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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11月05日 星期三

    近代文献的整理工作应予加强

    ——读周振鹤先生《鲁迅听章太炎课事征实》一文

    欧阳红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11月05日   10 版)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文献的校勘整理多偏重于古代。随着古代文献(尤其是经典文献)整理的覆盖率越来越高,近代文献整理的重要性也愈益突显。近年,近代公私档案及人物文集、日记等基础文献不断被整理出版,然相较于古代文献,仍难成系统。这是由近代文献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代传世文本基本稳定,版本良多,近代文献去古未远,亦无定性,它的整理侧重于搜集、标点与编纂,整理难度大。素为学者重视的人物日记更是如此。近人日记多记所见所闻,不乏珍闻秘辛,涉及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金石、小学等,且以稿抄本居多;整理标点不仅要熟知各学科门类、今典掌故,且要通书法,对字形的变化有一定的了解。凡此种种,均极大地限制了日记的使用和流布。

        近日拜读周振鹤先生《鲁迅听章太炎课事征实》一文(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9月7日),让笔者的上述认识更深一层。周先生大名,仰慕已久。此文可谓牛刀杀鸡,读来引人入胜。文中所征史料,多涉及近代人物日记,其中一些文句存在不少以方框表示的“墨丁”及待补阙文,拜读之余,又稍感遗憾。《钱玄同日记》早已有闻要整理出版,但迄今为止该日记只有影印本,内中不少文字难于辨认。周先生阅读时花了不少力气,文中自述云:“有时分弁一个字要费时甚久,以至于你只好放弃,先读后面,回过头来才悟得出原来那个不识的字是什么。”受好奇心驱使,笔者找来影印本加以比勘,发现许多地方实难认读。同时亦感到,周先生未存疑而直接摘录出的引文似乎也有若干可斟酌之处。经反复考校,又将疑难文字就教于同人,特此不揣谫陋,稍抒浅见,希望得到周先生和其他读者的指教。为便于检核,兹以钱日记所记内容在周先生文中出现的先后为序,逐一说明。

        1908年7月28日的钱氏日记(如图一所示),周先生录作“说一未上”,并特地加了按语:“‘未上’二字乃揣测,因与上文‘一’字重叠。”推测周先生之所以认为上文有个“一”,是因为31日有一条“说二”的记载。今检原书,“说二”不误,而“说一”似不存。周先生读作“一未上”三个字的那堆笔画,与上文的“说”字所占空间相当,且与“说”之间略有空隔,故笔者认为钱氏这里所写的不是三个字,而应是“壹”字(第2册第644页)。据《朱希祖日记》,上课时间定在周二、周五,1908年7月28日正逢周二,31日为周五。如此,此日的活动就不是“未上”,而是“说壹”;如果“说一”未上,31日还得上“说一”,不可能上“说二”。

        9月11日(图二),周先生录作:“因各人校(学校已开按此四字为旁注)课多有冲突,故今日仍□(按此字难认,似此前已经议过各校开学后如何选择小班上课日,但未议定,故今日“仍”上)上说文课,容再议之。”此句读来颇觉拗口。检原书,钱氏本来是:“因各人校课(原注:学校已开)多有冲突,故今日停上说文课,容再议之。”(第611页)末句的“仍”实为“停”。而存疑的墨丁“□”不知所自。此处的“停”,左边的“亻”旁一目了然,右边与后文所引4月4日“开会于清风亭”的“亭”如出一辙。如此,该日的《说文》课不是“仍上”,而是“停上”。而且,从语势上考察,“停”比“仍”更合理。得先有“停”课,然后才有“容再议之”。

        钱氏7月2日的日记(图三),周先生录为:“将说文札记(按:此为钱行文习惯,以札记作动词用,意为整理笔记。后面也有如此情况。)玉部至丨部,又正部至行部录出。一篇不明者多,一则积日太久,匈中弥觉胡涂,一则转抄时□□□也。好在不久尚要听第二遍,再板再订正矣(有许季弗、周……专要趁暑假在民报社另班开讲(按:原文如此)听讲,余与龚、逖二人拟再旁听。”此段阙文稍多,分以下五点来说。

        首先,“转抄时”的“转”似应为“初”字,与后文“再订正”的“再”相呼应。其次,“□□□”三字,应是“更外行”,三个字虽然潦草,但与草书的写法颇为吻合。据日记前后语意,钱氏听讲之时之所以“不明者多”,一是时间久了,“匈中弥觉胡涂”,一是刚刚抄写时更外行。其三,文中说“‘周’字以下连名字亦懒得写,点点点充数了”,但鄙意以为用省略号代替那些“点点点”似有不妥。古人手书常有这种写法,今人编辑时通常写作“某”字。于是五个点的含义也就是“周某某、某某某”了。识读时,若将“点点点”用省略号替代,那么日记所记的字数、人数信息就模糊不清了。第四,“专要”的“专”,应是“等”。此字采用的是草书写法,与“专”字区别较明显。第五,“旁听”的“旁”,其实是“去”。这是手写异体字“厺”的字形,与“旁”的字形相去甚远。

        综合考量,笔者以为上述7月2日日记比较合理的整理结果似应是:“将说文札记玉部至丨部。又正部至行部录出一篇。不明者多,一则积日太久,匈中弥觉胡涂,一则初抄时更外行也。好在不久尚要听第二遍,再板再订正矣。(有许季弗、周某某、某某某等要听讲,趁暑假在民报社另班开讲。余与龚、逖二人拟再去听。)”(第595页)这样,既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也不至于出现“听讲”、“开讲”重出的问题。

        再后来为辨析章太炎在东京讲国学与鲁迅听讲《说文》并非一事,周先生引用钱氏1908年3月22日日记(图四),云:“上午与味生至太炎处,□□请太炎来讲国学(先讲小学),炎首肯。惟以近日有蜀人亦请其教□,□与蜀人接洽云。”钱氏此日日记用钢笔写就,竖栏而横写,字迹歪斜,其辨识难度尤过于他处用毛笔写就者。周先生标出的四处墨丁更不好辨认,笔者斟酌再三,又结合文意反复推敲,觉得前两处墨丁当为“意欲”;后两处则为“吾當”。如此,上文的标点亦当小作调整。该条文字似当为:“上午与味生至太炎处,意欲请太炎来讲国学(先讲小学)。炎首肯。惟以近日有蜀人亦请其教,吾当与蜀人接洽云。”(第534页)

        与此相关的,钱氏3月25日日记(图五),周先生录为:“午后,至太炎处。未生□言四川人那边已去协□过气,太炎□令人看段注《说文》云。因与太炎讲及最好编讲义,用誊写板印之,太炎首肯。太炎言程度较高者可看段注,次者即看《繋传》,一无所知者正可看《文字蒙求》矣。”此段文字亦有数处可商。“未生□”中的缺字,笔画清楚,当为草体“昨”字;“协□”中缺字,当为“洽”;“过气”的“气”,当为“知”;“太炎□”中的缺字,当为“係”;“太炎首肯”中,脱“似”字;“次者”衍“者”字;“正可”当为“止可”。上述文字的断句亦当调整为:“午后,至太炎处。味生昨言四川人那边已去协洽过,知太炎系令人看段注《说文》云。因与太炎讲及,最好编讲义,用誊写板印之,太炎似首肯。太炎言,程度较高者可看段注,次即看《繋传》,一无所知者,止可看《文字蒙求》矣。”(第537页)

        接下来,周先生又引钱氏3月29日日记(图六):“午后至太炎处,询讲小学可定时日?四川人业已□定。场所:帝国教育会。日期:水、土曜(按:即周三周六)。时间:二时至四时。先讲小学,继文学。此事告成,欢忭无量。”此段文字的墨丁处相对好确定,当为“拟”。而“可定时日”四字的识读则颇令人费解。细审该日记原文,再对照上引3月25日日记,所谓“时”与“未生□”中的缺字一致,仍当系“昨”。此处“昨”字是辨识和理解文意的关键。再以草书写法来看,所谓“可”当为“事”,所谓“定”当为“言”。(第541页)因而此日日记当录为:“午后至太炎处,询讲小学事。言昨日四川人业已拟定……。”这样从语义理解,与周先生录文亦不无差异。

        以上所举种种,应当说并非大问题。周振鹤先生是学界耆宿,曾校勘《五岳游草·广志绎》(中华书局2006年版)、《运书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等多种文献,对古籍研究和整理有着丰富经验。周先生读《钱玄同日记》时所遇到的问题,应该说是近代文献整理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以周先生的学识,阅读《钱玄同日记》这样的近人手书日记尚且不无难题,一般读者所遇困难之大,更是可想而知。目前仍未整理的近代文献数量庞大,不少便是这样的手书稿本,影印出版方便快捷,也最能保持信息原貌,但于读者而言,毕竟美中不足。此外,有些近代文献虽有排印本,也难称善本、足本,同样存在校勘整理的必要。期待更多学有专长的学者著力于此,嘉惠士林,实乃功德无量之事。

        (拙文所引《钱玄同日记》原稿的识读,得到徐俊先生的指教,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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