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活记忆

    日前，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主办，北京市档案局（馆）和五洲传播出版社协办的《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5周年民生往事》中英文版同步首发式在京举行。这部记录1949-2014年间中国百姓生活细节变迁的图文著作，曾得到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的高度评价——“记录点滴生活，彰显社会进步”。

 

    那些年，那些逝去的记忆瞬间，很温情、很感动、很震撼。

 

    中国生活记忆之50年代

 

    温情脉脉的互助储金会

 

    50年代，很多家庭有好几个孩子的情况非常普遍。当时没有口服避孕药，只有几种操作麻烦，效果也不是很有保证的外用避孕手段。即使有些夫妻不想多生孩子，也无法跟良好的生理功能相抗衡。

 

    而且，那时候对人工流产的规定也非常严格。如果本人不是因为健康原因，或者医学上认为的必须，而是由于自身工作、学习上的需要或子女过多想要实行人工流产，机关干部须经该机关的人事部门负责人批准，市民则须经街道委员会证明，医院才会施行人工流产。

 

    1956年出版的一本宣传避孕的小册子，就从一对普通夫妻的烦恼引出这个话题。丈夫是机关职员，妻子是纺织厂工人，孩子越生越多，他们的生活也从刚结婚的轻松愉快，渐渐演变到烦累不堪，靠工资养活几个孩子和父母，怎么精打细算都觉吃力，经常还没到月底财务上就青黄不接了。

 

    这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在当时很有代表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人们的收入很低，不少家庭入不敷出，生活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倡导开展互助互济，解决彼此间的困难，就显得非常重要。于是，职工互助储金会便应运而生了。

 

    职工互助储金会，是在工会的组织下，以厂、段、站为单位组织，动员职工在自愿的原则上入会，每人每月缴纳工资的百分之几，组成互助会的周转基金，随着入会时间的延长，互助基金的数额也越来越大。职工个人缴纳的互助金永远归自己所有，只是作为入会工友遇到临时性困难的时候，用以向互助会申请借款之用。还款日期预先也有约定，一般是一个月、一季度、半年。还款的时候可以是借款本人用现金归还，也可以委托发工资的人从工资里按月代扣。如果借款工友家里发生重大经济困难，本人实在无力归还，行政和工会等组织就会出面救济，但不会拿互助金当作救济金使用，所以互助储金会对于入会职工来说，是没有风险的。

 

    除了在钱财上工友们互助，遇到工友家中有婚丧嫁娶，修葺房屋、搬家等时候劳动力不足时，工会和互助会就会组织别的工友，前去帮忙。

 

    1957年的工会章程明确把领导储金会和家属委员会作为基层工会的工作任务，可见储金会在当时的功用。

 

    1957年前，国家也比较注重家属的家内劳动。1958年“大跃进”开始，国家动员家属走出家庭，在社区组建的小型工厂或是男职工所在的企业里从事辅助性的生产劳动。“大跃进”结束后，家属工作的重心重新回到家内劳动。但是到了1964年，单纯地作为“私”的家庭劳动在国家话语中消失了，但是，国家仍然表彰职工家属集体性的生产劳动。

 

    比如，因为城市副食供应不足，当时很多工矿企业有自己的农场，很多女性家属在农场从事农副业生产，如豆腐坊、养鸡场、食堂、菜地和缝纫社等逐渐形成了单位体制下的男工女农的模式。

 

    社区互助也是家属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使家属的家内工作有别于传统的妇女职事，具有了集体主义性质。从劳动的内容上看，家属的家内劳动与传统妇女的劳动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因为劳动的空间从家庭扩展到了社区里弄，于是这种劳动的性质也就完全不同。

 

    那个时候，哪位妇女被评上模范家属，是很光荣的一件事。评选标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邻里互助。那时候的邻里互助，不是慈善性质和个人美德，而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邻里互助包括劳力互助和储金会的经济互助。劳力互助主要是社区里孩子老人、生育生病时的相互照料。

 

    50年代人与人之间充满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暖融融的情谊。

 

    中国生活记忆之60年代

 

    代食品运动：人造肉精和小球藻

 

    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左”的政策偏差，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中国人民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水稻专家袁隆平回忆当年景况：“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A19版)

 

    进入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上旬，在西安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会后不久，广西柳州地区在大力推广“增量做饭法”时，推广了一些主要的增量做饭方法：

 

    双蒸法：办法之一是将米放进罐内干蒸20分钟，然后加水，每斤米加水3斤3两，用猛火蒸40分钟即可。办法之二是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即可。双蒸法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能增加40%以上，且饭粒不烂，味道好。

 

    温水泡蒸法：先用温水泡米半小时，捞起装入罐，每斤米加开水3斤3两，用大火蒸30分钟后，停火10分钟，再加大火蒸10分钟即成，每斤米出饭5斤至5斤2两。

 

    夹生蒸饭法：先将40%的米放入蒸笼干蒸40分钟，取出吹凉，将另外60%的米掺入捞匀，每斤米加开水5斤，入笼猛火蒸45分钟，每斤米可出饭5斤。

 

    炒蒸法：先将米炒成金黄色，淘净入罐，每斤米加水6斤4两，猛火蒸，一气呵成，每斤米出饭5斤。

 

    加水蒸饭法：先将大米洗净入罐，照平时蒸饭方法放水先蒸20分钟后，再加水一倍蒸45分钟，每斤米也可出饭5斤。

 

    “粮食增量法”或“增饭法”，辽宁黑山县可谓发源地。1959年5月，该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副业生产队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但黑山在推广这一“先进经验”之初，有些干部群众对此表示怀疑：“无土不砌墙，加水不能顶粮，出的最多，也不过是多加点水而已。”有的甚至讽刺说：“增量增量，米泡膨胀，饿坏肚子，撑坏膀胱。”但黑山县“苞米食用增量法”还是被要求推向全国各地。

 

    同时，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当时，一些地方规定，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疗效还行”。

 

    鉴于农村严重缺粮的紧张形势，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实际是人把烧火做饭的燃料拿来吃了。

 

    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野苋菜、洋槐叶和鸭跖草之类，事实上是人在跟牲畜抢饲料。

 

    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肉有一绿色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小球藻最初是用来当猪饲料的。

 

    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制作“人造肉精”的方法并不简单，需要进行试管培养、生产培养和成品处理。光是往试管中倒入配制的以麦芽糖为主成分的基液，接入菌种，在25-30度的保温箱中培养2-3天，这个程序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操作得了的。在60年代，电力紧缺的情况下，不算人力，光是制作“人造肉精”的耗电量就显得得不偿失。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和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从此，中国国内大规模用人尿来培植小球藻。人尿含有丰富的营养物，可以满足小球藻生长繁殖的需要，用纯人尿培育小球藻不但繁殖快，产量高，成本低，取材容易，而且方法简便。高蛋白的小球藻作为粮食的代用品，拯救了当时很多人的生命。但由于不会处理人尿中的毒素，也造成了一些人中毒。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不过，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中国生活记忆之70年代

 

    警察追捕一群穿喇叭裤的年轻人

 

    厚底鞋与喇叭裤可以说是70年代最流行的服饰。也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喇叭裤将人臀部与腿部的曲线清晰地勾勒出来，成为女性魅力的直接展现，加上厚厚的鞋底，让女性看上去越发的纤细、苗条。并有高高在上，营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效果。

 

    喇叭裤，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着装上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

 

    喇叭裤，也叫喇叭口裤。这是一种立裆短，低腰短裆，紧裹屁股；裤腿上窄下宽，臀部和大腿部剪裁紧瘦合体，而从膝盖以下逐渐放开裤管，使之呈喇叭状的一种长裤。裤长一般盖住鞋跟，走起路来，兼有扫地的功能。

 

    喇叭裤原为水手服，裤管加肥用以盖住胶靴口，免得海水和冲洗甲板的水灌入靴子。从1960年开始为美国颓废派服式，后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中国敞开对外大门时，恰值喇叭裤在欧美国家接近尾声但仍在流行的时候。着喇叭裤时上身须紧瘦，从而出现了A形着装形象。中国青年几乎在一夜之间接受了喇叭裤并迅疾传遍全国。

 

    喇叭裤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时尚，谁要是穿一条喇叭裤在街上走的话，那就和现在裸奔的效应一样。喇叭裤加长发戴蛤蟆镜的男青年形象几乎成了不正经、不三不四、流里流气的代名词。

 

    当年喇叭裤在街头的出现引起过许多人的反对和抵制。但是引领时装新潮的，从来都是以青年人为主。人们从海外电影中受到影响，将裤腿悄悄放开，体现了一种青年人“后文革时代”叛逆的性格。

 

    虽然喇叭裤作为一种“服装怪”出现，但是它却打破了之前中国服装的“统一制”，这必然得到喜欢自我表现的年轻人的喜爱。

 

    喇叭裤开始流行的时候马上就被禁止，说不许穿喇叭裤，喇叭裤是代表虚幻的，没落的，腐朽的，但是已经有很多人认为这跟思想意识没有关系。

 

    当时《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文章论证，根据中国唐代壁画飞天，中国舞蹈人物不都穿着喇叭裤吗？文章论证说这个喇叭裤是缘于中国的，不是西方的，是我们民族的。

 

    这样，不让穿喇叭裤的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在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镜头，警察追捕一群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并下令用剪刀把他们的喇叭裤全部给剪破了，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街头压迫的事例。

 

    歌手艾敬在她的《艳粉街》里记录了这一幕：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去游街，他的裤子已经扯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捉摸。

 

    伴随喇叭裤的流行，鞋底也越来越厚。夸张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甚至引起趣闻。当警察追捕一名穿厚底鞋的女子，而她无法脱身时，居然大声威胁：“如果你再靠近，我就要从鞋上跳下去。”

    中国生活记忆之80年代

 

    假领子讲的是个“面子”

 

    假领子的发明，才是真正的原创产品。

 

    鲁迅先生曾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据说是时尚之都的上海人创造出了假领子，因为这个城市的人讲究“面子”，年轻人不穿件衬衫，总觉得不大对劲，尤其到了天冷的时候，光穿毛线衣，里面没有领子，就会变成难看的“和尚领”。

 

    假领子其实是真领子，但它不是一件真正的内衣服装，只是一件领子而已。它有前襟、后片、扣子、扣眼，只保留了内衣上部的小半截，穿在外衣里面，足以以假乱真，露出的衣领部分完全与衬衣相同，所以美其名曰“假领子”。

 

    假领子用零布头做，不收布票，也便宜，像衬衫一样尺码齐全，非常受年轻人的青睐。有些人会备上好几条：白色的、灰色的、浅咖啡色的，轮换着穿。平常上班一般穿深颜色的，耐脏。里面穿一条假领子，外面是毛线衣，再外面是中山装，对着镜子一照，感觉还挺好。如果里面的假领子是红格子的，在那时候也算是很惊艳的一抹异色了。

 

    而且假领子还要从上海南京路上买来的“上海货”才像样，因为上海产的假领子是树脂领，相当挺括。有了假领子，即使去相亲或者和女朋友见面，也不会心虚。但有一点要注意，房间里温度高了，额头上出汗了，可以脱去外衣，毛线衣万万脱不得的，因为里面的“假衬衫”就只有前面的两片布，后面一片布，再加两三个纽扣，还有两个布带套住臂膀，以防“假领子”向上“跑”出来。

 

    如今有上海人甚至愿意出高价购买当年的假领子，只是物质生活飞速发展之后，作为过渡手段而退出舞台的假领子已经很少再有留存了，它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属于谈资，属于见证。

    中国生活记忆之90年代

 

    《子夜》中的股票交易所回来了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此前的中国人，只是从茅盾的小说《子夜》及据此改编的电影中依稀对股票交易所有一点印象。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那天，来自上海、山东、江西、安徽、浙江、海南、辽宁等省市的25家证券经营机构成为交易所会员，分专业经纪商、专业自营商、监管经纪商和自营商几种。交易所采用现货交易方式，不搞期货交易，开业初期以债券包括国债、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交易为主，同时进行股票交易，以后逐步过渡到债券和股票交易并重。

 

    12月19日上午，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钅容基出席了开业典礼。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李祥瑞授权总经理尉文渊在交易大厅敲响正式开市的第一锤，半小时后前市收市时已成交49笔，面额为5879008元。

 

    同一天，申银证券开设了上海第一个大户室，出现了中国第一代个人证券投资大户。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

 

    这是继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后中国第二家交易所。

 

    杨怀定，1988年3月23日辞职，不久成了众人皆知的“杨百万”。

 

    此前，他在拥有6000名职工的上海铁合金厂当工人，文化程度是初中，辞职前每月工资60元。

 

    1990年股票暴涨，杨百万以每100股850元的价格抛掉手中的电真空。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业的第一天，电真空每100股以374元开盘，他又买回10万股，一直到每100股涨到2300元时又抛掉。

 

    刚开始做国债时，由于买卖量比较大，就有不少人背后称他“杨百万”，实际上，做了股票后，“杨百万”才名副其实。

 

    “杨百万”说：“‘杨百万’也不是我自己叫的，是朱钅容基在一个文件上这样叫我的。哪怕有一个亿，我还是‘杨百万’。”

 

    他孙子大名“杨线”(扬线)，小名“涨停板”。他说，活着一天就看一天盘，他甚至开玩笑说，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撤到上海证券交易市场的大门口。

 

    中国生活记忆之21世纪新千年

 

    为那只咬了一口的“苹果”着迷

 

    2011年10月5日，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辞世。

 

    网友“呻吟的耳朵”在词条下方评论表示，“作为曾经的CEO，乔布斯以他无与伦比的才华创造了苹果帝国；作为旷世天才，乔布斯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那只咬了一口的苹果上。他的精神，不仅是苹果的根基，更是世界的财富。”

 

    有人甚至说，中国人里面只有发明豆腐的那位老前辈，其创造力与乔布斯不相上下。

 

    中国人对乔布斯的认识，伴随着对苹果产品的迷恋。果粉，美国苹果公司电子产品的爱好者，从iPhone开始接触苹果，通过情感认同再延伸消费到苹果的电脑、iPod、iPad，以其对Apple产品品牌的执著追求而著称。据媒体报道，湖南17岁少年小郑联系了非法器官收购商，以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自己的右肾卖了出去。是的，仅仅就为了一台iPad2和一台iPhone4，他把这辈子的健康都卖了。难怪有人说，相信随着iPhone5的正式发布，在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后，改变的不仅仅是手机行业市场的另一项革新，也改变了中国肾源市场的供求关系、甚至也改变了不少人的后代血缘体系。

 

    乔布斯改变了世界？

 

    史 蒂夫· 乔 布 斯(1955.2.24-2011.10.5)，美国著名发明家、企业家、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办人。乔布斯被认为是计算机业界与娱乐业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经历了苹果公司几十年的起落与兴衰，先后领导和推出了麦金塔计算机(Macintosh)、iMac、iPod、iPhone、iPad等风靡全球的电子产品，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现代通信、娱乐、生活方式。

 

    这个精力充沛、魅力无限的家伙同时也是一个很会鼓动人心的激励大师，甚至在他的平常对话中，经典的语句也常常脱口而出。“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

 

    “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如果你还没能找到让自己热爱的事业，继续寻找，不要放弃。跟随自己的心，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的。”

 

    “我是我所知唯一一个在一年中失去2.5亿美元的人……这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

 

    “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Stay Hungry， StayFoolish.(常保饥渴求知，常存虚怀若愚。)

 

    2009年，钱学森、季羡林、任继愈等学者去世。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乔帮主”的去世再次引发人们回顾“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回答：“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特立独行的学生棱角磨掉。”

 

    （本文摘自《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5周年民生往事》，陈煜/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