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巢”叙事与时代挽歌

    此书是薛忆沩根据母亲亲身经历书写而成的，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对母亲一代人的“心理分析”。

    《空巢》的叙述始于这样的“反讽”：小说开篇，薛忆沩以第一人称视角写道：“这是我第一次接到从公安局打来的电话。一生中的第一次。我的一生，我不算短的一生。”一个安享晚年“空巢”生活的独居老人，在即将迎来八十岁生日时，遭遇了一道分水岭。这个“一清二白”、“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一天清晨接到自称来自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警察打来的电话，警察以“威严又森严”的语气告诉她，她“卷入了重大犯罪团伙的活动”，为了保护她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必须将她的全部积蓄转移到一个“秘密的账号”上。聪明的读者已经意识到：这是电信诈骗——反讽的效果也因此产生。这里的“反讽”（irony），是艾布拉姆斯意义上的“戏剧反讽”（dramaticIrony）:读者与作者共享一个清楚无误的真相：主人公遭到了电信诈骗，而她本人并不知道，她以自己的“正确”行为不断纠正读者的“错误”意识。在对与错，真与假的拉锯战中，故事得以顺利展开。

    《空巢》开篇强烈的“在场感”赋予读者感同身受的代入感，读者急于知晓主人公的命运走向，也暗中希望骗局被识破。这是反讽带来的巨大张力，反讽成为故事情节得以展开、叙述得以进行的前提。薛忆沩善于运用此种叙述技巧，他延续其在“战争系列小说”《首战告捷》和“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中擅长的情境错位。从故事的开始，他就将主人公打入生命的“非常态”：在她接到自称为“顾警官”的骗子电话前，她的人生按部就班，她安全地活在自己的“空巢”里；接到电话之后，她的人生轨迹从此变了，她陷进了“大恐慌”之中。这里的“非常态”指涉一个重大的道德命题：这个一生以“清白”为骄傲的人民教师，她身上的道德“洁癖”成了诈骗分子攻破她心理防线的“靶子”，而她为了自证清白，为了摘掉扣在她头上的罪名，必须迅速行动，将银行账户里接近13万的存款转移到一个“安全”账户中。

    长篇小说的结构，是决定小说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好的长篇小说，往往有一个与之相称的结构。《空巢》的结构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非常简单。小说文本分为四个章节，分别以“大恐慌”、“大疑惑”、“大懊悔”、“大解放”为题，每个章节以一个“时辰”为节点，从“我”遭遇电信诈骗的巳时（上午九点到上午十一点）开始，到第二天辰时（上午七点到上午九点）结束，完整的二十四小时，形成一个“半封闭”的叙述结构。若将小说冠上副标题，大可挪用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只不过茨威格写的是女人和赌徒，而薛忆沩写的却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空巢”老人，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叙述都借用了“女人”的视角。这也是《空巢》与薛忆沩前三部长篇（《遗弃》《白求恩的孩子》《一个影子的告别》）的不同。

    《空巢》的题词为——“献给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小说家薛忆沩向来以形而上的哲理思考、精致迷人的叙述语言见长，他早期的小说，充满了智识上的“轻盈”和“沉重”：《流动的房间》中的一批小说在阅读上设置了许多障碍，读者要进入他的小说世界，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和阅读耐性；而到了《出租车司机》等“深圳人系列小说”，他的小说明显“好读”了，而今在长篇新作《空巢》中，薛忆沩更是“接地气”，将叙述意图毫不掩饰地直陈出来。从小说的“现实”来看，他的题词暴露了《空巢》的素材来源：这是他根据母亲亲身经历书写而成的，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对母亲一代人的“心理分析”。从小说的“虚构”层面上说，现实只是表象，他真正的野心，在于完成小说美学上的自我完善，这也成为他叙述的难度所在。《空巢》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叙述视角，薛忆沩将叙述者置换成了（现实中）“自己的母亲”，而作为小说家的他，则成功践行福楼拜的训诫，悄无声息躲在小说背后。这无疑是明智的做法，它甚至比亨利·詹姆斯倡导的客观化写作更具魅力。

    推动小说叙述前行的，除了上述形式与内容的相称之外，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内在精神世界的波动：从“大恐慌”到“大解放”，情感的奔流和精神的触动是小说节奏感的“震源”。薛忆沩有意在文本中不厌其烦地使用母亲“这一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政治语言和权力话语。这是对母亲“这一代中国人”笃信的宏大叙事话语的解构和反讽，实际上，薛忆沩隐约想要透露的，是他对时代、对历史、对革命、对政治的质疑。《空巢》借助一个遭受电信诈骗的女人的“一天”，间接呈现她“异化”和“扭曲”的一生，文本中嫁接当下和历史的桥梁，是“我”那早已死去的母亲的灵魂，她在“我”遭受电信诈骗深陷恐惧时出现了，反复与“我”交谈，“我”一生的故事，也在交谈和回忆中徐徐展开。小说中饱受灾难和苦痛的母亲灵魂一再告诫“我”：“不要责怪自己”。这个母亲的幽灵，代表的是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掌控一切的时代，他们的精神和信仰遭到碾压和覆灭：“她在那幻灭之后已经看到了绝对的‘空’。与绝对的‘空’相比，‘空巢‘实在是过于平庸，因为它还牵挂着‘巢’，而她自己早在六十年前就被‘扫地出门’了，就已经没有‘巢’了。”（《空巢》，252页）这一句更是将“空巢”的内在意义和价值掏空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薛忆沩的小说，借助亡灵和生者的对谈，切入历史的纵深脉络。他从坚硬的现实世界中撬开一道裂缝，透过这道裂缝，早已成为时代的符号的“空巢”有了多重的指涉意义：从一个指涉现实空间生存状态的语言词汇，变成一个指涉精神层面存在的价值载体。土改时，“我”的家人被扫地出门，而反右开始时，“我”被迫与家庭割裂关系，这造成了“我”的“准空巢”时期的开始，而后“我”的一系列人生经历，都摆脱不了“空巢”的阴影——与丈夫长期分居，婚姻形同虚设，一双儿女移居异国他乡，对“我”漠不关心，丈夫患病去世后，“我”变成了现实意义上的“空巢老人”，然而，精神上的“空巢”状体，早在“我”与家庭断绝关系的那一刻开始就已存在了。这里的空巢，既是空间的（老年人的孤独生活状态），又是时间的（个体被历史和革命吞噬了自由），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薛忆沩挖掘了一代人的不安感和焦虑感，也赋予“空巢”在精神、历史、哲学等“绝对意向性存在”的意义内涵。

    小说中饱受革命和政治折磨的老人，在遭受电信诈骗之后，极力想要忘掉过往的羞辱和不堪，然而，烙在生命中的各种屈辱和苦痛，如毒蛇般咬着她不放，令她开始质疑生存的意义，历史的意义，语言的意义。她一辈子笃信和践行的那一套“马列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遭到了颠覆和瓦解，她赖以生存的认知体系和解释系统也由此崩裂。故事的结尾，身心疲惫的她无奈地坦言：“我是一个‘空巢’老人。‘空巢’就是我的家”。薛忆沩并非罗兰·巴尔特笔下的“零度叙事”的小说家，他数学语言般简练的叙述背后，透露出的是脉脉温情（非滥情与矫情）——在故事的结尾，绝望的“我”含着泪对母亲的灵魂说“我想离开这个充满骗局的世界”，而母亲对“我”说招了招手，她说，“我带你走”。

    《空巢》中最具“魔幻现实主义”的一笔，并非作者借用亡灵来和生者对话，而是主人公在精神濒临崩溃时产生的幻觉：她看见自己正在参与一个受骗者控诉集会，轮到她最后一个上台时，她“握紧了麦克风，领着全体集会者以同样的节拍喊出我们的口号：救救老人！救救老人！……”（《空巢》，257页）——与一百年前鲁迅《狂人日记》中悲恸的“救救孩子”形成精神脉络上的契合与呼应，这是文学与文学的“隔空对话”，是小说家独特的“空巢”叙事，也是他对这个沉重时代唱出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