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西方理论的引进？

    编者按

 

    致力于译介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最新和最重要成果的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自1996年开始筹备，1999年出版首批图书，迄今已历15个年头，推出100种图书。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伯林的《自由论》、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收入这套书的多数著作都堪称西方当代思想界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作品，它们初问世时曾在西方领一时之风骚，引进到中国后也是知识界热读热议的焦点。人们常常拿这套书与商务印书馆那套久负盛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相提并论，确实，在近些年来大量推出的引进版人文社科丛书中，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这套书都是数一数二的品牌。

 

    日前，译林出版社在京举办了该译丛出版百种纪念座谈会暨“理论研读与文明对话”研讨会。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到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柳斌杰指出：“我们应以开放心态面对人类文明的一切创造。这套书代表了西方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最新思考，对我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译丛主编刘东，副主编彭刚，以及知名学者陈冠中、冯克利、高全喜、高毅、李强、刘北成、刘擎、刘苏里、彭刚、张英进、赵国新、周濂等出席座谈会，并围绕“理论研读与文明对话”的主题做了深入讨论。

 

    会上，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擎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刘东认为，文明之争说到底无非是“理论与理论”之争，因此，我们不能安于“理论上的进口国”的地位，而要积极创建属于自己的理论，并“向世界文化进行积极的回馈”。而刘擎则援引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则夷狄之”，认为西学不应当用作“了解敌手”的材料，不应当被视为有待征服的对象，而应被看作能够被吸收和转化为我们未来文明之构成的资源。如何看待西方理论的引进？我们的理论创新和文明升级如何展开？这都是当下非常重要、极受关注的问题。在此，我们刊发两位学者的发言，以供大家参考。

 

    不能只做“理论上的进口国”

 

    ■刘东

 

    1.终于熬到这套从书的第一百种了！

 

    让我为此而开门见山吧：那些曾把我们给一时唬住的各种西方新奇理论，到了这个“九九归一”的时候，也就算是到了向我们“祛除巫魅”的节点上了。

 

    2.回想起来，在那个封闭的国门刚刚开启、西方还神秘得什么都能有的时候，这些一窝蜂地压将过来的新奇理论，还真是把我们一下子给震住了，尽管它们有时候也显得似是而非，但又基本上都能够振振有词。

 

    当然，为此我也曾经发出过抱怨，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跟风的时髦，就好像人家巴黎刚刚打个喷嚏，加州那边就开始感冒了，而中国研究领域则干脆发起烧来。——如此一来，那些原本只是在研究中国的人，也就变成了总想要摆弄中国的人：

 

    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刘东：《序〈阅读中国〉丛书》）

 

    3.当然平心回想起来，出现这种情况也属于难怪，——只要学术界还希望进行跨越式的对话，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会是他们共同的语言，或曰通分他们的公分母。否则的话，同时拥到一个国际会议上，你所讲的涉及这一个具体领域，我所讲的涉及那一个具体领域，他所讲的又涉及第三个具体领域，彼此之间到底又该如何交谈呢？

 

    于是，剩下来的就只有理论、以及由理论所表达的立场与倾向了，——那才是大家能够共享的东西，也才是能把大家连接起来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与“框架”之于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来说，正如“数学”与“模型”之于经济学家一样，都属于这个共同体的语言纽带，或曰沟通人们的联络暗语。

 

    4.然而，这种跨国传染的理论时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吞活剥、强作解人，到底给中国的心智带来了多少麻烦，却构成了笔者多年前很感忧心的主题：

 

    人们很可能只是从宗教的信徒半信半疑地蜕化成了理论的信徒；他们是在明知这种（那种）理论并不完全可靠的情况下，就不经洗礼地谈笑风生地归宗了此一（彼一）门派，而从此之后便只顾贪图口舌和口腹之快了。由此一来，尽管现代社会看似更为多元和丰富，但这个被几条干巴巴理论掏空的生活世界，反有可能比古代文明更为浮薄、浅陋、卑俗和蒙昧，——既然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于生存意义的敏感，只会念几句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轻飘飘的套话。（刘东：《理论与心智》）

 

    理论确有可能把人越弄越呆，只可惜呆子本人总是缺乏自我意识，还以为只要一朝理论在手，就准会比别人高明和聪明。他们并不认为外来的语式一定要跟原生的语言共同体进行调适，甚至发生微妙的位移，倒觉得只要现实的言说不合外语语法，就准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基本语病。在这种思想的暴力与暴虐下，心智的其他要素统统哑口无言，包括种族经验中最为惨烈的记忆。所以，如果福柯曾把培根的名言发挥成了“话语即权力”的命题，那么在我们的现实语境中，这种话语就主要表现为理论话语，而且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正是福柯本人的理论话语。（同上）

 

    5.回想起来，其实当我撰写上述文字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特别讲明这种新奇理论的突然泛滥，又主要是源自一个当代西方的学科史问题，——也就是说，是由“文学”这门西式学科突然失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致。

 

    具体而言，由于结构主义与新批评的同时“过气”，且又分别被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所取代，人们在这种西式大学的文学系里，就不再能沿着“作家、作品”的老路，去展开他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研究，否则就会被视作“落后”或“过时”。

 

    于是，原本安居于这个行当中的从业者们，也就纷纷选择了尽量速成的改行，他们要么改口说自己是搞历史的，而从家门上投奔了历史系，要么改口说自己是搞理论的，而从思路上投奔了哲学系。

 

    6.只可惜，这些懒人又从哪边都学不太像：君不见，冒称自己属于历史系的，也并无真正史家的体会，只能勉强把所谓文学史（或思想史），也勉强冒充作历史的一种；而冒称自己专攻思想的，也并不能真去恶补什么柏拉图和康德，只好拣一些浅显的文化批评，哪怕只读过几页相关的书评，便去贩卖其立场，或硬套其框架。

 

    这已是多年来所见到的“怪现状”了，本来也以为就会长此以往下去。然而慢慢地，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所谓“搞理论的人”，已经没办法再这么唬住人了，他们的桂冠也好像是变成荆冠了。

 

    7.回想起来，我这辈子虽还不算很长，但也已是经历过很多一百八十度的转折。

 

    而在这中间，有些转折当然是伴随着急风暴雨，由此才发生了南辕北辙的陡转，并给人留下了深刻乃至惊悸的印象。而另外的一些并不更小的转折，比如对于美学的普遍厌恶，或者对于国学的普遍热衷，却是在不声不响地进行着，不知不觉地就斗转星移了。而这一次理论的祛除巫魅，似乎也是同样如此，——仿佛只是在一觉醒来之后，理论就没有那种眩人耳目的魔力了。

 

    更有意思的是，有的人原本满嘴某种理论，可你一旦沿着他的热衷，把那本书给原原本本地翻译过来，他反倒从此就缄口不谈此书了。——这时候，你才醒悟到他不仅没有看过原文，就连其中文的译本也懒得看，根本就只是凭着道听途说。

 

    8.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个“出版百种”的节点上，望着如此卷帙浩繁的理论名著，我才更加切身地反思到，原来自己也深深介入了此种转折的过程。

 

    也可以说，也正是因为那些理论当初曾把我折磨得够呛，我才发狠要把它们都组织翻译过来，好让它们的本来面貌全都大白于天下！

 

    由此，就要把话又说回来了：要是一旦把它们全都翻译过来，人们反而对此又不以为意了，那么我该觉得多么失望呀，岂不是很多辛苦都白吃了么？

 

    9.所以，正因为自己也深深介入了此项“理论事业”，在这个作为节点的转折处，我又必须坚定而明确地提醒，不要因为理论的魔力又被看破，大家就觉得从此就可以看轻和小觑它了。

 

    那些迻译进来的理论著作的重要性，仍是怎么高度评价都不嫌过分的，只不过大家眼下读得多了，其代表作也大多都变成中文了，它才不再显得那样神秘和炫惑了。

 

    然而又必须警觉：如果仅仅因此就反而就轻视了它，那么，我们的仍自简陋而苍白的心智，也就丧失了向上攀越的坚实阶石。

 

    10.的确不错，在通过理论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中，总难免要出现一些想来取巧的南郭先生，而他们一时间也是占足了非分的便宜。——这是因为，尽管理论总是要结合实际的，但在中间，却只是有些人才是真正地结合了，而另外的一些投机分子们，则只是煞有介事地装作自己也“结合”了。

 

    无论如何，到了如此人头攒动、彼此说不了几句话的国际会议上，仅凭在理论倾向上的那一点点交叉或叠合，人们一下子也很难一眼就看穿，其间不仅存在着理论上的呼应处，而且存在着实践上的正相反。

 

    正如从“留法勤工俭”的一代代亚洲学生中，既走出了邓小平，也走出了胡志明，还走出了波尔布特。按说，他们所学到的，也可以算是来自同一个根源，从而构成了某种“理论国际”的各国支部；然而，他们到底分别把各自的国家弄得如何，那就不可笼而统之地一概而论了。

 

    11.所以我想说的是，虽然在一方面，那些可恨又可悲的南郭先生，的确是让人痛心地糟蹋了理论的声誉，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糟蹋，就把婴儿和洗澡水给一起倒掉。

 

    正因为这样，理论朝向我们的“祛除巫魅”，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不再关心理论本身了，否则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在思想上也就太不长进了，因为只要它们是在讨论着至深的人生问题，我们就只能去努力去“越过”这些理论，而不是贪图省事地“绕过”它们。

 

    所以恰恰相反，尽管在这个节点上，理论著作已经没那么富有煽动性了，可转念想来，这反倒正是更仔细地通读它们的时机。

 

    12.这是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阅读心理才会更加冷静，不会刚看到几句似是而非的巧辩，就被它炫惑得根本“找不到北”了。

 

    所以，理论对于我们的“祛除巫魅”，也无非意味着通过积累而达到了突破，使得它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开始对我们变得历历在目、脉络清晰、优劣分明了。

 

    而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不无惊喜地发现，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拱顶石之一，西方的学术文化从未像今天这样，竟是如此清晰、全景而辉煌地崭露给我们了！    

 

    13.此外，到了这个向前发展的节点上，虽说已化作现代汉语的理论书库，仍然嫌不够完备齐整，还需要我们持续的刻苦努力，可它也总算是“疏而不漏”了吧？可资参考的思想支点也已够多了吧？

 

    而这样一来，无论哪位也不至于再像以往那样，最先读到了这书山书海中的哪一本，便鲁莽地倾向于此生都笃信这一本，甚至执拗地要为它去抛头洒血，——那才是最不善于读书的书呆子呢，或者说，那样做只不过意味着，他是在把读书思考的可贵自由，糟蹋成了充满偶然的宿命。

 

    在这个意义上，我还必须不怕得罪地说出来：即使是现在的自由主义者，尽管他们遭到了巨大的压力，也获得了巨大的掌声，不过，如果仍只是被理论树丛的“一叶”所障目，那么跟当年的人们相比，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并无多大的差别，只不过上次别人是从西方找到了某一种可资信奉的理论，而这次你们又改信了那理论在西方的对手本身。

 

    14.在这个节点上，我们一方面应当领会到，对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分量，无论如何都应能摆得更正一些了，——因为不管是什么人，都不再能只用几句煽动性的理论，就让他的读者或听众为之膜拜，甚至为之如痴如醉；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早已对此司空见惯了，这类的辞令就显得太没信息量了。

 

    尤其是，在学术交流如此频繁的当今，如果你在跟国际同行面对面时，还只是毫无新意地去对人家讲，人家的学术界都出现过哪些理论，而你又对那理论何等五体投地，那也实在太缺乏原创性和反省精神了，只会让人觉得你是个不足道的可怜虫。

 

    可另一方面，不能再一味地让理论来炫惑我们，却也并不自动地等于，由此就可以让那些理论上的门外汉，不再以自己的无知为耻了，——甚至能让他们不仅可以安然地“因陋就简”下去，还能反过来把“懂得理论”看成别人所犯的一种错误。

 

    15.所以，还是要公正而全面地看到，那些只会钻理论牛角尖的，和那些只愿拘泥狭隘经验的，全都显出了某种偏狭与简陋。

 

    此外，还是要带着一点耻感来记取柯伟林（WilliamKirby）的评论，他曾经一语中的地把我们的简陋给说破：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说穿了就是并没有自己的特征，因为所有被人们舞弄的东西，无论它们表面上多么对立，都是从西方特别是从欧洲进口的，都属于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欧洲式总结。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就要怀着急迫感地看到，由此所造成的种种文化被动，能否被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所顺利克服，其关键还在于能否完成理论的创新，——否则，我们终究还是只能祭起人家的理论总结，来扼杀自家经验的丰富与独特性，并让那些被污损的经验朝我们大声地发出抗议。

 

    16.更进一步来讲，如果就人类的思维方式本身而言，它毕竟也要靠理论的形态来开拓自己：“理论虽说一经产生便为心智带来了无穷的纠葛与缠绕，其初始动机反而在于心智的自我整理与廓清。——心智若不乞助于澄明自身建构的理论模型，便不能在分化中得到预期的发育；而理论若没有相应的解释功能，也就无法转过来澄明心智，哪怕后来发现纷纭的物象中并无此类预设的齐一性。”（刘东：《理论与心智》）

 

    于是无论如何，一种理论既然能被称为理论，就总要表现为抽象概括的形式，由此也就总要朝向未知的领域，发出自己固有的辐射作用。而这当然也就意味着，理论一经在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它都必然要进入陌生的领域，以来验证自己究竟有多大的适用范围。

 

    毕竟无论古往还是今来，都并不存在只适用于某一特例的理论，正如并不存在只能解释“这一只苹果”为什么会落地的引力定律。

 

    17.顺势而论，如果我们能够再看得透彻些，则实际上，无论是“文明对话”还是“文明冲突”，都是它们的作为其价值内核的不同理论，在进行相互的对话、辩难与竞争。

 

    而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今这样一种国际格局中，如果撇开爆发战争的短暂极端情况，则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力，主要会表现为进行商战的能力，那么，文明之间的冲突振荡过程，说到底也无非是“理论与理论”之争。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辛苦译出的这套丛书，不管属于有意还是无意地，总还是显出了西方文明的强势或优势，那也只能归功于那边学者的自身努力。

 

    18.在这个意义上，以往对于误用和滥用西方理论的苦痛悔恨，和对于表现为文化强势的西方理论的种种抱怨，也就应当转变为对于自家“理论缺失”的深切自责。

 

    谁叫你自己没有能力去进行这样的理论创新呢？要是你更善于在这方面进行富含想象力的创新，那么，不就轮到别人的经验世界会被你强行闯入，不就轮到由别人来质疑你的理论是否能普遍适用了吗？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痛切和急切地看到，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迟滞与落后，才真正属于文化造血机制上的、最为要命的落后。

 

    19.就此而论，既然仅只我们这一套丛书，都已被出版到“第一百种”了，那么，如果放开胆子来想象一下，这也许就该是从理论上去“登堂入室”的节点了？

 

    无论如何，现在离我在丛书《总序》中提出的目标，总应当是越来越逼近了：

 

    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刘东：《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的话》）

 

    20.而这种对于自身极限的挑战，由于近代以来的巨大外部压强，也由于学术文化的固有内在特性，又终要落实为理论层面上的反馈式对话。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逐渐具备了这种可能，既基于自己的丰富生活经验，也基于自己对西方理论的了解，还基于它自身的脉络与长短，去向那些外来的理论制造者们，明确地指出那些理论的误用与滥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或许是始料未及的恶果。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尝试提出更适合解释本土现象的理论。——也就是说，就算它们和西方的理论一样，也要经历在时间维度和空间跨度中的实践检验，然而由于它原本就脱生于中国的经验中，所以至少当它们再返回这种经验时，会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包容性，并遇到更少足以证伪的反例。

 

    21.更为重要的是，只要能够生出此念，则中国文化的自身主动性，也就势必要被调动起来，从而，业已是失语很久的本土传统，也就势必要随之振作起来，信心满满地加入到国际学术的大潮中去。

 

    而由此一来，也就势必拉升和激活了我们的传统本身，使它不再被只当作全球化时代的某种地方性知识，而得以从价值理性和普世意义上，向世界重申自己由来已久和言之成理的人生解决方案。

 

    22.回想起来，在那个百家争鸣的辉煌先秦时代，也无非就是有一批勇敢的思想者们，在各出机杼地进行着理论的创新，——君不见，直到眼下在哈佛大学那边，都还有人利用他们当年所创造的理论，来试着回答西方自身的道德判断问题，并且还让哈佛的广大学子都听得津津有味。

 

    而我们如果能重回那种活跃状态，则中华民族也就从价值理性的深处，开始向世界文化进行积极的回馈，而不再只属于理论上的进口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此生所钟爱的学术事业，跟我们此身所属的国家之地位，才算是合拍、交融和同步起来了。

 

    同样地，如果我们能重回那种活跃状态，那么整个世界的文化都将为此而大大地受益，即使是号称“先进”的西方文化，也不再只是去当个自恋的水仙花，以为天下所有的美丽都长在自家的脸上。

 

    23.当然，正像我早前曾经说过的，理论本身还并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无论生活在哪个文明共同体中，我们作为全人类的一个分子，其自身的灵魂能否最终得救，都端赖能否借助于理论的滋养，而获得广大、高明而圆融的心智。

 

    而弥足庆幸的是，尽管为了达到这套丛书的现有规模，自己也经过了一二十年的苦熬，并且肯定是耗去了不少的年华，不过，如今注目一下镜中的自己，似乎也并未因此而耗得太老，——至少还没有耗到韩愈所谓“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的地步。

 

    所以，只要还能正常地天假以年，也许我本人也许就还来得及，再发动一次朝向西方理论的总攻式对话。

 

    24.此外，这套厚重得几乎无出其右的丛书本身，也正站在自己身后的整排书架上，在为自己的年华毕竟没有被虚度，而留下了终归是磨灭不去的、让自己生出慰藉的印记。

 

    至少，这些图书还可以这么来安慰我：即使你自己未能在创新方面一蹴而就，也总算给学术界的后续梯队，留下了继续在理论上去“登堂入室”的一排排阶石。

 

    无论如何，这在自己大体上充满坎坷的生命旅途中，也聊可充作一种不幸中的幸运、甚至不幸中的“侥幸”了吧？

 

    （本文原标题为《理论的祛魅与登堂》）

 

    西学不是“了解敌手”的材料

 

    ■刘擎

 

    作为“人文与社会译丛”的读者，我在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极大地受惠于这套译丛。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已经站在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思想地平线上，而这套译丛的100种著作（连同其他类似的学术译介工作），对推动这一发展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当然，这只是在狭义的专业学术领域中来谈论这套译丛的价值和意义。而刘东教授的发言，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议题之中，那就是学术译介工作与中国的理论创新乃至文化复兴的关系问题。我愿意就此回应刘东教授的发言，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一些初步思考，求教于刘东先生和诸位贤达。

 

    我想，我们大多都会赞同刘东先生的一个基本主张：中国未来的发展与文化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学术界的理论创新，这最终需要中国学者自己提出“更适合解释本土现象的理论”，这些理论经得起“时间维度和空间跨度中的实践检验”。学术译介工作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是我们起步阶段的准备工作。当然，我们也都会同意，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所谓理论创新，必须以开阔的视野与充分的知识为前提。就此而言，“人文与社会译丛”这样的翻译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当我们处于“理论贫血”的状况之中。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刘东教授的发言中明显地感到某种思想和情感的张力乃至焦虑。他的敏感、关切、情怀与思考深深地纠缠于我们时代精神状况的复杂性，其中理论与实践的紧张，中国与西方的对峙，是尤为突出的两个焦点问题。

 

    显然，他坦率地承认自已曾经的挫折感，他说：“那些理论当初曾把我折磨得够呛，我才发狠要把它们都组织翻译过来，好让它们的本来面貌全都大白于天下！”就此而言，百种译著的出版是“理论祛魅”的时刻，终于可以摆脱那种理论的压迫与魅惑。但他同时提醒“不要因为理论的魔力又被看破，大家就觉得从此就可以看轻和小觑它了”。这种警觉是相当敏锐的，百种译著的出版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理解了其中的思想与理论，更不用说超越了。我想相信，刘东先生警觉的那种“简陋而苍白的心智”，仍然是我们精神状况中一种不可低估的现实，虽然是局部的却是持久的现实。

 

    另一种对轻视理论的态度是智识上的不诚实，是所谓取巧——“投机分子们”煞有介事地装作自己也能够装作将理论结合了实践。我相信，理论脱离实践的病症，在许多情况下恰恰出自半生不熟的理论理解。不是真正高明而通达的理论，而是食而不化的教条，才更容易脱离实践。就此而言，“祛除巫魅”可能有助于摆脱对理论的迷信，但未必能医治轻视理论的病症。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着艰巨的理解与消化理论的任务，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企及有效的（而非修辞上的）批判，从而走向理论的通达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对理论的迷信与轻视，虽然表现为自卑与傲慢的两种姿态，都是有待克服的不成熟的心智状态。

 

    刘东教授在发言中暗含着另一个思想的纠结，那就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我们大概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陷入了这种纠结，因为这是我们时代的民族精神的一种纠结或焦虑。刘东教授显然不是一个狭隘的国族主义者，至少在思想学术上，他是面向世界开放的。我们不要忘记，在1980年代，他是唯一同时在两大著名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走向未来”）中担任编委的学者。而今天，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他的中国情怀与民族意识可能更加明显或更加自然地彰显出来了。我们在他的字里行间中，不时地可以感到他对中国文化复兴与超越西方理论的雄心抱负。他对中国处于“理论上的进口国”的地位耿耿于怀，他呼唤中华民族要“开始向世界文化进行积极的回馈”。在结尾处，他发愿“只要还能正常地天假以年，也许我本人也许就还来得及，再发动一次朝向西方理论的总攻式对话”。

 

    在此，文化复兴的志向体现为理论上的“总攻式对话”。我相信，在这一表述中，“总攻”是个修辞性的定语，而要点是在“对话”。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与这种文化复兴抱负如影随形的忧思、焦虑甚至愤懑，这或明或暗地对应着一个半世纪来中华民族的屈辱与创伤的体验，以及强烈的雪耻意志。最终，西方理论的宰制，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慑，是同构的压迫性体验。而在根本上摆脱这种压迫，我们必须超越西方。于是，“人文与社会译丛”这类工作只是权宜之计——只是“知己知彼”的工具，只是为了未来最终的超越与胜利做铺垫而已吗？刘东教授未必会同意这种阐释。但无论如何这是个问题，也许是我们共同的纠结之处。

 

    我们大多都会抱有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就此而言，我不仅支持而愿意汇入中国学者创建自身理论的事业。然而，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首先要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辨析我们是谁，我们想要成为什么。在此，如何面对“他者”或者“外部”是关键问题之一。因为无论抗拒还是征服，仍然是以他者作为界定自我的重要参照。作为抵抗者或征服者，仍然是通过他者的眼光，在想象他者眼中的自我形象来界定自我。这仍然不是充分的主体性，也不是我所理解的民族的精神自觉。

 

    中国古代圣贤之伟大，在于他们“心怀天下”。而对于“他者”的忧虑与“自我”的忧患，是非常晚近的历史故事事情。我们最为悠久和卓越的传统之一，恰恰是兼容并包，格外擅长于安置、吸纳、收编和同化“外部”——将外部纳入华夏文明结构之内，或吸收融合，或置于华夷之辨的差异而一体化的秩序格局中。“天下”是“AllUnderHeaven”，应当无所不包。这是天下主义的要义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生机所在。换言之，“外部”从来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威胁，直到晚清，中国面临了一个既无法吸纳又无法征服的外部，遭遇了文明意义上与华夏中心相对峙的外部，天下观才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就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了被西方列强主导的“民族国家的全球秩序”，被迫接受有这个秩序的界定和改造。由此，华夏文明被迫穿上了民族国家的紧身衣，并开始学习现代化的舞蹈，试图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白鲁恂（LucianPye）有一句名言，“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但历经了一个半世纪的伪装，或许就弄假成真了。我们似乎已经转变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我们已经忘记了中国曾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天下文明。或者，虽然我们仍然记得，但我们必须抛弃那个前现代的天下乌托邦，并接受这样一个悖谬性的现实：中国越是崛起，就越是远离天下主义，就越是非中国化。中国的问题是，被近代以来的西方霸道塑造得如此之深，以夷制夷的历史，使我们变得更像我们的对手而不是我们的祖先。

 

    但是，要在现有的霸权结构中争当列强之一或者成为新的霸主，是我们的复兴理想吗？对西方的理论霸权的创伤感，是不是换作中国的理论霸权，我们就很爽了呢？以此为目标，我们可能陷入另一种可怕而可悲的迷魅之中，这仍然是生活在近代创伤的阴影之中。实际上，近代西方列强的支配不仅制定了角色，而是制定了棋局本身，一个角力的游戏，一个输赢主导的世界观，一个成王败寇的世界意识。而受制于这种近代意识，恰恰导致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扭曲。因为自我与他者的对峙，外部与内部的对立，并不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和要义。华夷之辨的最好阐释是一种不依赖地理与种族的普遍主义，着眼于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种阐释从九世纪初的韩愈开始彰显，直到“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当然，斗争与抵抗也是文化交往与吸纳的一部分。但只是我们不要迷失自我，迷失中国文明中最珍贵的精神遗产。有时我们越是执着于“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我们离中国的精神越远。

 

    民族精神的自觉意味着，严肃对待中国文化的普遍主义精神，意识到是一个“世界民族”或者说是一种超民族的文明，我们不应当假扮民族国家而弄假成真了。在我看来，需要恢复中国的世界民族品格，这才是恢复中华文明的要义所在。否则我们仍然处在一个霸权结构的游戏中。中华文明的真正复兴，不在于更换一个赢家的棋手而是改变整个棋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越具有世界性，就越是恢复了自身的文明特质。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也必定同时是世界文明的复兴。

 

    无论如何，这100种译著所呈现的智慧、思想和理论，不应当用作“了解敌手”的材料，不应当被视为有待征服的对象，而是被看作能够被吸收和转化为我们未来文明之构成的资源，与中国传统智慧一样，汇入生生不息的演进与变革的当代实践之中。这是我所理解的文化复兴。我们仍然还在起步，我们需要走得更远，我们还在路上。故此，这套译丛也应当有值得期待的后续。

 

    （本文原标题为《走向民族精神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