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韩建民：真诚而有判断力

    出版图书不同于生产电视、计算机、萝卜，原则上每一部书都是一个几乎全新的产品而且单价较低，出版社不可能为一种产品过度用力、反复打广告。从选题策划到营销，出版人都需要动脑子，要把握时局，既要注意细节也要有战略思维。

    韩建民最近得了一个重要奖项，报社知道我和建民是好朋友，邀我写点什么。起初我没有答应，因为太熟悉了，反而不知从何处写起。又一想，我不写谁写？特别是看了已有的若干媒体采访往往抓不到要害，就决定不再推辞。

    建民生于1964年，长我两岁。在中国科学文化这个圈子中，我与建民的交往可能属于最早的。他当时在河北大学出版社工作，我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工作，首次相遇却是在苏州太湖边上一间潮湿的房间里。当时我们一起出席第九届物理学史学术年会，时间是1997年5月中旬。建民本科是学物理的，在河北大学哲学系教过书，对物理学史感兴趣是自然的；我本科学地质，那时候热衷于非线性动力学的哲学和历史，会议上我报告的是分形理论的历史。多年过去，关于那次会议上正式报告中谁讲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自那以后，韩建民先后任副总编、副社长、社长，工作地点也由保定合作路（已改为五四东路）到了上海徐家汇。不过，我们彼此的称呼从来没有变过，他叫我华杰，我叫他建民。

    那次见面我们好像聊了科普、科学文化出版。建民很真诚，我就实话相告，大致意思是：传统的知识科普做多做少没多大意思。细节已经忘记了。但建民似乎还记得清晰，最近多次提及。我们的谈话很随意、坦率，彼此信任。不久我们合作了“计算机文化译丛”。接着建民独自策划了“世界著名实验室传记丛书”，并邀我在一个寒冬到保定帮助改稿，清晨我们在各家小店吃着不同的驴肉火烧（保定的一种物产）。我还随韩建民、任文京三人南下昆明和西双版纳为“大江大河传记丛书”及“中国科学圣地丛书”组稿，等等。在出版“鸭嘴兽三思访真丛书”和《敬畏自然》一书的过程中，我们的交往就更多了。通过建民的引见，宫敬才社长等对我们也非常照顾。十几年前，我与河北大学的许多编辑打过交道。

    建民在河北大学出版社的事业蒸蒸日上，他却突然要去读博士，同事及朋友都提醒他考虑这事值不值。事后想来，建民当时的选择是极为关键的，只有这样他才能走出保定而步入上海、全国以至世界。读博士拿个学位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读博士能够开拓眼界，毕业时有可能获得新的活动平台。当时我给江晓原教授写了一则email，以非正式的形式大力推荐建民，大概说了：“此人讲义气、有判断力，招这样的学生你不会后悔的。”这信是我自愿写的，建民并没有让我写，事后也没有告诉他。这信是否起了作用，我不清楚，没有过问晓原。我推荐人才从来是出于公心（即使是我名下的学生，如果不是很优秀，我也不会主动推荐），2006年我还向晓原主动推荐了另外一位人才。江老师指导有方，建民成长迅速，视野更为宽广，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博期间还有机会到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访学，这为日后他领导的出版社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建民开始读博士时年纪相对较大，事业有成的他远离家乡到上海跟年纪小一轮的娃娃们一起读书，确实放下了许多。他在上海租住的小房间我参观过，条件相当艰苦。建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晚清科学传播，做论文期间他老老实实坐在上海图书馆等地阅读古书，对译书出版、口岸传播、留学生传播、办学和实物传播等模式非常熟悉，并对各自的特征做了很好的概括。

    韩建民获得韬奋出版人奖，实至名归，就年龄而论，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人之一。评委们究竟为何选他我不清楚，就我个人评判，我觉得建民做出版一行展现出如下显著特点。

    其一，聪慧而不断学习。脑瓜不灵，做不了出版人，带不了队伍。出版图书不同于生产电视、计算机、萝卜，原则上每一部书都是一个几乎全新的产品而且单价较低，出版社不可能为一种产品过度用力、反复打广告。从选题策划到营销，出版人都需要动脑子，要把握时局，既要注意细节也要有战略思维。天生智商高或者有点小聪明的，并不在少数，但这类人中相当多并不成功，主要是没有持续学习。建民既聪明又好学。所谓的学习，包括的范围很广，首先要有自己的专业，其次要读书也要读报，要读大报也要读小报。一个出版人不大可能各种题材都做得地道，建民的主要才干体现在科技出版，这是他的专业所在。另外，建民出差在外，总是不断地翻看当地的报纸。开始我还没大明白，看与科技无关的报道能够看出科技选题吗？后来逐渐明白他读报是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这个社会需要什么，自己能够做点什么。

    其二，延伸自己的大脑。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已经是“非定域性世界”，孤立个体难有大的作为。据我所知，建民做选题，并非一个人闷在编辑室内苦思冥想，而是充分利用互联网、人际交往，特别是朋友间的聊天进行思想碰撞。道理很简单，个体再聪明思路再开阔仍然是一个人的东西，一旦开放自我，将个体思维与他人的思维联接，就像电影《阿凡达》所隐喻的，世界就真的成倍扩展。说起来容易，许多人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建民具备了与他人快速、亲切沟通的能力，延伸自己大脑就顺理成章了。由于为人坦诚，自我开放，他人也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

    延伸大脑还有一层意思：建立团队，善于用人。一个出版社的成长要靠一批人，社长、总编个人再有本事也折腾不起来。我原先并未觉察到建民在物色人才、使用年轻才俊方面有什么特别本事，也许是那时他职位还不够高。眼瞧交大社事业的快速发展，他成了一把手，手下有了精干的队伍，我才感受到他在发现人才、管理人才上的特别能力。我也听说过社里的一些有趣故事，比如领导在某某场合相中了某个特殊人才，安排到特定的岗位以重用。这类故事口口相传，造成一种氛围，即出版社在乎各类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向上，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

    出版改制后，我了解到一些情况，上海交大社的企业文化是相当不错的。社内风气正、相互拉手搭桥，全社上下也特别善待作者。交大社办公场所不算大更不能算气派，硬件在全国估计排不到前100名，但是一层的咖啡厅绝对是独创的，几年来我见证了这个通常用于接待访客和作者的场所及其服务的改变。现在只要进门坐下来，就会有人端上一杯浓香的咖啡，外加一盘切好的水果，当然是免费的。对于一家出版社，这样做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它体现了社领导的用心，对访客、作者的尊重。我去过的出版社挺多，“土豪金”不在少数，但无一家如上海交大社这样令人亲切。

    其三，胜在预见。出版业做事与买股票有一定的相似性，等某股票价格涨起来了再动手，跟风虽然也能小有斩获，但毕竟不如早动手者。做文化更讲究原创性。人算不如天算，再有本事的人也无法进行长时段预测。其实，跟买股票差不多，不需要提前太久，与其他人相比哪怕提前一点点，就非常了不起。建民做科学文化出版，起步较早，他早就感觉到知识传播迟早要过渡到文化传播，知识传播做不好是因为文化传播做得太差。因而在科学文化出版上，十多年前他就先行一步，并且一直在努力，坚持不松懈。比如在计算机文化、实验室文化、科学史、大学理念方面的选题，他就思想超前，别人跟进后他再次超前。而像“大飞机出版工程”、“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这样的选题，更体现出预见的重要性。事后看，许多人拍大腿，后悔自己怎么没启动这样的选题。其实没什么冤枉的，因为预见力不是人人都有的。不久前，建民发现国际化是必须要迈出的艰难一步，在这方面交大社已经带头做出了可喜的努力。或许有些旁观者目前还认为，努力与收益不成比例，国际化并不值得做，但是我认为建民的团队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收益不能只用金钱来衡量。

    其四，个人魅力和领导才干。这一条实际上与上述第二条有关，但又不完全重合。人格魅力对于带领团队取得成绩非常重要。建民待人坦诚，与人为善，行事果断，办事讲信用，长期以来为自己带来了良好的声誉。一方面是上级领导感觉此人办事靠谱，不给学校找麻烦却能为学校争光，另一方面是善待手下干部、编辑及其他人员，想着为大家谋福利，赢得了大家的支持。交大社事业成长迅速，社员工的平均收入水平在同业中算是较高的，这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斗志。

    据我所知，建民孤身一人初到上海交大社任职时，许多人并不服气，但时间一点点过去，人们看在眼里，逐渐觉得这个新领导是可信赖的，于是齐心合力一起建设出版社，交大社才有了今天成就。出版社的改革并非总能让每个人都高兴，因为不可避免地要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但建民善于做增量，掌控改革的节奏和力度，努力将利益冲突减少。

    所有这些特点，反映了一位出版人的综合素质和人格魅力。四点浓缩成几个字，便是真诚而有判断力。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