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和他的《鲁迅批判》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出版于1935年，距今差不多已70年，但今天读来，并不感到过时，它的睿智、机敏和见地，显然都穿透了时空的障碍，仍能给人以丰富的启迪。这的确是一部奇书：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所写，不足十万字，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系统的专著，赫赫有名的传世之作。

    解放后的鲁迅研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溢美多于分析，赞扬遮蔽了警省，而且更由于养成了较大的势力，这就为公正、平实的研究，增添了坚固而无形的障碍。李长之的所谓“批判”，在他看来就是一种“批评”。“文艺批评最要紧的是批评精神”，“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就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他的《鲁迅批判》之所以独立不移、真见迭出，与上述批评态度大概有直接关系。

    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见好说好，见坏说坏。例如，说鲁迅善写纪念人的文章：“鲁迅的笔是抒情的，大凡他抒情的文章特别好。大家总可以记得的，不久以前，发表在《文学》上的一篇《忆韦素园君》，再以前，发表在《现代》上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关于柔石的。我们知道，这类的文章，在鲁迅是未必愿意写的，因为他对文学，另有别的信念，所以为数不多。可是我们看，却够珍贵的了：含蓄、凝炼、深长的意味，和丰盈充溢的感情。”又如在评价《阿Q正传》时指出：“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又说，“阿Q已不是鲁迅所诅咒的人物了，阿Q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总之，是爱着的人物。别人给阿Q以奚落，别人给阿Q以荒凉，别人给阿Q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创伤，可是鲁迅是抚爱着他的，虽然远远的。”在指出鲁迅善于写乡村题材，而不善于写城市题材，而且不善于经营长篇小说的缘故时，李长之也从不“护短”，坦率地认为：“他那性格上的坚韧，固执，多疑，文笔的凝炼，老辣，简峭都似乎不宜于写都市。写农村，恰恰发挥了他那常觉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凉，不特会感染了他自己，也感染了所有的读者。同时，他自己的倔强、高傲，在愚蠢、卑怯的农民性只对照中，也无疑给人们以兴奋与鼓舞。”而城市的“动乱”、“局面很大”和“匆促”，却“使一个惯于写农民的灵魂的作家，也几乎不能措手”。他还认为，鲁迅之所以一直没有写长篇小说，其中原因很多，但一个主要原因，“他于人生，是太迫切，太贴近了，他没有那么从容”，而“写小说得客观些”，“长于写小说的人，往往在社会上是十分活动、十分适应、十分圆通的人”，像他这样稍有“不耐”“就愤然而去”的人，又怎能做到耐心、周到和从容不迫呢？在此基础上，作者发表了他非常有名的论断，他说：“鲁迅在思想上，不够一个思想家，他在思想上，只是一个战士，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的攻击的战士。然而在文艺上，却毫无问题的，他乃是一个诗人。”

    《鲁迅批判》的真率，为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但也招惹了不少麻烦。在30年代，该书被视为左派读物而遭到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又被列为“禁书”。“新中国成立伊始，它被人深文周纳地暗示为‘某一时间，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的观点。1957年之后，随着作者被划为右派，它更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随着改革开放和文艺界春天的到来，《鲁迅批判》渐次抹去尘封，恢复了它在学术界应有的地位，而作者李长之却早已在1978年作古。”（参见于天池、李书：《李长之〈鲁迅批判〉再版题记》）逝者已逝，而时代的车轮还在滚滚前行。但从它非同寻常的“命运”中，我觉得有两条历史教训、或说也是两条经验值得汲取：一是说真话的书总是命运坎坷的，但历史也终将证明它的价值，而这种价值，能够给热爱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以深刻的启迪。二是真正的批评者应该不为贤者讳，站在学术的立场来评价一位作家的是与非，这样，诚实的、严肃的批评精神才能继续发扬下去，否则，批评的意义何在，是很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