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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7月09日 星期三

    献给我们的20年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7月09日   01 版)

        坐着小公共或黄色大发来到中国日报社,会合了摄影部陆中秋老师,迈上他的跨斗儿摩托,一路风擎电掣地向西三环驶去,或许是北大燕南园、朗润园、蔚秀园,或许是紫竹桥附近的社科院宿舍,我们就这样一家家敲开门,探访一个个文化老人的心灵,细听他们数说往事,在大师古朴简约的书斋里感受一段旧时光。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陆中秋用镜头捕捉着老人手不释卷的每一个瞬间。

        每个周一或周二的清晨,我踏着24公主小车将熬夜写就的稿件送往总编家,一路疾驰飞掠过晨练的老人和路旁的花草,脑海中常常还会为一个修辞反复斟酌,创作带来的小兴奋会让人觉得连眼前的空气都变得甜美起来。因为太早,就把稿件放到总编家门前的地垫下,之后又哼着歌儿回家睡个回笼觉!周三,头版“人物故事”会刊出陆中秋或宫苏艺拍摄、红娟配文的一个文化老人的书香世界,老人们是曹禺、陈岱孙、季羡林、林庚、侯仁之、宗璞、吴作人、于是之……

        前不久,看到某期刊登出一组文章——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张伯驹、陈梦家、朱家溍、汪曾祺,这五大中国文化牛人我采访过朱家溍、汪曾祺,也曾有幸进过陈梦家先生的府邸采访他的夫人赵萝蕤先生,一篇篇翻看着他们的故事,忽然泪盈于眼,觉得自己当年不够懂事不够珍惜,应该多做功课应该写得更好!遥想当年采访朱家溍先生时,他的家坐落在僧格林沁王府后身儿的一个小院落,老人谈对文物保护的看法,谈他那一代人的轶闻趣事,又轻描淡写地谈及身后的这座王府在民国时怎样被他父亲用三万零五百大洋收购、之后又怎样转赠给国家。在朱先生“百年苦乐半相参”的回味中一页页历史翻卷而过。

        记忆中的一幕幕清晰到仿若昨日!横亘在记忆与过往之间的,是逝去的二十年时光。

        1994年春,筹备中的《中华读书报》只有两间办公室,在永安路106号的光明日报社老楼里,办公室虽然称不上破旧,但随着人员的壮阔变得日益嘈杂,门后还有一张小折叠床,谁赶稿子累了可以在那里眯个盹儿。总编辑梁刚建在里间屋办公,他永远会把头望向一边,歪着脑袋想着什么,右腿盘在椅子上,左腿再压着右腿,左手食指和中指夹着嘴边的香烟。梁老师的脑子堪比电脑,从未见他记过什么,但一会儿把一个人叫进去,布置点什么,几个年轻人瞬间就被他“发配”到全国的各个角落,每个人都夹着一小叠报纸,可能是去采访,也可能是去联系赠报事宜。无论过后这件事办得好不好,只要一汇报,梁老师一定会稍显夸张地说:“哎呦,这事儿办得太好了!”在他那里,二十出头的我们得到的永远是鼓励。

        那时的《中华读书报》似一架秋千,一群年轻人携着理想兴冲冲而来,推我们荡秋千的人是一众不吝赐教的前辈,挟着锐气和无畏我们向更高处荡开去!

        读书报最初在业界声名鹊起是因为经常不按牌理出牌,它书海钩沉却无暮气、百家争鸣却无戾气,内部机制灵动却不混乱,二十出头的美女扎堆却无是非。女编辑女记者们姿容姣好但往往却更具才情,从策划选题到具体撰稿,从筹划大型活动到明确分工,梁刚建把每个人的天赋调动发挥得淋漓尽致。加班出特刊时,梁总拿着附近“热盆景”小菜馆一张破纸似的菜单,挨个儿为大家点饭。将近子夜,报纸签了复印,梁总再给每个男同志分工——负责把美女安全护送到家。工作走上正轨,成家问题接踵而至,多个同事的婚礼都是在老报社对面的前门饭店举办的。梁总夫妇无一例外全程张罗,他们视每一个年轻人为自己的家人,扶上马送了一程又一程。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开端,成长中的《中华读书报》就像是一簇绽放着的绚烂焰火——夺目耀眼,它为一群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轻人照亮了未来之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新观念新资本的涌入,新媒体层出不穷。梁总率先跨界到了广电系统。报社著名的“头条王”呼延华更是发足狂奔三千里早就把他的“贝贝特工作室”经营得风生水起。“创意王”陈晓梅永不言倦地思索着怎样将资本、网络、纸媒更好地融合。“广告王”赵彤宇脚不停歇地奔赴全国各地整合着各种资源。结合着自身的优势和特长,我的第一拨同事走了,志存高远的他们飞向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身材不高、梳着齐耳短发、双肩永远背着个大书包的庄建老师微笑着向我们走来,2002年秋,编辑部迎来了它的第二任总编辑。不久,我们也与闹中取静的那座米黄色老楼挥手告别,迁至更加时尚气派的磁器口新址。编辑部同时注入了新血液,与之前的“红粉集团”有别,新同事多为男士,且极具旧时文人作派,斯文朴素、不事张扬。与彼时的绚烂气质不同,这个时期的《中华读书报》颇似一张耐看的中国水墨画,内敛沉稳。造成这种内敛的一个客观原因是纸质媒体和纸质出版开始走入低谷。年届五十的庄建总编凭借她熟络的人脉和足够的智慧全力抵御着这种颓势。各种教材专号、暑期专号、百本好书的点子应运而生。金牛座的庄老师用她的执拗和毅力守望着一个办报人一个爱书人的理想。与她的崇高理想比翼齐飞的是她永远居高不下的血压,即便是身体不适,她也还是天天按点儿出现在办公室,尽管她并不需要坐班。估计没有哪个总编辑会身居高位还亲自执笔撰稿,但庄建总编是个例外。每一次图书订货会、全国书市、BIBF博览会的现场,人群中总是晃动着她那标志性的双肩大包,在那个时刻,她重新又是一个雄心勃勃搜寻着每一条新闻线索的先锋记者。

        在庄建总编因身体原因卸任后,2008年夏,编辑部迎来了它的第三位总编辑。王玮兄几乎是带着一股喷薄欲出的蓬勃朝气跑进编辑部的,精壮高个儿、笑声朗朗、说起话来像机关枪。尽管已经四十有五,但王玮总编一身作派加穿着完全像个运动健将,上午开学术会中午打乒乓球下围棋下午开碰头会,偶有几刻钟间隙还会不识闲儿地安排着版面。这位新总编辑的表现就像是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了一颗荡起层层涟漪的石子,编辑部马上变得年轻活跃起来。王玮兄的管理风格属粗犷型,他不似之前梁刚建事无巨细的家长风范,更不具备庄建事事揣摩的女性细腻,王玮总编就像是一位邻家大哥,告诉你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过程你自己看着办。拍板儿时,永远是大手向上一挥,鲁地男子的豪迈就在这一挥间飞扬开来。这样的自信给了年轻人机会,也给了我们这张还在艰难跋涉中的纸媒重新崛起的希望。这六年,王玮麾下的《中华读书报》就像是一组广角镜头,它聚焦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大事件,检视着中国人文思想能够企及的高度。

        月前,《中华读书报》副总编辑、和我曾经共事二十年的王小琪大姐履新调到了光明日报社摄美部,尽管还是能够经常在走廊中相遇,但心里还是多有不舍。小琪大姐永远乐呵呵的,即使是双亲罹患重症需要她全程守候四九城跑医院,她也从未耽搁过审稿。这些都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她面对同事总是欢快的,对自己的困难三缄其口,却嘘寒问暖地关心着别人。调走了的同事有时候还是会回来坐坐,曾在读书报工作十一年、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审的祝晓风上个星期才来过,晓风兄一桩桩帮我们捋着读书报二十年来的大事记,瞬间,已经平淡了的记忆在他细枝末节的描述中被重新点亮。

        小琪调走后,留在《中华读书报》的创刊员工只有我和美编张勇了。小琪走的那天,张勇假装不经意地走到我的卡位,说:“就剩咱俩了,咱们好好过!”噗嗤一声笑过,心里眼里都有点儿酸——在我们这个年纪,二十年如一日守在一个单位的恐怕不多了!

        经常也会扪心自问:是我懒吗?是我怯懦吗?是我贪图安逸吗?好像有一点儿,又好像都不是。

        打开尘封的一摞摞《中华读书报》合订本,我想自己找到了答案。在青春年少时,凭借读书报这个平台我走进过几百位中国最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的书斋,感受他们散发出来的文化底蕴、聆听他们的教诲;我亲眼见证了如李朋义、张秋林等一干中国顶尖出版人为了出版呕心沥血不计回报的二十年;作为记者我碰到了陈晓梅、王小琪这样润笔无声予人玫瑰的好编辑;作为编辑我碰到了梁刚建、庄建、王玮这样心地宽广永远向你投信任票的老板。二十年来,无论与旧同事还是新同事相处,我们永远可以坦诚相见,不会为金钱而计较、不会为升迁而算计。对这份工作我没有厌倦,对这份人情我只有留恋。

        这些经历可遇而不可求!

        瀚墨书香的《中华读书报》,给了我一颗明亮又深藏书卷气的心,给了我一份体面又感恩现世安好的从容。让花开半时偏妍的我,可以宁静地阅尽墨间几多事、养就胸中一段春。

        惟愿,这份安好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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