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读与文明对话”研讨会学者发言摘登

    经过近20年的辛勤耕耘，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已出百种，成为国内西学译介方面最响亮的图书品牌之一。日前，译林出版社在京举办了该译丛出版百种纪念座谈会暨“理论研读与文明对话”研讨会。会上，与会学者围绕如何看待西方理论的译介、如何展开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进行了深入讨论。我们在此刊发部分学者的发言，以供读者参考。

    不要让启蒙再一次夭折

    ■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在晚清特别是甲午之后大量引进西学。可以说，我们受西方欺负最厉害的时候，却也是主流知识界最亲西方的时候。像严复、梁启超那一代人，引进了进化论，把人类社会发展分成不同阶段，认为西方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西方不仅在器物方面比我们先进，在道德、秩序等方面也更加进步。但一战爆发破灭了国人对西方的美好想象，这时，严复、梁启超等人开始回归中国传统寻找智慧。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说，嗷嗷待哺的年轻人总想着学习西方，可是，现在的西方才是嗷嗷待哺，他们希望别人来救他们。梁启超、严复这一代人，他们亲手用进化论这些理论摧毁了中国文化，又用这些理论摧毁他们当初热烈拥抱的西方。但是，多数人接受了他们对西方的批判，却并没有接受他们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吁，而是寻求一种更先进的、能够超越西方文明的道路。所谓的启蒙，很快就被抛弃了。

    20世纪80年代，大家有一个共识，中国过去的那一套应该反思，这个时候才有当时的“走向未来丛书”等等，直到这套“人文与社会译丛”。我自己在研究西方思想的过程中，有一个感觉，假如把西方思想比喻成一条大河，大河下面深层的东西是奔流不息的，上面不断翻起波浪，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波浪。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刚好遇上西方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那时有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随后是苏联和东欧的解体。我们跟这么大的一个浪潮也是正常的。现在经过几十年，出现了金融危机，西方文明又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另外，西方反启蒙、反现代性的文化也更加兴盛。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学者还是要有一点定力。西方国家遇到了一些困难，不少非西方国家在引进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的过程中也遭遇了很多挫折，但是要说西方国家的制度已经衰落了或者是有大问题，我觉得言之过早。西方至少解决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另外要看到，西方人也在不断反思，并在制度方面作了不少小修正。我一直希望不要太关注当代西方一个一个的波浪，这个波浪跟不住，今天跟了这个波浪，可能再过三十年又回去了，要关注波浪下面支撑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构建的一些基本理论。

    中国确实需要防止这一波的启蒙再一次夭折。从这个意义来看，译林出版社的这套“人文与社会译丛”非常重要。

    “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法学院教授）

    刘东学长持续二十年做“人文与社会译丛”，功德无量。这套书在当下出版大环境下之所以能够做成，体现了一个规律：个人去做反而能成，而单位化、体制化去做，往往不能成功。我们在体制内都做过类似工作，翻译出版，成批成套，国家出了很多钱，可最后出来的很多是垃圾。

    “人文与社会译丛”百种，洋洋大观，有两个特点：一是收入了启蒙以来主流思想的升级版，二是反映了社会科学多元分层，涌现出的各种各样富有创造力的思想。近二十年来，国内出版了一批讲述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构建时期的经典著作，与“人文与社会译丛”对照来读，能够让人对西方世界、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既综合又全面。假如没有这样一种对照，读这套书就会有很大的偏差。我们阅读西方要有三个谱系，一个近现代的老故事，一个对老故事的升级版的解读，再加上多元化的、多视角的、多学科的、创新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建立思想文化的主体性。关于文明对话中主体性怎么建立的问题，我觉得“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这种格局太小，这是一个初级版的心智建设，高级版的是“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文化是多样的，但是制度有优劣，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文明也有高低。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文明是一个什么层次？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足以成就一个优良的文明。当这套丛书再推出一百本的时候，按照原先的选书标准，西方当代富有创造力、多样性的思想可能已经差不多穷尽了，那么旧故事的解读方面，甚至旧故事本身能不能再找出一些东西来翻译出版呢？只要与文明对话中的问题相联系，能够促进优良文明的作品，我觉得都可以纳入这套书。

    在“好的”和“我的”之间

    ■周 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当年康德曾经说过，我们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的责任不是赢得战役和疆土，而是实现秩序和安宁，真正的大师是要去建造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很显然，我们在翻译、制作完书本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更关键的问题。

    当我们问外来的好的宗教和哲学是否可以转化为我们自己的宗教和哲学的时候，其实已经蕴含了一个前提：我们在人文学科领域中依然存在着某种关于好和坏的标准的可公度性。这个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哲学命题。我们在人文社科领域中，能不能找到这个标准，帮助我们判断孰优孰劣，谁好谁坏？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标准坍塌的时代，如果这个标准不能至少在学界中建立起来，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堪忧的。

    我们在译介西方理论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它？人们举过很多例子，比如登楼撤梯、过河拆桥，我也想起脚手架的比喻，无论哪种比喻都是把西方当成一种工具化的东西。而我认为，不能把西方当成一个工具化的东西，而是应该当成一种内在构成性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敞开胸怀。

    无论是他的我的，都是我们的，这句话非常具有魅惑力。但这是需要我们通过非常痛苦的理论的努力和现实的努力去争得的目标。“坏的都是他们的，好的都是我们的”，则是一种文化上的“巨婴”心态，我们理论工作者特别要警惕这种心态。这其实就涉及理论家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观察日常生活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体验，当一个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方说开车追尾、恋人分手，人们总要追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归因理论的创始人海德说，我们在归因的时候有两种取向。第一种是诉诸于情境，认为事情的发生跟我当事人没有关系，更多的是外部原因导致的。什么样的人会诉诸这种情境归因？是事件当中的当事人。另一种是诉诸于气质，认为事情的发生是当事人导致的。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归因？是事件当中的观察者。行动者竭力在推诿个体的责任，而观察者在竭力强加当事人的责任，说到底还是和自我认同有关。说到观察者和行动者，施特劳斯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提到了柏克，柏克说思想家应该保持中立，但是大臣却不能这样。施特劳斯是这样解读的：他说大臣就是行动者，必须要对于我自己的东西有所偏私，而对于思想家或者观察者来说，他要毫不犹豫地站在优秀的那一边。也就是说，在“好的”和“我的”之间，思想家要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行动者是选择后者。现在的问题依然在于，“好的”和“我的”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在做“人文与社会译丛”时，当我们面对理论研读与文明对话时，所有这些问题始终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背景性问题盘旋在我们上空。

    ■冯克利（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部翻译史，我们的现代化过程，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说实际上就是翻译的历史，翻译对现代中国的整个社会面貌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组织译介这么一大套书，是近代翻译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西方内部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有内在的紧张，这使得它处在一种生生不息的自我批判中。中国幸或者不幸的是，我们很早之前就变得这么大，我们内部缺乏足够的紧张，在很长的时间都没有遭到挑战，所以我们是一个过于早熟的文明。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遭遇到外部的挑战，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文化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就是一个遭遇的过程，文化只有在遭遇中才发现了自己。文化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慢慢地不断理解自我，激发自我创生这样一个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人文与社会译丛”这样一套丛书的引入，在更大意义上，可以说是整个西方的引入，使我们回到文化的常态。

    ■张英进（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座教授）：在西方很多场合，在不同国别或者不同学科对话的时候，平台是什么？是理论。据我观察，“人文与社会译丛”选择的大部分是跨越学科的一些理论，这些学科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法学、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等，这么多的学科都进入了译丛。在学科之间、超越学科进行了更大的思索，是“人文与社会译丛”最大的特色。

    ■陈冠中（作家、学者）：作为一个读者，我还期待有几种书出现在“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第一种，自由主义的书可以继续出；第二，我希望看到激进启蒙方面的书；第三，我希望能看到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第四种是有关“何为中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