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写人物传记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会花很多时间了解传主的生平，查阅很多资料，久而久之你会感觉跟传主之间“神交”至深，自然而然可能采取传主的立场去看待问题。我想，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只能尽量避免以个人好恶臧否人物，与传主保持适当的距离。但，即使一个研究者有意去避免倾向性，也多多少少会受到传主个人魅力的影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研究，都不乏目的论的研究方法，我个人并不赞成这一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我在书中亦曾提到，人们在乾隆末期的统治中已经可以窥见一些在日后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但是因为乾隆末期出现了没落的趋势，便推断清朝垮台的命运由此铸成，我觉得是说不通的。

    ——美国清史学者欧立德接受采访时阐述其力作《乾隆帝》的写作及历史观时，如是说。（《欧立德：历史不会循环，但它会“押韵”》，《晶报》“深港书评”2014年11月2日）。

    一个单位如果没有大的项目支撑就根本生存不下去，所以我们又要上课又要搞科研完成项目，没有办法全副精力投入到整理工作上面去；另一方面就是环境限制，你看我们这个书的扉页上印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样的项目都有时间限制，如果晚了就没有钱了，所以出版社非常着急，我们压力也非常大……这对我们充分利用资料就有很大的限制；还有一方面就是湖南省博物馆压力也很大，他们要在马王堆出土四十年的时候把所有文献整理出版，也很着急。我们原来的想法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把碎片多拼合一点，尽可能与原貌接近，注释更详尽一些，但以上诸多因素导致时间非常紧迫。

    ——著名学者裘锡圭及其团队编纂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出版，裘锡圭谈及这一出版工程背后的甘苦。（《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11月2日）。

    在刚刚到台湾的时候，这些人才是主流，因为他们带去了知识、文艺，所有讲的故事包括像琼瑶最早的故事都是讲这一批人。可是这些人凋零了，知道他们故事的人也就没有了。我等了三十年，我也没有看到他们的故事继续下去。也许我有这个能力来说这些故事，所以我就决定写了。

    我常常在台北街头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外省的老先生，坐在轮椅上，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菲佣，推着那个老先生，从围墙这边走到那边，两个都不说话，每天在同一个地方。那个老人的故事可能子女也都不知道，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他曾经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的子女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只是想要知道台北那栋房子归谁。真的蛮惨的，整个时代的人，他们所有的努力统统没有了。

    ——台湾作家蒋晓云面对近年来台湾文坛频繁出现的“眷村”题材作品，着力写出“眷村”之外那些当年赴台群体的悲欢和命运浮沉。（《蒋晓云：一个人再卑微，也是自己故事的主角》，《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4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