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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献综录》（骆伟主编，中山大学2000年版，以下简称《综录》）著录了民国以前广东经学、哲学与宗教、社会科学、历史、地理、语言与文字、文学与艺术、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综合等10类共5805种著作的作者、版本与馆藏情况，是继《岭南文献》《岭南丛书》《岭南遗书》《粤东文海》《岭南文钞》《广东文征》后又一本值得广东文史研究者、爱好者细阅与收藏的工具书。近几年来，随着阅历的增加，笔者发现该书在著作的内容与其所属的分类不相符、著录笔误和著录重复等方面，存在一些读者必须引起注意的失误。
《综录》由正录、附录、索引三部分组成，正录部分将4339种广东文献分为10大类、59小类，其中的7小类再细分25种。由于著录的文献数量庞大、分类过细、编者很有可能对著录的文献并未经眼，因此，著作的内容与其所属的分类便存在不相符的危险了。1917年、1927年、1933年，广东近代名儒陈澧的门人张其淦分别著《五代咏史诗钞》《邵村咏史诗钞》《元八百遗民诗咏》。非常明显，这3种著作都属于文学与艺术类。但是，《综录》第69页将《邵村咏史诗钞》置于历史类，第199页又将《五代咏史诗钞》、《元八百遗民诗咏》置于文学与艺术类。与此相关的体现编者对著作的文学类性质把握不定的，第70页将本属于文学与艺术类的陈遇夫的《涉需堂文集》置于历史类，第171页将当属于文学与艺术类的樊封的《南海百咏续编》、孙福清的《新州竹枝词》、胡曦、胡晓琴的《兴宁竹枝杂咏》均置于地理类。更让人费解的是，编者一方面将《新州竹枝词》《龙山竹枝词》置于地理类，另一方面在287页、292页分别将赖学海的《吴城竹枝词》、张芝田的《梅州竹枝词》置于文学与艺术类。其实，以上4种以竹枝词的形式吟咏家乡风物的著作，明显属于同类著作。
按照《综录》的著录与查阅相关资料，笔者发现《综录》的著录笔误近100条之多。这些笔误一般可以分为以下4类：一是由于未能将繁体字统一转为简体字所出现的笔误。如，第27页将赵古农的“《囊胜》”误作“《囊賸》”。第28页将《辑注初学史论》的作者“叶毓仑”误作“叶毓崙”。二是由于汉字的形、音相近所出现的笔误。如，第16页将桂文耀的“《桂星垣手录孝经》”误作“《桂星恒手录孝经》”。第19页将李纶恩的“《朱柏庐格言诗笺》”误作“《朱伯庐治家格言诗笺》”。第44页将朱用孚的“《摩盾余谭》”误作“《磨盾余谭》”。三是由于佚字、标点不当、排版等所出现的笔误。如，第78页将“南海康有为撰”误作“南海康有撰”。第82页将“（清）鹤山叶觐光辑”误作“清、鹤山叶觐光辑”。四是由于对相关知识的判断所出现的笔误。如，第119页将《采硫日记》的刊本“咸丰三年（1853）”误作“咸丰四年（1854）”。第131页将《康熙潮州府志》的作者“林杭学”误作“林学”。第226页将《刘希仁文集附理学简言》的作者“刘轲、区仕衡”误作“刘轲”。
在《综录》第6页，编者明确指出，“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则按版本年代先后排列”。除由此编纂原则所导致的两种或多种版本的同一著作的重复著录现象以外，同一著作与它的部分内容在不同小类中重复著录、同一著作在不同小类中重复著录，是《综录》著录重复的；两个表现。如，第1页、第9页，将郑之侨的《六经图》、《春秋图》分别置于经学大类中的群经总义类、春秋类。其实，《六经图》24卷包括《易经图》、《书经图》、《诗经图》、《春秋图》、《礼记图》、《周礼图》各4卷，今保存下来的仅《春秋图》。如，第19页、26页，将何文绮的《课余汇钞》分别置于哲学与宗教大类中的儒家类、杂家类。第33页、364页，将杨毓辉的《格致治平通仪》分别置于哲学与宗教大类中的术数类、综合大类中的类书类。第188页、193页，将戴侗、张萱的《六书故》、《六书通释》分别置于语言与文字大类中的文字类与训诂类。以上3种重复著录的现象，不仅说明了编者的著录失误，而且反映了编者对著作的基本内容不甚明了。其实，《课余汇钞》是何文绮教育门徒之余的抄写杂录，内容以讲论伊川、孟子、圣人、明道为主，该书当置于儒家类。《格致治平通仪》主要阐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等属于宋代理学的内容，当置于儒家类。《六书故》是一本用六书理论分析汉字的文字类著作。《六书通释》则是《六书故》的一卷，也当属于文字类的著作。
准确性从来就是人们对工具书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编者们责无旁贷的学术任务。作为一本旨在全面记录广东历史文献的工具书，《综录》所存在的以上失误，使其作为目录书籍的功能明显降低，使研究者对它总有一种鸡肋之感。编纂时间过于匆忙，属于来自广东省多家图书馆相关学者的集体编纂，很有可能是导致以上失误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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