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林剖析傅满洲情结批判西方恐华文化
中国如今近在眼前，而太阳在大英帝国沉落已久，许多昨天公认的成见要么已经在信誉上破产，要么在反对者手中重获新生。傅满洲博士所代表的“黄祸”又当如何？它能否在中国成为全球超级强权并对外国游客开放的同时得以苟活？对中国人民所持有的殖民的、白人的、种族主义的观念能否继续长存？ （详见4版）
汪朝光：我们今天如何写历史
胡乔木强调中共党史的研究要有“新意”，看似科学研究的常识，简单直白，其实细究起来，还真不是那样简单。不少党史研究者，习惯于从党的决议和文件出发诠释党的历史，结果便使得一些党史论著，或者是陈陈相因，了无新意，或者是朝三暮四，应时而变，也就成了胡乔木所言，不要说“读者不会有兴趣”，就连党史研究者包括胡乔木、胡绳这样的党史研究领导者“也没有兴趣”。如果结合胡乔木在论及党史研究时说的，“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各种根本的问题”，便可知胡乔木此言的深意所在。 （详见10版）
安部公房：面对墙，寻找门的20世纪日本文学大师
安部公房在“二战”之后秉承了法国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把这种思想进行文学化书写，创作出一系列能够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对话的日语作品，和西方现代主义小说遥相呼应。在日本发起的大东亚侵略战争惨遭失败之后，作为“战后派”作家群的代表，安部公房率先表达战争、核时代和商业社会带给人的异化感和苦闷彷徨，以极具创造性和个性的写作，继承了自卡夫卡以来的荒诞派、表现主义和存在主义文学的手法，使世界看到了日本文学的新风采。 （详见11版）
瞿秋白“负责总编”的《文学》
冯雪峰和瞿秋白当时都是跟鲁迅比较合得来的青年友人。鲁迅在他的1932年7月6日的日记中载有往苏联邮寄《文学》的内容。这时，鲁迅的又一个青年友人曹靖华寓居苏联的列宁格勒，这一天的鲁迅日记中写着：“寄靖华信并日文《铁流》一本，《文学》二本。”这儿的“《文学》二本”，就是只出了一期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为什么是“二本”？可以推测，当时《文学》被禁止发行，至少冯雪峰和瞿秋白手头会有一些样本，而且鲁迅也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之一，秘书处要送他一些新印刊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鲁迅随信多邮寄一本中国左联杂志给远在左联策源地苏联的朋友，是有着一定的意义的。 （详见14版）
《诗经》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
《诗经》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值得深入研究。当然，这也是一个具有很大难度的题目，它不仅仅是文学的题目，更是语言学的题目，语音学的题目。关于诗三百采用的语言为当时的白话文，这一说法不知道从何人开始提出此说，我想大约应该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他是白话文学史的始作俑者。他在该作第二章《关于白话文学的背景》中说：“因为公孙弘的一篇奏章证明了古文在汉武帝时已死了，所以，我们记载白话文学的历史也就可以从这个时代讲起。其实，古代的文学如《诗经》里的许多民歌也都是当时的白话文学。”同样，胡适并没有论证为何说诗三百中的许多作品为何是民歌，也没有论证为何是白话文学。 （详见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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