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与“四部之学”——说“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之伪

    在网络和部分群体中喧闹一时的“致敬国学——2014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已经落下帷幕。作为媒体为主举办的这项活动，对于引导大众阅读、弘扬传统文化，无疑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但是，主办方极力宣称这些奖项的“评选秉持严密、专业、公平、公开的规则机制”，并特别指出，“其中国学终身成就奖和国学成果奖由专家评选”。其凿凿言辞意在强调这个活动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活动，而获奖人也属于卓有成就的清一色的纯粹学者。如果活动组织者秉持这样的宗旨，则其中之伪大矣！

    就说它颁发的“国学成果奖”吧。组织者言：这个奖“按照‘经、史、子、集’的分类，表彰的是2008年至2012年出版的优秀国学研究专著。”然而，一睹获奖名单，稍通“四部之学”之士即可看出其中荒谬之处。

    第一，获奖著作内容与四部分类不能完全吻合，有些著作甚至“不伦不类”。例如，将《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列入经部即是“不伦不类”。《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大概与经学也无甚关系。而《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列入“史部”亦未必合适。此外，将《裘锡圭学术文集》列入“经部”，而将《王国维全集》列入“集部”，则没有道理。因为王国维也有关于甲骨文和周礼的论述，而裘锡圭也有关于历史文化的论述。至于将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置入“集部”，更令人莫名其妙。

    其次，查《四库全书总目》可发现，仅“子部”下列的类别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包括占侯、数学、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等。其中“天文算法”类有《九章算术》、《几何原本》等著作。如果按“四部”分类表彰全球华人成就，仅就“子部”而言，近年发表关于“孪生素数”论文轰动世界并获多项国际重大奖项的张益唐先生，是否应该获得此番“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呢？推而论之，近年来华人在医学、农学等自然科学的一些重大成就（例如袁隆平）为何不能获得这项成果奖呢？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为什么不能获得“子部”（小说家）成果奖呢？

    出现这种离谱的荒谬现象，原因盖出于是组织者把“国学”等同于“四部之学”，并试图把现代学术体系纳入“四部之学”中。可见，在如此重大的媒体活动中，由于对“四部之学”常识的缺乏，造成了十分荒诞的结果。稍有不慎，“播下龙种，生出跳蚤”，可以谓之也。

    “经、史、子、集”是古代中国全部知识的分类体系，“四部之学”涵盖古代中国的今日所称之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全部。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现代学术及其体系几乎全盘引进中国。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称此为“西学”，并倡导“国学”试图与此分庭抗礼。与“国学”名称相应的还有“国医”、“国乐”、“国术”等等。可见“国学”是与“西学”相对的概念。倡导者的目的是在现代学术体系（实质上也是西方的学术体系）之中，把中国人的学术创造及其成果，与西方人的学术创造及成果区别开来，并没有涉及用中国古典学术分类替代现代学术分类。从“国医”、“国乐”、“国术”等名称即可知，这些还是按照医学、音乐、武术的现代学术进行分类，而不用“经、史、子、集”的分法。因此，倡导“国学”者从来没有人将“国学”与“四部之学”等同起来。今天很多人用“国学”来专指研究古代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学问，也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划分和说法而已。如果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来划分中国人的学术研究，那么，今日所有的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知识都要列入其中，而不能仅仅是文、史、哲等人文科学。正因为如此，虽然近年来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都成立了国学院，但其教学和研究基本上还是延续现代学科分类进行。几乎所有这一类“国学院”的课程设置、专业方向以及学位授予等活动还是按照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学科进行，否则无法想象教学和科研活动如何展开。

    今日中国所有的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完全是按照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实行教学和科研活动的。所有古代中国的“经、史、子、集”知识也被分解而纳入其中。上述“子部”之《九章算术》、《几何原理》自然就纳入数学之中。从“四部之学”到现代西方学科分类的转换，自然科学相对简单，人文科学的这种转换则极为困难和复杂。例如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不仅涉及“经、子”二部，与“史、集”二部也有关系，例如《汉书》中的“志”、《昌黎先生集》、《刘禹锡集》等都与哲学有关。

    如此复杂的学科分类和学术问题，在此次“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活动中被简单、粗暴地处理了。尤其是活动组织者突出此次活动的学术性和公正性，强调国学成果奖“是由海内外2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推选、经评委会、组委会表决评议后，最终确定的”，这就极为容易在学术界混淆视听。鱼目混珠是当下中国媒体对学术界产生的最大负面效果，即以学术之名而行非学术之实，因而产生很大的社会欺骗性，并对中国的学术秩序造成剧烈冲击。它的危害性与官本位的学术体制不相上下。

    在新文化运动进入百年之际，在中国正在进入现代化的关键时刻，中国社会包括全部知识界，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可能还有许多课要补。“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