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负责总编”的《文学》

    在上海前后共出第一至第六十号的4开报章《文艺新闻》，其后期成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外围刊物之一。1932年3月28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三版“文艺战线”有两条消息，第二条题为《文学——大众化》。细读这条消息全文，题目中的“文学”其实是一份杂志的名称。这条消息的全文是：“最近闻有新进作家多人，组织一文学杂志社，将出版半月刊一种，定名为《文学》。性质转载理论文字，提出文艺运动上的种种新问题，尤其注重‘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第一期现已付印，一星期内即可出版。”

    因为这份《文学》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属于当年舆论认定的“革命文学刊物”，所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根据某种特定的需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连同其他几十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办的报刊一起享有了影印出版的机会。即使是影印本《文学》，如今也难得一见，已是被视为珍贵印品的刊物了。

    只出了一期的《文学》是一册正32开本，连目录和版权登记页一共才60个页码，所收文章也只有3篇，即署名“同人”的三千字类似社论的《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署名“史铁儿”的瞿秋白的一万三千字长文《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署名“洛扬”的冯雪峰七千字报告稿《论文学的大众化》。

    即便只把这3篇文章通读一遍，也可以凭直觉判断这份小刊物其实“大有来头”。果然，查阅1932年3月9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秘书处的扩大会议纪要《关于左联理论指导机关杂志〈文学〉的决议》是如此“决议”的：《文学》“必须负起建立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任务”，“必须时时刻刻的检查各派反动文艺理论和作品，严格的指出那反动的本质”，“也必须在自己的机关杂志上毫不放松的发展一切方面的自我批评”，“必须负起传达文艺斗争的国际路线（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切决议及指示）于中国的一切革命文学者及普洛文学者的责任”，“必须每一篇文章都针对着当前的左联的工作”，“文字必须做到斗争的，简洁而明确的”。

    也就是说，以“第三共产国际”为名的苏联文艺政策乃至具体手段甚或命令式的表述语气，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所有文字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无论是三十三四岁的瞿秋白还是三十岁的冯雪峰，都无法在他们的文字中不留下这个深深的印记。看一看瞿秋白文章中甚至直白地写有“苏联党的中央委员会”怎么怎么的句子，所以刊物一问世，就遭到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查禁，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了。

    上引《文学》的创刊的专门的“秘书处扩大会议”的纪要用7条指示性文字登在1932年3月15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秘书处编印的《秘书处消息》第一期上。这个纪要总共七百个字，却有11个“必须”，足见文风之刚烈，这也是苏联左翼文坛上的习气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影响所致。

    至于《文学》的编者，刚才提及的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纪要第六条规定：“为工作便利起见，暂时不特别组成编辑委员会，由秘书处指定一人负责总编，他参加秘书处扩大会议，即以此扩大会议为编辑会议。”根据这一条规定，《文学》上署名“同人”的《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一文应该是1932年3月9日所谓“秘书处扩大会议”与会人员的集体意见，由指定的“负责总编”的人执笔写就。查1954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瞿秋白选集》，这篇署名“同人”的《上海战争与战争文学》已收入此卷，题注专门写道：“本文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左联出版的小册子《文学》上，署名‘同人’，系作为社论性质的文章发表的。”那么，这本仅出了一期的《文学》是瞿秋白“负责总编”，也可以确定下来。

    《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一文有三千字，占了开头六七页的篇幅。这是一篇激烈的号召性文字，比如文中写道：“中国一切反动的文学，更自然的站在白军的战线上，用一切无耻的卑劣的谣言和咒骂帮着白军的枪炮来攻打民众，攻打工人，攻打农民，攻打已经建设着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要知道，这是写于1932年3月的文字，中间已有了如此鲜明的政治派别用语。该文最后颁布号令：“因此，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更加是最迫切的任务，——要创造极广大的劳动群众能够懂得的文艺，群众自己现在能够参加并且创作的文艺。劳动民众和兵士现在需要自己的战争文学，需要正确的反映革命战争的文学，需要用劳动民众自己的言语来写的革命战争的文学。中国的革命普洛文学，应当调动自己的队伍，深入广大的群众，来执行这个任务。”

    瞿秋白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报告，所谈到的内容，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当时自命为中国最高“革命”文艺机构的“集团”的声音，像号召一个大的运动一样地论说文艺，是自“太阳社”等左派文学工作者们开始的，一直到如今的中国大陆，凡带有官方色彩的文艺或文学的会议乃至文件，大多是如此模样。其实，文学作品乃至文艺作品仅仅是个人气质、才华、兴趣甚或天分这样一些内在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任何外在的动力，对真正诚实的文学和文艺作品不会有根本的作用。也就是说，既成就不了什么也摧毁不了什么。

    冯雪峰在“中国妇女文艺研究会”的报告，仔细阅读，会知道这不像原始“报告”的文字面貌，而是一篇地道的论文。冯雪峰作“报告”的“中国妇女文艺研究会”，在一开始就引述的那份同一天的报章《文艺新闻》中也有记载，就是这一天《文艺新闻》第三版“文艺战线”两条消息的第一条的《女作家新集团》中报道的。

    《女作家新集团》短消息全文为：“女作家丁玲、曼尼等最近发起一女性文艺团体，定名中国妇女文艺研究会。参加者已有十五六人，于一星期前开成立大会。现正加紧创作及研究之工作，努力发动新会员，欢迎爱好文艺的妇女自去参加研究。并准备出妇女文艺杂志一种。”“曼尼”即董曼尼，后赴延安。这则消息发表在1932年3月28日《文艺新闻》上，可惜之前《文艺新闻》因上海战火停出过一段时间而改出一日一版的《烽火》，《烽火》1932年2月17日出至第十三期又歇刊了一个多月才恢复正常出版《文艺新闻》，因而这里的“一星期前”无法坐实为具体哪一天。但根据此消息，丁玲等发起的中国妇女文艺研究会成立于1932年3月20日之前是可以定下来的。冯雪峰“报告”后有“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的时间，说明这个由至少由妇女“十五六人”在上海组成的“文学研究会”已经正式举办活动了。

    细读有关丁玲的研究专著，《文艺新闻》上登载的某些丁玲信息已引起丁玲研究者们的关注，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7月印行的15万字的《丁玲年谱》，作者王周生在“一九三二年”项下已有对《文艺新闻》第四十六号的引述，但作者没有注意更为重要的丁玲组织“中国妇女文学研究会”这个大行动的记载，连更为详尽的60多万字的王增如等编著的《丁玲年谱长编》也没有这个内容的载录。王增如和李向东合作编著的《丁玲年谱长编》分上下两册，2006年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如果暂定1932年3月20日为“中国妇女文艺研究会”成立日，毫无疑问，作为创办人，丁玲出席这一天的“成立大会”（其实至少一星期后的人数统计也才只有“十五六人”）是当然的行动。1932年4月1日，丁玲的好朋友兼左联战友冯雪峰亲临丁玲组织的“中国妇女文学研究会”作“报告”，丁玲出席并主持报告会也会是当然的行动。在一个极不重视实证研究的社会里，大量“实证”的毁灭、消失乃至有意藏匿，都是被视为“正常”的了。丁玲左联时期的书信，除当时公开发表者外，被保存下来的手迹几乎没有，一套《丁玲全集》，书信卷上世纪30年代10年中有几年是空白的……

    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文学》虽然只出了这一期仅有三篇文章的小册子，但由于其实际内容的厚重，使得这不足60页的印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左联”那一段的重要刊物。

    最后，说说鲁迅与这一小册《文学》曾有过的联系。冯雪峰和瞿秋白当时都是跟鲁迅比较合得来的青年友人。鲁迅在他的1932年7月6日的日记中载有往苏联邮寄《文学》的内容。这时，鲁迅的又一个青年友人曹靖华寓居苏联的列宁格勒，这一天的鲁迅日记中写着：“寄靖华信并日文《铁流》一本，《文学》二本。”这儿的“《文学》二本”，就是只出了一期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为什么是“二本”？可以推测，当时《文学》被禁止发行，至少冯雪峰和瞿秋白手头会有一些样本，而且鲁迅也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之一，秘书处要送他一些新印刊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鲁迅随信多邮寄一本中国左联杂志给远在左联策源地苏联的朋友，是有着一定的意义的。

    对鲁迅1932年7月6日日记中“《文学》”的注释，1981年16卷本和2005年版18卷本的《鲁迅全集》均说是“以上海出版合作社名义编辑出版”的，这不准确。《文学》版权页明明印有“出版者上海文学社”和“总代售处上海出版合作社”，但还得分别说一点儿当年实际情况。“编辑”的事儿，在上引中国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纪要第六条规定已经很明确了。至于“出版”，得分两层来述说。掌握出版权力的印书方面是第一层，这就是“上海文学社”。《文学》是中国左联的机关刊物，这个“上海文学社”当然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了。具体承担印行《文学》的处所，就是版权页上的“上海出版合作社”。这个“上海出版合作社”其实就是印刷《文学》兼代为批发《文学》的印刷厂。1932年4月25日出版的第五十二号《文艺新闻》头版有一篇高昂的文章《出版事业合作社》，介绍了这家由“若干青年创作家组合的，专负责出版一切被各大书店摈弃的作品，稿件及杂志”的印刷厂。自己写作、自己印刷、自己发行，自然也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自主的计划内行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