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师生缘——回忆来新夏先生

    得知恩师来新夏先生于3月31日辞世的消息，我一下子惊呆了，怎么会呢？3月23日，我犹在《今晚副刊》头条看到先生的文章《难得人生老更忙》，畅谈他对老年的领悟，是那样朝气蓬勃，潇洒自然。从精神体魄来看，过百不是奢望。九十寿诞我没能赶上前往庆贺，至先生92岁之春，我为恩师手撕了一幅肖像，打算于5月5日立夏节之前送上。取“祝贺来新夏”之意，一语双关。我曾经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和许多国家元首及政要撕过肖像，猜想这一幅，来先生一定会喜欢。万万没想到，先生竟然在春光明媚之时抽身而去了。巨星陨落，哀思无限。我手捧着来先生的肖像，潸然泪下，回顾半个世纪的师生缘，往事历历如在昨天。

    我是1963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入学伊始，开设了“历史文选”课，就是由来先生讲授的。第一次课，就把全班50多个学生折服了。来先生气宇轩昂，博闻强记。说起历史文献来，如数家珍，语音铿锵，时落珠玑。他的板书更如同行云流水，漂亮潇洒。随后下发的一大本、一大本的油印讲义，都是来先生精心编写的。这一切，流溢着来先生深博通达的文史功底，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以及对学生的大爱和责任感。这些讲义，我一直珍藏在身边。虽历经上山下乡、工作调动、住宅搬迁，依然保存完好。

    那时，我们称道来先生是一位天才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良师，但却不知道他正处于命运的坎坷之中。仅仅因为他早年曾在国民党资助的某刊物短期当过编辑，便被定为“内控”，即内部控制使用。虽没被定性为“右派”，但也排除在“人民群众”之外，限制外出，不许上课。这一控就是十八年，直到1978年冤案才得以平反，时年五十有六矣！其良师益友启功先生不无欣喜地写信说：“王宝钏也有今天！”王宝钏守寒窑一十八年，相府千金雍容华贵青春美貌一去不返。出于微不足道缘由的十八年内控，对于风华正茂的来先生，打压之惨重，岂能以语言可表述？

    改革开放，将来先生这位真才子推向了前台。他也在花甲之年迎来了人生的辉煌。除历史系教授之外，他还担任了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等要职。他六十岁出任图书馆馆长时，自谓：“人当退休之年我当出山”。直到70岁才离休。

    来先生晚年的辉煌，一是时代的呼唤；二是过硬的个人素质。他体格健壮，精力充沛，故能将在职时间延长10年而游刃有余；他才思敏捷，记忆力超强，领导能力颇佳，故能面对繁重工作举重若轻；他于种种逆境中刻苦读书，深入研究，日积月累，将自己造就成一位硕学鸿儒。一旦时机成熟，则厚积薄发，一举取得多项开拓性成果。成就了“纵横三学，自成一家”的历史学、方志学与图书文献学大家。

    人谓来先生“衰年变法”，一改往昔面向学术界，转而面向人民大众，开始撰写随笔。其实，来先生早在面向学术界奋力耕耘的同时，就开始关注文史普及工作了，提携晚辈，扶助基层，培训人才，不遗余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需要出版一本通俗的近代史读物，以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教材。这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只好去找时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来先生相助。我原以为此时来先生正处在象牙之塔的上层乃至顶端，不一定看得上我们这通俗读物。因此见了他后，话说得很委婉。没成想来先生对此举大加赞赏：“爱国主义教育需要人民性，通俗易懂，妇孺皆知。你们正在成就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我连忙说出了自己的困难。来先生取出一张卡片，恭恭正正签上了自己的姓名，递给了我，说：“你可以随时去图书馆、教师阅览室查阅资料，有什么难处，再来找我。”如此，我在图书馆如鱼得水，查阅、记录下所需的丰富资料，于1991年10月出版了章回史话《中国近代风云》，获得了社会好评。1990年专门为中学生撰写的《话说鸦片战争》、《话说八国联军侵北京》两书，也被评为“十年来最受中学生欢迎的图书”而受到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表彰。当我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对恩师的感佩油然而生。

    1994年11月，我去看望来先生，与他在称之为“邃谷”的书房里小叙。他的书桌上，正摊开着我和学友申建国1991年联名出版的《魏徵》一书。他十分开心地说：“你们的魏徵传拜读了，写得很好哇。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的魏徵传记。”我连忙说；多亏了您开绿灯，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来先生夸奖道：“你们以翔实的史料，确立了这位大唐明相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的历史地位。还以实地采访记录的民间传说，丰富了魏徵资料，丰满了魏徵形象。口碑资料也是史料，是活在民间的史料！你们的工作，填补了史志的多项空白，功不可没啊！”他还叮嘱说：“魏徵还是一位书法大家呢，也是一位书法鉴赏家。你们将这归到‘文学家’门下了，记着再出书时，应该平列出来。”

    谈到魏徵的籍贯，他肯定说：“你们将历史记载和地方志相结合，确认魏徵是钜鹿下曲阳人,就是今河北晋州。你们晋州（笔者籍贯河北晋州）还有多处古迹、碑刻和民间口碑资料可佐证。这种考证方法是值得提倡的。”

    我说，《畿辅通志》明确记载了魏徵籍贯为钜鹿下曲阳。来先生说：“《基辅通志》经清代三次编修，特别是史地学者黄彭年光绪年间第三次簒修，成为当时各省通志中的名作。其对魏徵籍贯的记载，当是可信的。”他转身在书架上取下一本他于1993年出版的新作《志域探步》，签名相赠。该书封面上方，烫金印着先生的《七十自赞》。他翻开内文下编，第一篇文章即是重印《畿辅通志》前言，对该志编修过程及特色、价值做了详尽的说明和精到的评价。

    真佩服来先生的记忆力和检索能力，凡他写过的，乃至看过的文章，一旦提起，便随手拈来，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志域探步》上编，是对清代、民国方志的研究和对新中国建国以来方志的编写现状与趋势的分析，着重点在于新编地方志应如何取材、编写，如何审稿与评志，等等。这就为推进新编地方志工作，提供了可操作的教材。下编，则是重印《畿辅通志》前言，以及《萧山县志》序、《天津风土丛书》总序、《河北地方志提要》序等15篇专为地方志写的序言。这些序言，体现了来先生对地方志修志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以及衷恳的指导，亦是晚辈修志不可多得的教材。可见，来先生在大力推进方志学和图书馆学学科研究的同时，就已经走出了象牙之塔，脚踏实地的为推进地方的文化建设做了许多基础工作。

    2005年11月，河北晋州魏徵研究会牵头在北京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华魏徵文化建设研讨会”。会长申建国毅然邀请本会学术顾问来先生来京赴会。先生毕竟已是年迈之人，作为副会长的我真的有所担心。但到了开会那天一早，82岁的来先生就潇潇洒洒地屹立在了我们面前。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了。师生们相聚，谈心得，论著述，心情格外舒畅。

    会议结束前，我以副会长和东方神韵剪纸世家第五代传人的名义，将手撕的《中华龙》敬赠恩师，这是为印尼总统夫人手撕《中华龙》的副本。来先生非常高兴地捧着画框和我合照留念。我说：如果先生喜欢我的撕纸作品，请告知您夫人的属相，我可以为您俩做一幅生肖全家福。来先生爽朗地告诉：“她属老虎。”

    我记下了师嘱，回到北京的工作室，就创作了一幅猪、虎奏乐的撕纸画，题名《和鸣长乐》。然而，因当时带镜框的作品不能邮寄，一直到次年9月底，我应邀出席第三届中华（天津）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才有缘将这幅作品带回天津。又因身在展会难以解脱，只好打电话，请来先生派个学生来取。倒是来了一个男生取走了，来先生也在电话里说收到了。但未曾见面，也不知喜欢不喜欢。我在北京一呆就是八年，期间只能逢年过节给恩师打个电话致问候，未能到他府上拜望。我与来先生交往颇多，竟不留心照几张合影照片；欣赏来先生的字，竟未曾索要过先生的墨宝。总是觉得来日方长，以后的机遇多多。不成想先生蓦然抽身仙逝，徒留终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