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记忆：文学塑造和历史记录

    一

    《北平无战事》（以下简称“北剧”）落下帷幕，好戏结束自有余音绕梁。

    北剧是好剧，在一个几乎充斥市场奴隶、戏说和胡编“历史剧”的时代环境，北剧立意高，风格严肃厚重，正面重大矛盾和残酷现实，精彩的文学表现，赢得众多读者观众肯定。一部戏的成功，其剧中人物群体塑造都应基本成功。北剧作为“谨以本剧献给无名英雄”的一部英雄戏，剧中地下党是一个小的英雄群体，这个群体的塑造，基本是成功的。崔中石、谢陪东（特别包括戏份很少一闪而过但绝不可或缺的林大潍）等人物，以较深刻的印象，都留在读者观众记忆里。本文不做书评（剧评和影评），只对剧中主要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是否在剧落幕时亦有余音绕梁，或者说其余音在哪里，是些什么，作些观察和思考。

    剧中男一号方孟敖，身份和业绩大致有：1.国民党党国精英、王牌飞行员大队长、战斗英雄，中共秘密党员；2.国民党高级领导蒋经国直接任用的“孔雀计划”的执行人。其形象是：3.硬派英俊小生（很大程度是演员本身形象）；4.敢不执行飞行任务，上法庭仍风流倜傥；5.敢在长官面前向房顶开枪然后毫发不损地潇洒离去；6.敢擅自开飞机上天，逼迫贪商们签字；7.在三角爱情面前尽显硬汉男子气概；8.美式军装闪亮的飞行夹克；9.吉普飞车和旗袍女学生；10.雪茄红酒，等等。

    剧作的历史天空是1948年。剧作者的立意思考是，“当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一瞬间消失，不是土崩瓦解，而是一堵高墙，历史在那边，我们在这边。”其实这堵高墙，现代人们的目光并不难翻越和翻阅。国民党内部早已存在的病根痼疾，在抗战胜利后形成贪腐泛滥的狂潮，以致人心丧尽，以致兵败政亡，以致江山换代。为了最初的原因——已经完全撼动江山基础的贪腐狂潮，蒋氏父子被迫两面作战，又反共又反腐，反腐的灼热点是金融，焦点在北平银行。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北平地下党，怎样作为，读者观众自然聚集了眼球。方孟敖是男一号，英雄建功立业，自然应是这烈火与漩涡中的翱翔者。但这里似乎出了一个小的偏差，整剧落幕后，留在观众记忆里的主要是什么呢？前述第一、二项——国共两党的精英（战斗英雄）、“孔雀计划”的执行者，和其他一些应有的英雄业绩，在观众中成了过眼烟云，几无深刻印象。反倒是第三项以后的各项给观众特别是青年男女甚而少男少女留下较深印象，这些显然是表面的肤浅的，在不久的以后，自会更加慢慢淡去和流逝。

    于此，戏的结尾引用的“……我们的丰功伟绩，值得浇铸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在木板上，永世长存。等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亦即到来”成为明显的头重脚轻。

    偏差出在哪里？可能是人们没注意到的一个最小的细节。

    在重大的反腐败、政治和金融的风暴眼中，作者没有思考清楚该让一个什么人物出场更合适，更能深刻承载剧情。即有无必要引出个第一号人物是个政治金融外行，空军英雄王牌、飞行员大队长。根据以后剧情发展留在历史的这个形象，作者原意是，这样一个特殊身份人物出现容易成为更多好戏重戏的担当。结果没有充分实现，反而是表面的形象：风流倜傥英俊小生、美式飞行夹克，吉普女生、红酒雪茄等等留在了观众脑海。

    作为男一号，最大的功绩是执行国民党最高层的“孔雀计划”。和一般斗争最激烈白热化高潮（比如一方在精心计划，一方不惜任何代价在毁坏计划，将剧情推向高潮）不同，“巧”的是北剧中地下党指示和国民党的计划正好一致，方孟敖执行南京计划就是执行了自己上级的指示。于是二合一，巧妙执行“孔雀计划”，运输物资，帮助国民党就是帮助共产党。这样最多是“孔雀计划”的执行者不显尴尬，并未突显什么英雄业绩。最终，剧情主环境里，稽查贪腐和币制改革金融风暴和漩涡中，方孟敖基本无以施展，该怎样定位和作为，演员自己都时常流露出些许把握不准角色的困惑犹豫和眼神迷茫。

    由于最初的文学设计偏差，剧的以后发展中，作者对方孟敖形象塑造，作了尽量地偏爱“哺育”，作者文学塑造的功力是一流的，方孟敖的方形象也得到相当的丰润和补救、但又由于中共地下党复杂的的斗争方式和斗争过程，作者也不完全熟悉，特别是涉及周副主席甚而毛主席等更鲜为人知、剧作者也把握不准的“幕后”，作者也犹豫、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展壮大方孟敖的英雄业绩。

    文学塑造和历史真实，各有千秋。不是对比关系，都可能千秋，都可能尘土。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问题分析和观察。其中重要一点是，承担重要使命的重要人物，出场、亮相的时空安排。如果李云龙不是在晋西北血拼日寇坂田联队，而是重点在以后时空的南京军事学院罢课与“男女”，将不会有读者英雄记忆（当然或许会有一个另类英雄）。邓世昌不在甲午黄海，而是重点在以后时空“京城行走”，难有悲壮风云。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文学戏好写，出彩难，出岔易。本意出奇制胜，却极易成为蛇足。其时空安排，随心所欲余地不大。所谓“时来天地齐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泽东语）

    文学形象的刻画和塑造，经过集中、熬冶、提炼、升华等。通常被认为高于原型高于历史，但历史真实本身常会更厚重更深刻更有力量。特别是关于国家英雄。

    二

    寻找文学戏剧人物原型，一般是青少年读者对文学和史学各自不同的功能认识不足产生的混读，甚至是不智和一种肤浅病。但方孟敖这一形象，我们认为恰由于其大致的原型远影被湮没被淡远，英雄错离了用武地，因此没能成功地留在读者观众记忆里，非常可惜。则有必要适当追溯那些被湮没被淡远鲜为人知的“方孟敖”，以及崔中石、谢陪东、林大潍……也许能够补充进入读者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英雄崇拜者们的记忆，也许能够“值得浇铸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在木板上，永世长存”。

    根据历史相关资料，从笕桥航校军官的出身看，“方孟敖”的原型应来自解放战争时候两位著名的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第一位是笕桥航校上尉飞行教官谢派芬。谢派芬是安徽黄山芳村人，毕业于国民党航空机械学校、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1942年，被国民党空军派往美国进行战斗训练。1943年回国后，任中美空军联队一大队分队队长，先后在印度和中国上空对日作战39次，获国民党空军多枚奖章和三级复兴勋章。

    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内心十分痛苦，曾对人说过：“打日本，义不容辞；打自己人，我不干。”每到单独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就总是将炸弹投掷到荒郊野外，或者把机载武器实施平射。经过笕桥航校中共临时支部书记吕云荪争取，谢派芬于1948年11月秘密加入中共。

    1948年底，国民党准备将笕桥航校迁往台湾。起初，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谢派芬随学校迁台，继续做隐蔽战线工作。但随后，党组织改变决定，要求其驾机起义，以打击国民党空军的士气，并带动国民党空军人员倒向革命阵营。1949年1月3日，谢派芬、中尉飞行教官蒋声翰等机组5人驾驶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杭州起飞，飞抵解放区郑州，受到中共方面的热烈欢迎。之后，谢派芬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并于1949年10月1日国庆大典时驾机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后来，他又多次立下战功并获得嘉奖，还担任过湖北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89年病逝。

    第二位原型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俞渤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军人世家，其父亲曾是白崇禧的手下，官任国民党中将。14岁时，他的父亲因遭日机轰炸而身亡，母亲随后病逝。后来，身怀国仇家恨的他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并赴美受训。回国后，他在第八飞行大队任飞行员。由于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他在执行一次轰炸解放区的任务时，不愿将炸弹投到村庄上空，而是故意投到荒野上。1948年8月，他被中共地下组织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并随后成为第八飞行大队中共临时支部的书记。在接到上级指示后，1948年12月16日，俞渤等机组5人驾驶一架B-24型轰炸机在南京起义。由于机械故障，机组未能完成轰炸总统府和大校场机场的任务，遂北飞到达石家庄，回到人民怀抱。后来，俞渤加入人民空军，曾担任过空军第一航校参谋长和副校长，于1974年病逝，年仅48岁。

    本文视界，特别在这里绍介一本历史书。在国民党空军里，最早的中共党员和党的组织，当在1935年春天，上海中共中央军委特科成员胡春甫奉命“联系”杭州笕桥国民党中央航校，发展了后来的国民党王牌飞行员、著名空军英雄郑少愚为特科线上的秘密党员，郑少愚后来为周恩来副主席和董必武直接关心和联系。周恩来和董老已经勘定，郑为以后中共和新中国空军的主要领导人时，郑少愚在一次飞跃驼峰自印度返航的美机试航中牺牲，年29岁。

    胡春甫后人根据史料编辑整理的《历史的棋局中》并未公开出版，作为一部历史传记，其与《北平无战事》的热风格相反，50万字的篇幅中形容词没超过5个，是一本基本用冰冷动词叙述历史的书。书中记述了胡春甫等中共上海特科一条线的秘密党员的生涯，特别是记述了真实空军英雄郑少愚等的人和事。北剧中崔中石牺牲前的感慨：“此一生发展了方加入组织，是最大的欣慰”。于此有些相同，1920年代末，青年胡春甫出川乡溯长江至上海求学，接受了中共上海沪东区委组织部长张海涵的共产主义启蒙。不久后牺牲在国民党监狱的张海涵是否是和北剧中的谢陪东一样，是否是1927年国民党叛变后从死人堆里爬出的的共产党员，没有明确记载，但张和胡在黄浦江畔的无数次交心之谈，和以后胡在杭州与郑的交心之谈，谈话内容和内心感受，当是一致的。史学不是文学，具体谈话原话无从考稽，但在国民党中央空军中枢，最早有了中共秘密党员是坚实的史实——1935年4月，加入共产党不久的胡春甫在上海受特科负责人老余派遣，前往杭州国民党中央空军航校，发展了四川同乡、生死好友、国民党精英飞行员郑少愚入党。这两个“入党”可以在此介绍一下。

    关于胡春甫，四川渠县人，生于1913年（郑少愚生于1912年），发展郑少愚是胡的“此生欣慰以致以后郑的牺牲成为此生心痛”，也堪称中共党史的传奇之一。其实关于胡，早期经历也有两个传奇。某次回四川家乡，正赶上红四方面军一支部队将自家当土豪打，胡家不是土豪，而是对共产党有大贡献的大户。胡当然不是大义灭亲的“英雄”，他不同意这支红军部队违反纪律的左倾行为，但和因此类事转向右倾、参加了国民党的许多纨绔子弟不同，胡春甫正在此时萌生了参加红军的想法。文学可以描写和剖析胡此时的内心想法种种，史学则到此为止。胡的志向，燕雀鸿鹄不同而已。所谓名利舟内客，英雄长江浪。第二个传奇，在特定“时空”，胡春南和郑少愚先后加入了中共。1935年春天，历史天空，和北剧中1948年共产党即将风雨下钟山完全不同，中共处在了最危险的低潮，国民党凯歌高奏。共产党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疲惫血流的长征队伍刚从贵州的大山转出来进入云南，完全没有摆脱全军覆没的阴影。白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此时的上海，共青团、全总、文委……中共组织绝大部分已被摧毁，一时叛变成风。只有特科一部分、少数死硬分子，“因为各地红军提供情报的极端需要”（王世英等多人的回忆），靠一个信念支持着，“自己不能死，还要为红军搞情报”。国民党仍以为中共中央还在上海，集中了四千军警特，追杀“中共残余”。胡在上海加入的组织，正是此时的中共中央特科。胡的入党监誓人是化名老余的王世英。书中记载，老余嘱咐，党中央和长征途中的红军，因为国民党的空军优势，损失特别大，做国军空军的工作，就是保卫中央保卫红军。

    关于郑少愚，书中记载郑入党后，向组织“随时报告了空军机构、战术技术、行动方案等各类情报。”和北剧中的林大潍一样，没拿组织一分钱经费，每月交纳党费三十元。本文此处，以多年寻找到的扎实证据，证实和披露一项史实：1934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四渡赤水和入云南后，由于国民党制空权，损失甚大。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避开人烟稠密地区，选择走雪山草地的正确行军路线，此时来自国民党空军中枢的情报，是中央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与以往的“红军长征途中，和上海党组织完全断了联系”不同，整个四渡赤水特别是入云南以后，红军和上海存在着确切的情报信息联系。这也是潘汉年、陈云回上海即找了组织的因缘）。

    我们回到郑少愚。时间转瞬到了1938年。从来不是闲棋冷子的郑少愚，因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时来天地，上演了威武悲壮的人生大剧。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日本有20000架飞机以上（另有数字则更多），中国仅700架（另有数字则更少）。

    1938年2月18日，日军以38架飞机袭击武汉，中国空军奋起迎击，时有苏联航空队也参与配合，空中激战12分钟，日军被击落11架，第四大队代理大队长李桂丹以下五位飞行员阵亡。20日，汉口各界公祭空军烈士，蒋介石主祭。21日，武汉三镇举行空战祝捷及追悼阵亡空军将士大会，孔祥熙、于右任、冯玉祥及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叶剑英等出席，会后大队群众执绋送葬，盛大游行。此后4月29日、5月31日，在江汉平原上空，又接连上演两次大规模空战，中国空军分别击落日机21架和4架。空战正值万众仰观，犹若亲临目睹，尤其四大队飞行员陈怀民被击中后，并不跳伞求生，而是操纵战机直撞日机同归于尽，如此壮烈，蓝天直播，正如郭沫若后有诗云，战士生涯风伴舞，英雄气魄海同歌。激励感染了无数“观众”：中华不亡，还我河山！

    郑少愚此时正在空军四大队服役，他在著名的“8·14空战”中击落敌机一架获升分队长，武汉“2·18空战”在战友配合下击落敌机两架，负伤后仍坚持驾机返回机场，擢升为四大队副大队长。

    书中记载，1940年夏秋，日军昼夜不停轰炸重庆和成都，以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中国空军在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的凶恶敌人面前，毫无惧色，8月11日，90架日机袭击重庆。郑少愚率29架战机升空鏖敌，空军四大队又称驱逐机大队，整个大队是此时中国空军血烈军人的缩影，29比90，好似麻雀迎战老鹰，好似一个中国士兵近身面对三个日本武士拼刺刀。四大队全体青年在郑率领下无一人临阵畏缩。9月13日，日军出动66架，郑少愚率中方34架再次升空，血战蓝天。此战，郑少愚再次负伤。四大队前任大队长高志航、李桂丹、刘宗汉都是空中阵亡的英雄。继任者郑大队，参战四年，身经百战，每战必先，五次负伤，屡伤屡战。郑一人击落敌机5架，率队击落击伤敌机数十架。

    最值得历史的英雄记忆是，笕桥空军里不只郑少愚一人是中共秘密党员。在血拼日寇的战场上，郑少愚们恰可代表国共两党，是真正的华夏一脉英雄儿女。

    还在1938年的武汉，郑与胡春甫发展的另一位国民党军重要部门的中共秘密党员陈怀刚一起给胡写信，说他们在武汉，希望胡亦赶往，带他们取得组织联系，并证明党籍（共产党）。胡立即赶往与郑等人见了面。第二天胡来到汉口法租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中共长江局），一个小个子和两个高个子与胡亲切见面，高个子是叶剑英和李克农，小个子是黄文杰。随后一段时间，叶、李、黄三人又先后与胡谈话多次，告诉胡承认郑少愚、陈怀刚党籍，并嘱咐在紧急情况下可到办事处直接面见周恩来。此后，周恩来对郑少愚关爱有加，多次在郭沫若住所约见，周非常关注国民党空军情况，但最关心郑少愚的个人安全，一再要求他能不上天就不上天，就在地面指挥，周恩来直接告诉郑少愚，未来新中国的空军有待他去领导。同时，宋美龄同样看好这一精英，有意为他提亲。郑以匈奴未灭不言家婉拒。再不久，郑少愚伤愈奉命到成都空军参谋学校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空军总部参谋长。

    1941年7月，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租借、购买100架新式战斗机，1942年4月，由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的飞虎队组成专门团队前往卡拉奇接机，郑少愚亦将率领相关人员前往接机。周恩来得知消息，立即派胡春甫传达指示，争取不到印度，另派人去。郑少愚认为50岁陈纳德还在飞，我不到30还可以飞，他托人回话周恩来说，“就这一次了，今后的职责不允许我到一线了。”4月22日，在印度飞返昆明途中，在印度泽波尔地区，美新式飞机突发故障，郑少愚不幸牺牲。消息传至周恩来，当时在旁的工作人员事后告诉胡春甫，周公和董老闻讯，“黯然良久”。

    本意是探寻关于文学英雄和史学英雄的两个视界，作为评议和记述，至此停住。同样因为余音绕梁，在本文最后，因为事涉真实，我们添加一个不是蛇足不是无关的小结尾。郑少愚牺牲后，他的家乡四川渠县报经当时四川省府批准，改其家乡鲜度乡为少愚乡。解放后，郑少愚中共秘密党员身份长期隐秘无闻，后来还被作为反动军官对待，1950年少愚乡被改回旧名，1958年少愚碑被击碎丢弃，其家人更是累及无算。1981年11月7日，渠县人民政府追认郑少愚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