，胡耀邦在北京宴请从巴黎国际笔会回来的巴金。席间，巴金也向胡耀邦表达了建立现代文学的重要性，并请求胡耀邦予以支持。胡耀邦当然表示支持。胡耀邦和巴金的谈话，正在外地休养的胡乔木听说后，很想知道确切情况。11月6日，他在给秘书黎虹的信中说：
陈沂同志告：林默涵告他，据巴金女儿说，耀邦同志宴请巴金同志一行（在席间答应将宋庆龄故居拨给新文学资料馆，并由中央拨给经费，还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可直接来北京解决），望询问胡与他谈话详情。（《胡乔木书信集》）
黎虹按照胡乔木的要求，找到胡耀邦的秘书了解详情：
胡耀邦的秘书对我说，胡耀邦答应巴金说，中央可以拨一些资金，但没有说要将宋庆龄故居作为馆址；至于拨多少钱，耀邦也没有说具体数目。我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原来是传走样了。我把详细情况向乔木作了报告。（2002年9月2日电话采访黎虹记录）
胡乔木知道，馆址的选定，牵涉到与北京市委有关领导的沟通问题，以中国作协之力，恐难以完成。所以，他对此事十分关注。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回忆说：
乔木同志为这件事下了大力气，整整花了一年半的功夫，方得以解决。现在，发现了大量档案材料，是当时中央和北京市之间来往书信文件，每一件都是最后归到乔木同志那里，由他定案。房子几经周折，开始选在西郊的潭柘寺，后来是颐和园的“藻鉴堂”，最后选定万寿寺的西院。（舒乙：《胡乔木和中国现代文学馆》，《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
我手头就保存了一封胡乔木为现代文学馆的选址问题给周扬的信，可以为舒乙的回忆提供佐证。
周扬同志：
关于新文学资料馆事，经多次交涉，北京市已允拨给房屋做建馆之用，张光年同志亦已表示同意。潭柘寺离市区虽路远，但汽车交通亦只需五六十分钟，而且房屋完好，环境优美，只须安装暖气，此事北京市亦已同意协助。但后来光年同志卧病，作协同志又嫌地方僻远，不愿接受，陷入僵局。我本以为事情已在进行，预备函告巴金同志，不料另生枝节，使我亦无法再向北京市和巴金同志开口。此事望直接过问，使其早日实现。文学资料馆本非商场，离京稍远
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何必都挤在闹市？我如有暇，很想到该寺看看，究竟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可惜这个时间很难定下来。君毅同志原亦答应市委当派负责同志陪我去看看，只因光年已同意，我托付给他了。
胡乔木（1982年）二月二十日
从信中看，文学馆最早的馆址是潭柘寺。能把馆址选在这里，还是胡乔木和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协调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前，白介夫与胡乔木的夫人谷羽同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关系比较熟。白经常到胡乔木家里，一来二往，与胡乔木也很熟了。在给现代文学馆选址时，胡乔木自然找到了在北京市任秘书长（稍后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白介夫。白介夫回忆说：
我当时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分管文物局。巴金提出倡议后，乔木同志很重视的。我几次听乔木同志讲，巴金这么大岁数了，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个建议是好的，对国家是有益的，尽量早一些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最大的困难是选定馆址。乔木同志指示后，市里决定由我负责。我分管文物局，就让文物局给想办法腾出一个地方。文物局的同志经过认真的考察，开始选定在潭柘寺。报告乔木同志后，乔木同志还是满意的。但是，作协的同志不太同意。（2001年8月8日采访白介夫）作协的同志不同意的原因是：嫌地方太远。张僖告诉我：
筹建现代文学馆，在当时是个大事。因为我是作协秘书长，所以很多具体工作就由我来跑腿。关于选址问题，很麻烦的，前后选过几个地方。刚开始选在潭柘寺。我去看过，张光年同志也同意。可是，作协一些同志觉得太远，上下班不方便，而且资料利用也不方便，就希望换一个地方。（2001年12月14日采访张僖）
胡乔木信中说：对于潭柘寺的地点，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也同意”，张僖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后来在作协同志的要求下，张光年也不得不同意作协的要求。张光年日记中记载此事说：
（1982年）1月18日，晚朱子奇来。谈文学馆房子问题，正代我拟稿致函乔木、（冯）文彬促进。（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看来，朱子奇代替张光年“拟稿”给胡乔木的信，内容就是希望更换馆址的，所以，才有2月20日胡乔木给周扬的信。
显然，作协的这种“另生枝节”让胡乔木很为难。胡乔木在信中叙述了潭柘寺的种种好处后，语出无奈：“我亦无法再向北京市和巴金同志开口”了。他在信中希望周扬“直接过问，使其早日实现”。
多方协调馆址落户万寿寺
周扬时任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现代文学馆的筹建，正是在他管辖范围之内的事。接到胡乔木的信后，周扬自然要找作协的同志进行协调：
周扬同志找我了解了一下情况，我把作协的意思向他汇报了，并告诉他光年同志也希望另选一个地方。周扬同志说，再和作协的同志商量商量，如果能在潭柘寺当然更好；如果确实要另外选址，你们再和北京市的同志沟通一下，态度要积极，尽量早定下来。并说，不要再劳烦乔木同志了。（2001年12月14日采访张僖）
张僖自然将周扬的意见带回作协研究。而作协所能做的，就是向北京市说明作协更换馆址的想法。为此，作协书记处书记朱子奇就找了北京市委副书记贾庭三，并致信周扬作了汇报：周扬同志
今天上午我和孔罗荪同志去看了贾庭三同志。准备下午去向乔木同志汇报关于筹备文学馆的房子问题，并说明我们不是反对在潭柘寺。贾庭三同志听了我们谈的情况认为潭柘寺和乔木同志主动提的颐和园房子都是不适合的，那些地方只能作为休养所或写作场所，而且也要几年才能用。他说，这个问题，他已向段君毅报告过，由副市长赵鹏飞同志负责解决。赵是分工管房子的，他在国外访问，月底返京，贾表示，等赵回来后面商如何解决好。
我已将以上情况向乔木同志处汇报过。乔木同志表示北京同意设法解决，至于究竟在那里适合他没有意见。我说，遇到困难再向他报告。
关于中外文学交流情况及问题和专家们对作协房子状况的意见，正整理中。日内送上，请考虑转报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敬礼！
朱子奇二月二十日四由此看来，北京市倒是积极配合的。具体做事的还是白介夫：
既然作协有这个要求，就只能另选地方了。几经周折，后来，文物局的同志告诉我，只有万寿寺可以考虑。我到万寿寺看了，西楼的前面有许多民居，后殿可以作为馆址。作协的同志也来看了，觉得还可以。我报告乔木同志后，乔木同志亲自来考察。看后觉得不是很理想，但认为总算解决了问题。（2001年8月8日采访白介夫）
尽管周扬不想让作协再劳烦胡乔木，但是乔木对此事还是很关注。白介夫的回忆，可以从张光年日记中得到印证：
（1982年）4月20日，上午乔木同志的秘书黎洪来电话，说北京市答应将紫竹院附近万寿寺西院（曾被总政文工团占用起火）的房屋约二十间拨给文学馆，副市长白介夫昨天带他去看过，修一下可用。他要我找白面谈。我为此打电话给李枫，李说罗荪明天返京，再约一同去看白介夫。（《文坛回春纪事》）
胡乔木的秘书黎洪，也记得当时的情况：
把馆址选定在万寿寺，作协的领导同志也勉强同意了。说勉强，是因为当时作协的想法是，希望中央拨出一笔钱，新盖一幢楼，这样既解决了作协的办公地点，又有了现代文学馆的馆址，作协也便于管理。可是，当时国家资金是紧张的。考虑到这一情况，乔木认为，目前只能先选定一个地方，过渡几年，等有钱了再盖新馆。（2002年9月2日电话采访黎虹记录）
这样，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址最后选定在万寿寺西院。随后，胡乔木致信巴金，告诉他馆址已落实的事情。
但是，当时万寿寺西院有一部分房子，总政歌舞团在使用。为了让总政歌舞团腾出房子。这年的7月7日，胡乔木专门给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写信，请他协调解决。
远在上海的巴金接到胡乔木的信后，很高兴。但是，在与总政协调的过程中，颇费了一些时日。这种耽搁，让巴金很不安，担心再生变故。于是，又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促成此事。巴金的文章还是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题目是《再说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文章中，巴金语出无奈地写道：
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岁老人叶圣陶同志写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挂出来……我们目前需要一所房子……可是在偌大的北京城却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房子。我们要求过，我们呼吁过……。有一天我收到了北京的信，说是房子已经解决，作协的人看过了同意接受，我白白高兴了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后来才知道房子里的人不肯搬，我们也无法叫他们搬走，这就是说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那么就等待吧。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在文章的最后，巴金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动，以发牢骚的方式再次呼吁说：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在摧残文化的十年梦魇中我们损失了多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那么把经历了浩劫后却给保留下来的东西搜集起来保存下去，也该是一件好事。去年在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年的时候，我曾经这么想过，先生不见得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或许更适当些。先生是我们现代文学运动的主帅，但他并不是“光杆司令”。倘使先生今天还健在，他会文学馆的房子呼吁，他会帮助我们把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
胡乔木读到巴金的文章后，10月7日，又将这篇文章转送给白介夫。10月10日，白介夫写信给胡乔木，报告说：已通知市文物局，决定下星期和占房单位办理交接手续，随即和文学馆商定使用协议。
三个方面一齐努力，房子终于彻底解决了。（《胡乔木与中国现代文学馆》）
1982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在北京万寿寺西院正式成立。胡乔木前往祝贺，亲自为它挂牌，并发表了讲话。周扬、贺敬之、华楠、王政柱、刘导生、张大中、刘白羽、艾青、曹禺等知名人士，也一同参加。
巴金首倡应者如云
1981年2月14日，巴金在香港发表的系列文章《创作回忆录》的第十一节的《后记》中，在谈到搜集资料、抢救资料的重要性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建立中国文学资料馆的动议。3月12日，《人民日报》附编者《后记》，转发了这篇文章。在文章中，巴金说：
我们过去太轻视这一类的工作，甚至经常毁弃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化成灰烬。我听说日本东京有一所“近代文学馆”，是作家们自己办起来的。我多么羡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
《人民日报》的编者《后记》，十分重视巴金的倡议。这一倡议，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丁玲等老作家纷纷赞成和支持。罗荪、臧克家、曹禺、唐弢、周而复等著名作家，纷纷发表文章以示响应。4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筹建现代文学馆的问题，巴金提出，他准备献出稿费十五万元作建馆基金，并愿捐出自己的全部手稿和有关资料。会议决定中国现代文学馆由巴金、罗荪任荣誉馆长并报中央批准。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中国作家协会筹备。
巴金的倡议，也得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胡耀邦在这一年的10月13日接见巴金等时，对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表示热情关怀和支持，并作了重要指示，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7日）。1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巴金、谢冰心、曹禺、严文井、唐韬、王瑶、冯牧、孔罗荪、张僖9人组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孔罗荪任主任委员。
1982年2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成立。虽然巴金因故未出席，但他在当日与北京作家协会的同志通了电话，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的成立表示高兴。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备委员会将馆址选在了在北京西郊万寿寺西院。将馆址确定在这里，是中国作家协会与北京市委协商的结果。在此期间，胡乔木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
第一次开馆仪式
经过了三年的筹建，1985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巴金在家人的搀扶下，同历经命运坎坷的文艺界元老耆宿夏衍、胡风（由梅志陪同）等人步上石阶，走入这座梦想成真的“文学殿堂”。他们欢聚在一起，共叙文坛此一盛事。
在叶圣陶亲书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门前，中国作协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名誉馆长巴金主持了开馆典礼。在热烈的掌声中他激动地说：“中国文学队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成立将会证明这一点。”“我相信中国现代文学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文学馆的存在和发展就将证明这个事实。我又病又老，可以工作的日子也不多了，但是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愿意为文学馆的发展出力。我想，这个文学馆是整个集体的事业，所以是人人都有份的，也希望大家出力，把这个文学馆办得更好。”
一直关注此事的胡乔木，也出席了开馆仪式，并代表党中央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工作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前例。今后怎样工作，当然会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对于这方面，各位文学界的前辈、先进会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我只是希望文学资料馆能够越办越好，能够越办内容越充实，能够在中国现代文学事业上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且对其他姊妹艺术界建立同样的机构起一个促进的作用。
在提出希望后，胡乔木并表示：巴金同志的建议首先是向胡耀邦同志提出来的。我愿意代表党中央表示：在文学馆今后的工作当中，凡是需要党中央帮助的地方，我们一定尽力地给予无保留的支持。（胡乔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上的讲话》，载《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
胡乔木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88年10月，胡乔木到上海看望巴金。一直惦念文学馆发展的巴金，请胡乔木回京后替他到文学馆看看，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帮忙解决以下。
胡乔木在回京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文学馆，并表示是“奉巴老之命前来帮忙的”。在馆内人员的陪同下，胡乔木仔细地查看了全馆每一处库房和展室，并和馆内负责人座谈。通过座谈，胡乔木认为文学馆有两大问题：一是管理体制问题，二是馆址问题。对于馆址问题，胡乔木认为，在永久馆址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在万寿寺西院不动。对于管理体制的问题，他主张文学馆由两家共管，一家是国家档案局，管文学馆的财政事业费来源，另一家是中国作家协会，管文学馆的业务归口。这样，文学馆既能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又能和作家们保持最密切的关系，比目前单独由作协一家领导有利的多。
尽管文学馆的同志认为胡乔木的这个思路非常好，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并没有得到实行（《胡乔木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但是，胡乔木在现代文学馆建设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至今也是令人感念的。
（下转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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