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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来过”编辑部的“苏联孩子”
《中华读书报》创刊20周年，以“我与中华读书报”为主题，向读者作者征文。我们关于小谢寥沙的故事也就先从“我们与中华读书报”说起。
2011年6月底，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中华读书报》要出“七一特刊”。读书报总编辑王玮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将多年研究的党史上的中央特科材料，整理成文在特刊刊出。王玮说，这个题目很重要，如果材料扎实丰富，报纸将不惜版面。
在多年查找、发现特科史料的过程中，我们深感真实的特科历史与以往流传的特科叙述很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即严肃的史学特科与“文学特科“和”戏剧特科“十分不同。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中央特科是极为重要的组织。特科的人和事，是中共党史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至关重要的链环，可以称为党史多个大厦内部隐蔽的钢结构。毫不夸大地说，特科历史本身就是悲壮的史诗。由于复杂的原因，党史上不少重要史实成为无人知晓的谜，找寻其源头，会发现源头常常消失在特科这个类似黑洞的星体里。探秘特科，比寻找马航深海失联的黑匣子还要难。为此我们几位作者，做了多年的探寻和努力。王玮同志找我们时，正好我们在研究一件党史材料——河北李大钊纪念馆为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准备扩馆和充实史料，曾派员前往莫斯科，从共产国际档案里带回多件珍贵材料，其中有一件年代久远、纸已发黄、题为《李大钊同志略传》的手写原文。我们察觉，这件材料，其实也是中央特科研究史上的珍贵材料。它记述了1935到1937年，中华民族历史上风云大转折的“腰眼”年代，中央特科在党和红军走出深谷过程中，以鲜血和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和事。由于早年复杂的历史天空，还由于地下工作的严格保密性质，更由于特科的深度秘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份材料，犹如一个深海失联的黑匣子,黑匣子里面是冰山,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很小。
我们与王玮商量，就对这个“黑匣子”做一些探寻和解读。
岁月已久，这份文件在莫斯科档案馆里已沉睡了70多年，“黑匣子”里露出的信息，年代、背景、人和事、前因后果等等，都已经很模糊和飘渺。
文章要在6月30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上刊出。6月29日晚上，王玮、韩晓东两位编辑将我们（作者）邀请到编辑部，共同漏夜补天。在那个长篇稿件里，我们找到了一些莫斯科档案原始文件中的李大钊、武胡景、欧阳新、南汉宸、宣侠父、吉鸿昌、任应岐、王世英等等特科人员以及王明、康生等人的的魂迹。离天亮出报只有几个小时了，稿件还有不足之处，大家决定不睡了。修改段落、斟酌文字、版面设计，小样大样的传递不知往返了多少回。
夜已子时，匆匆吃了王总编招待的夜宵——每人两碗鸡汤馄饨。吃完馄饨，小憩，谈天说地，古往今来，白云千载。谈起老一辈革命家王世英，当年独一份，敢在天安门的大红地毯上手拄拐杖稳稳站立，不给迎面过来前呼后拥的江青让开道。江只好悄然侧身让开。谈起聂荣臻元帅说过，康生是个坏东西！查他的问题，要找王世英那些同志。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康生曾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几句凶险的生命威胁足以使在场的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吓湿裤子时，作为山西洪洞人有着暴烈性格的王世英，敢于直接把康生送的砚台扔出门去，敢于当面声震屋瓦怒骂康生——你他妈算是啥球东西！秘书担惊受怕提醒王老千万小心，王说，砍头枪毙告老还乡！大不了找我那些早就走了的战友去！正所谓独上高楼望八都,黑云散尽月还孤……谈起漫漫长征路，谈起四渡赤水的永远消失的电波，谈起莫斯科凶残的错杀……不知谁吟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王世英与下文所述的一个“苏联孩子”的关系，我们后面将谈到）
继续挑灯夜战。北京珠市口东大街5号光明日报大楼三层《中华读书报》编辑部的灯一直亮到天亮，战斗结束打扫战场，大家已走进晨曦。
三个整版刊出的《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的背后》第一时间得到了多位读者的肯定，上级主要领导告知“很好”。我们也有一定的成就感，感到可以舒一口气了。这是与特科前辈魂灵一起度过的一个难忘的夜晚。
然而三年后，在写现在这篇稿件的今天，我们要披露一个甚感遗憾乃至于内疚的小细节。在那个作者和编辑共同战斗熬夜解读“黑匣子”的夜晚，谁也没有想到，“黑匣子”的茫茫数据里，我们集中精力在破解中原大暴动和红军长征惊心动魄的关系时，有一个孩子像一丝蓝色的微小流荧，在夜空天幕上无声地划过，或者说那天夜里这个孩子静悄悄地坐在了读书报编辑部角落里一把椅子上，一直陪我们工作到天亮，天亮之后又无声无息地飘走了。紧张工作的大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
《李大钊同志略传》这一历史文献，文件批示人在文旁批示中，写有一小行外文字母。这一小行字母非常不起眼但又有些神秘。因为其英文不像英文俄文不像俄文，我们都不解其意，只好放过，没能考证（见2011年6月30号《中华读书报》文中）。长文刊出数天后，读书报编辑部收到一封读者来信，编辑部将信转给了我们。写信者看起来是一位老人，字迹略有颤抖但苍劲有力，老人署名姓刘。刘老（我们权且称他为刘老）对长达三个整版的文章没有只字评论，只对这一小行神秘的字母作了“批示”。他告诉我们，这行字是写一个孩子名，从笔迹看应该是一个初学俄语、语法和字母都不熟悉的孩子所写，因此拼写有误。这个名字在俄国是个很平常的孩子的名字——像中国的小明、小平一样——谢廖沙。刘老的信很短，仅写了这些字。我们现在想来，老人似乎是一位历史知情者，有什么话要说却又没说。当时我们对刘老似有所指的短信并没有醒悟，不过我们愿与刘老取得联系，为此由张晓当时给刘老写了封回信，也许是历史的宿命，也许是地址不确切的原因，寄出去的信没有回音，而刘老的原信则由于张几度搬家，一时竟也找不到了。
这个小谢廖沙是什么人呢？从时间、地点、人物关系诸方面考察，是毛岸英。
《李大钊同志略传》文中所示的，“现在正处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伟大斗争中”语句，李大钊纪念馆的学者据此考证认为文章写于1935年底或1936年初。但根据历史，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抗日统一战线才从各方分散的零星努力和口号变成现实。略传一文，更可能写于1936年底或1937年初。此时，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由康生带着，到达了莫斯科，到达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驻地——柳科斯大厦。
让我们还原一下岸英小兄弟当年赴苏的过程。
2.1936年，营救毛岸英兄弟赴苏的地下党员们，他们是谁？
1936年底或1937年初，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中央特科）救助，毛岸英兄弟到达苏联。
营救毛岸英兄弟赴苏联的中共地下党员，现有记载的当事人共是六个。按时间顺序，为董健吾、冯雪峰、刘仲华、潘汉年、李云、康生。此外，与此事有关的还有国民党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共为七个人。
七人中，国民党张学良将军声名最大。中共（当时的）党员中，从康生开始包括董、冯、潘、李，现在也已经都算知名人士。最不起眼、今天人们鲜有知道的、名字普通至极的是刘仲华，他的原名更一般，刘子华。
先说张学良将军。历史记载，张将军是岸英兄弟成行的经济资助人。一行九人漂洋过海，计划经巴黎到莫斯科，经济资助当然至关重要，史载张学良将军“当即拿出一张十万法郎支票”，一行人遂得以成行。从这点说，张将军的作用很重要。
关于康生。康生当时是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是他前往巴黎，将毛岸英兄弟接往莫斯科。他起的作用，就是在欧洲接送毛氏兄弟。这有史料根据，各方没有异议。在他的此点作用外，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其他背景。毛小兄弟是在杨开慧烈士1930年在长沙牺牲后，1931年到达上海进入党中央办的大同幼稚园。1932年大同幼稚园在白色恐怖下解散，园中孩子被疏散，小兄弟被疏散至“党员牧师”董健吾家。此时康生在上海，任职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并且是特科保卫部门负责人。职责所系，无论是在大同幼稚园，还是在董家，康生都应该知晓毛小兄弟状况，并且应该去看望和关照过。这点虽然没有史料记载，但根据上述外围条件，推论应该成立。到巴黎接人的康生，对岸英兄弟来说，虽不算最熟悉的熟人长辈，应该也算见过。
从在上海营救角度说，张学良和康生不是当事人。
这两人以外，我们再说李云，李云是女性，当时只有21岁，是特科重要成员徐强的妻子，她也是特科成员。她记述自己是营救岸英兄弟当事人，前后共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次是2005年，时已高龄的她回忆，从1935年秋天开始，组织安排她寻找失去联系的岸英兄弟，风里雨里寻找了半年多，最后她没找到，是组织上找到了，但是组织上什么人找到的她不知晓。按她的叙述，她的丈夫老徐应该知晓，但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科严格的保密纪律，老徐到去世都没透露半个字。第二次是近年，她叙述，是她找到了岸英兄弟，以前是不便说。具体过程是，她在1936年春夏大约在五六月间，在上海城隍庙的粥摊流浪儿中找到了岸英兄弟，并立即汇报了从延安到达上海的冯雪峰同志。冯雪峰扮成工人样子，到李述说的地点，找回了岸英兄弟。但李云没有述说岸英兄弟怎样赴苏的过程。李云后来由特科党组织安排，担任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
由李云的叙述，可知是她与冯雪峰找回了毛岸英兄弟。
我们再看冯雪峰的相关记述回忆。冯雪峰是长征到达延安后，1936年四月被党中央派回上海。他自述党中央交给他多项任务，但在任务中没提到岸英兄弟。到上海后，关于岸英兄弟相关的记述是：
我于（19）36年4月中旬从瓦窑堡动身，中间通过东北军，到西安是4月20日或21日，到上海是4月25日。到西安是去找一个禁烟委员会（地址和这禁烟委员会的名字我都已忘记），董健吾在那里等我，董即同我同火车到上海。
……
（19）36年董健吾同徐强（老金）有联系是确实的，我到上海后，董就归我直接联系，从此董同徐就没有关系，我到上海前徐同董有联系（但他们相互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住址），可能是以前承接下来的，但谁在过去领导徐强，我也不清楚，也许徐强对我说起过，我忘记了。
据董健吾对我说，（19）34年（19）35年间，上海中央局某几个重要领导人（我已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董当时说也只是代名和绰号如“胖子”之类，由于我都不认识也猜不到是谁，听后也就忘了）都在他家里住过，后来他们设法弄到船票到国外去了（这可能是事实，因如这在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之后，但这几个“重要”领导人究竟是谁，我后来一直没有听说过，到现在也仍然不清楚）。
董健吾当时住的石库门二开间二层楼的房子（地点当是公共租界西藏路以西泥城桥一带），据说在过去是党给的房租，他当时有两个老婆，大老婆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住在另一处，他同第二个老婆一个五六岁的儿子和丈母住在一起，全家每月开销总在当时货币二百元以上。
主席两个孩子（岸英、岸青）从（19）30年起就由上海党组织寄在他那里，据我了解是事实，我到上海时两个孩子就住在他大老婆那里。
我们到上海后的5月到7月之间，到他家的次数较多，也偶然在他家住过一天两天，他的女儿（中学生）还给我做过几次交通。他曾对我说过，我可以住在他那里，说在他家里是绝对安全的。我当初对他，一方面相当相信他，一方面也有警惕，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我都不了解。我到上海后曾给过他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钱，记得是他说起他已欠下了房租等相当大的债而后给的，同时也因为两个孩子（指毛岸英、毛岸青——作者注）寄在他家里，我认为应该给的。以后也给过几次，不过记得数目都不大。
李杜的关系怎样交到我手里，我总追忆不起来。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这里来的，但也可能是从沈钧儒、章乃器或宋庆龄处转来的。我记得我到上海后不久，大概（19）36年5月中旬，李杜已经同我联上关系，我同他谈话大概有二三次，地点就在四马路一家古董店（董健吾的关系）的楼上。李杜的义勇军在东北，他找党的关系，想同莫斯科的我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援（如供给军火）。我当时派了杨承芳（我到上海后已有联系的一个同志原来总工会方面有关系的党员），带了他到巴黎去找同莫斯科联系的关系，因为杨承芳认识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的人。我记得李杜同杨承芳从上海动身去巴黎是在（19）36年5月下旬，两个孩子也确实是我交给杨承芳负责带去的。
李杜和杨承芳从巴黎回上海是在7月或8月初。他们只到巴黎为止，未到莫斯科，他们到巴黎由杨承芳在巴黎找到了关系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后，是康生从莫斯科到巴黎来同李杜谈了话的，两个孩子（岸英、岸青）就由康生同志带到莫斯科去。根据当时杨承芳向我汇报，我现在还记得的一点是：当时康生认为李杜不是那么可信任的，所以虽然不拒绝同他联系，但也不能肯定地答应他什么。李杜回上海后同我见过一次面，只谈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国党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没有谈到接洽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像他就回东北去了，以后我同他就没有再联系。
冯雪峰从延安到上海，是当时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因此他关于岸英兄弟赴苏过程的回忆很重要。
为了解读清楚冯雪峰的叙述，我们先谈一下潘汉年。
关于潘汉年。潘本人没有自述和回忆谈到参与营救毛岸英兄弟。他人的叙述，主要有毛新宇曾经谈到，是毛泽民和钱之光将打听毛三个孩子下落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毛新宇所谈的相关时间比较模糊。多位研究者已经论证，潘汉年1935年秋冬不在上海，1936年营救毛氏兄弟的几个关键月份，潘也不在上海，而是在香港。1936年6月（时岸英兄弟赴苏事情均已办妥，轮船即将起锚或已经起锚），冯雪峰前往香港和潘汉年会面，冯向潘谈到营救之事。为此，潘汉年专门以密码信件写给莫斯科王明：“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伯林同志的密码信》，1937年7月1日于香港，绝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其中1937应为1936，系原信笔误或印刷错误——作者注）
这里，出了一个类似小笑话的历史误会：“一个女共产党员”。经查，李杜将军带领岸英兄弟出发一行九人中，无一女性。这里显然将党组织派的一路照护毛氏兄弟的杨承芳先生弄错了（杨承芳是先生不是女士，他的故事本处不展开了）。可以看出，潘汉年没有参加在上海的营救，不知详情。这里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冯雪峰自述，冯谈到杨承芳，主要有三点，第一点谈杨的（组织）关系。第二点是主席两个孩子是冯交给杨带到巴黎的。第三点谈到杨承芳从巴黎回来，冯雪峰见到他。
关于第三点，这已经是1937年初，距冯雪峰、潘汉年香港会面已经半年后。可以看出半年前的冯潘见面时，冯雪峰谈到的是交给了杨任务，但还没见过杨，只是听了另有人汇报事情轮廓，才误将杨错以为女性，并告诉潘。看起来二人认为既然一路照护孩子，那么这样的名字有可能是女性。潘又误汇报给了王明。好在这是个无关党史大局的小插曲。但这说明，冯雪峰的叙述有些蹊跷，有一些文字背后没有说出的东西。
冯雪峰的叙述，写于文革逆境中。自身现实的复杂环境和历史的复杂环境，怀有警惕和特定避讳心态是正常的。使得这段自述显得有些支离破碎。这段叙述里，蹊跷和隐晦的是些什么呢？
比如，叙述中，说董几次谈到当时特科和中央局的重要领导人（即董健吾和老金的领导）情况，这些领导人都在董家住过，并且以后（注意，是以后）去了外国。但冯都不知道名字或记不清了。隐约如董述说的代号胖子等。再有，李杜将军的（党的）关系是谁转给他的，记不清了。再有，李杜、杨承芳在巴黎没去成莫斯科，又回到上海见到冯。杨承芳向冯说康生不信任李杜，但没有解释康生为什么也不信任杨承芳和张学良将军的代表，以致一行九人（冯叙述中也没有提到）只有岸英兄弟赴苏，其他7人被拒。
冯叙述中清楚谈到的是，主席的两个孩子在董家是事实，没有提到孩子流浪和由他找到。冯给过董一些钱，但说明是因董家庭困难欠了房租等，没提到毛氏兄弟所需的较大额旅费，更没提到张学良资助。还有，岸英兄弟成行的日期，冯记成了当年5月，和他在香港告诉潘汉年的6月底，相差了一个月。以及其他。
可以看出，如果不显现叙述中的隐晦部分，冯雪峰只知道毛岸英兄弟被特科营救成功赴苏的事情轮廓，不知道详情。那就可以肯定，冯也不是营救岸英兄弟的当事人。那么，冯避讳的是些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从董健吾说起。
3.牧师党员董健吾和一个谜底
“神秘牧师”董健吾，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早期即加入中央特科，在特科期间，传递情报，诛杀叛徒，护送重要领导人，保卫重要会议等等，可谓功勋累累。考察他的革命生涯，可知在1937年后有过一次断裂，或是大的马鞍型曲折，一度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其中原因他一直到去世也没有真正弄清楚。解放以后，又因潘汉年案件牵连入狱，与潘案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很快又被放出，显然因为他并没有深涉潘案。关于他生涯的后期事，我们同样不展开，围绕本处主题谈，董健吾革命生涯最突出的重要贡献，都在1936年，一是受党组织委托，从上海前往瓦窑堡，沟通了失联多年的国共两党有可能重新合作的信息。二是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还有一件即是救助毛岸英兄弟赴苏。毛泽东主席本人是在1960年某次谈及，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陕北送信那个人就是照护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并说党内有两个怪人，一是和尚许世友，一是牧师董健吾，都要请他们出山（此段话尚需再证实，因为党员牧师不止董一人，董的入党介绍人浦化人就是比董资格还老的牧师）。
毛岸英兄弟从大同幼稚园疏散至董健吾家到赴苏联，约为四年多时间。多年以后，围绕着毛小兄弟在董家疑似受到虐待，以致长期外出流浪，董家后人与其他相关人员有过一次诉讼。为此中央相关部门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结果是否定的。这和本文作者的考察是一致的，最主要的证据，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苏联档案中发现的毛岸英自己填写的履历等相关资料，证实毛兄弟在上海没有长时间流浪（也证实了流浪中找回的说法不确实）。
救助岸英兄弟赴苏，董健吾文革逆境中有过“交代”，其后人也出书有特别记载。所叙述的，主要是董在1936年2月往陕北送国民党高层致中共高层的信件时，偶然情况下（在西安被雨雪阻路等）找到张学良将军求助，谈的较好，张将军用飞机将他和另一个信使张子华送入红军区域。由此，董结识了张将军。又在偶然的情况下，张将军答应资助董自己的一个孩子和董抚养的两个孩子三人一同赴苏联学习。最后，1936年4月在上海，张将军兑现承诺资助十万法郎，董健吾之子董寿琪与毛岸英兄弟一起，三个孩子赴苏成行。不过，董寿琪在巴黎同样被康生所拒，没到成莫斯科，又返回了上海。
董家的叙述，结合冯雪峰叙述和其他旁证，证实了董健吾确是救助岸英兄弟赴苏的当事人，这是无疑的。但与李云、冯雪峰、潘汉年叙述一样，也留下了很多的谜，作为知情者其本人都不能解释，对后来的不知情者更是永远无法破解的密码（有特科研究者语）。
李云的叙述中，当时的特科，有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即事情有决策人。人名是谁，是谜。
冯雪峰叙述中，则直接、且不止一次说明他记不清那几位高层领导人名字了，是谜。
潘汉年给王明信中则连这些负责人名字的蛛丝马迹都没提到。干脆说是冯雪峰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夫一起派遣相关人员出发……
董家的一般叙述中，他的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人也是隐隐约约，时隐时现，迷离不清。董叙述中，毛岸英兄弟赴苏得到张学良将军资助，似乎是董与张将军个人友谊的结果。但董在其他叙述中，又清楚说明，董自己是有上级党组织和领导人的秘密党员。董做了多件大事，既然是身负重任，是派员，就有人交给他任务，派他完成。以往均叙述为宋庆龄委派，但明显的是，宋庆龄是特殊身份（其党籍问题就是另外需加强研究的课题——作者注），不是中共党组织领导人，宋本人没有也不可能作为中共专职党组织负责人指挥和布置过任何战役或战斗。就是说，董健吾是被特科领导人派往宋庆龄身边，执行宋交代的任务。而之前，董的特科领导与宋之间已经沟通。再例如，一般党史研究者都认为1936年初，董与另一信使中共党员张子华在国共失联多年后，前往陕北，首先沟通了双方重新联系。在过程中，传递了关于毛小兄弟的信息。有研究者看出，董在陕北上海往返，其中关于毛岸英兄弟的信息传递，时间对不上。认为在董健吾之前似乎即有了上海和陕北的沟通，否则董的所见所为有多项不可理解，为此十分费心猜测，董不是两赴陕北，难道还有一次？
其实，在董健吾的叙述里，真正有雪化露出的一丝青草叶一样的很短记载，恰又是不多的仅十几行字……1936年春夏，就毛岸英兄弟赴苏事，董健吾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在上海董健吾见张将军，由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刘仲华出面，三人（也有记载认为当时李杜也在场）谈定相关事宜。张将军当即拿出支票。事毕，为安全，张还亲自驾车送刘和董回。
刘仲华是此时此事的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刘出面，事情定。这是诸谜中的一个谜底。
这个谜底，也掀开了冯雪峰叙述中的另一个谜底——冯叙述中的那几个不知道记不清的领导人名字。在董健吾后人所著《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书中，印刷文字中有一页影印的董健吾文革中甚至更远时间的手书原笔迹。董写到，“……1935年5月间，刘仲华介绍冯雪峰暂住我家两星期。他住在我家里时候每天写信给宋庆龄潘汉年巴金茅盾等，信由董惠芳（董女儿）替她分送出去……”这显示，冯在上海见过特科领导人刘仲华，连住处都是刘介绍安排的。李云、徐强、董健吾……的上级，冯叙述中的几位高层领导，此人是其中之一。他此时不仅就在上海，而且还在决定事情。冯在上海展开工作，是在刘等同志的支援下展开的。
我们的研究还证实，李杜的组织关系，杨承芳的组织关系，也是这位领导人转给冯的。
4.浮出水面的刘仲华
刘仲华，原名刘子华，就是前述七人中名字最不起眼，最适合地下工作的“灰色”的那个人。有后人称，刘长得像尹夫堡地狱里的灰色头发沉默少言的法利亚长老一样。他的身世，才可能是真正让人吃一惊的“传奇”。在董健吾与毛小兄弟赴苏的故事中，刘仲华此时不仅是董党内的单线直接上级（刘对董健吾有特别关照。本处还谈到，刘以及在苏联的武胡景、欧阳新等紧密战友后来的可谓血雨腥风的遭遇，也“牵连”到了董，这是董至死都不清楚的。此处仍然不展开了），刘和毛小兄弟的关系，其实更是与毛泽东的关系，事涉辽远。
我们现在谈刘仲华即刘子华。
有关刘子华的正式、真实、准确的信息很少，关于其早期的信息更少。我们确切知道的，他是山西人，生于1899年。五四时期，在太原省立一中是学潮领袖。在校期间，与已经毕业考入北大的高君宇，在校的贺昌、傅懋恭等是密友。1922年由高君宇带领至北平。这年底或1923年初在北平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共（历史的凑巧是，李大钊安排刘子华也在北大图书馆当过一段管理员。刘子华上任时，李大钊是否告诉他前任坐在这里的是湖南的毛润之，实难考证了。但在多年后，1932到1937年间，上海刘仲华与江西毛润之有过多次电报信件往来，刘信件抬头一般所写，润之玉阶二兄）。不久受李大钊领导从事统战、兵运工作，再不久与贺昌一起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参与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上海党中央机关，任弼时是他的婚姻介绍人。1928年在上海进入中共军委刚成立的情报部门，是与陈赓一起的最早的一批军委情报部和中央特科成员。他的传奇一例是，著名的顾顺章叛变，国民党连夜收网追杀，共产党领导机关紧急转移的黄浦江之夜，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一同躲进一个刘子华负责的汽车行得以暂时脱险。这是不同于野史文学戏剧中其他关于周恩来等人紧急避险地点各类说法的党史正式记载。其中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因为顾顺章不知道这个汽车行，所以此地点得以安全。而我们多年的研究考证，在当时的中央军委保卫部门，顾顺章不仅认识刘，还是这个汽车行的老熟人。精彩之处在于，顾和刘都只是周恩来的单线，顾顺章这个为人张扬、不适于地下工作的人，不知道常常见面，眼前这位最不起眼，灰浅头发的工友或小老板，是真正的中共。他瞒过了顾顺章这样最危险的特工的眼睛。在紧急时刻，顾想不到周等人就在这个汽车行。是严格的特科纪律的锤炼和严格的特科纪律的执行，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众人不知的还有，钱壮飞在南京事毕潜回上海，被秘密安排在中央军委秘密党员李宇超家里躲避后脱险。李宇超即由刘子华的最亲密战友贺昌介绍入党，并且以后长期在刘领导下工作。王世英等等多位特科老战士，都是刘子华考察调入的重要干部。顾案以后，中央重视特科，军事部分为主的，改名新新公司。刘子华和以后的武胡景、欧阳新等是领导人。王世英和卢志英就是这时前后派往南京，是继续钱壮飞的永远没断的南京线。还要告诉读者的是，贺昌和刘子华，是中央最早的电台创始人之一。1929年贺昌在香港任中共领导人期间，领导李强等人搞成了电台，第一封电报是百色起义成功。在顾顺章叛变，中央收拾局面后，将电台交由上海党中央军委系统直管，刘子华是领导人。那时起到红军一路长征到陕北（中间有一段电台中断），上海地下党与中央的联系，多个故事就发生在毛与刘之间。1935年冬天转移到天津的电台沟通了陕北党中央，毛泽东心情十分高兴，称之为大胜利。
正是刘子华，在周恩来、博古、陈云——即党中央去了瑞金以后，和武胡景、欧阳新、贺长炽、王世英、浦化人、萧寿煌一起，指挥和领导了特科，这一时期的特科经历了李竹声、盛忠亮、黄文杰三个中央局时期，在三个时期，特科领导实际都是中局领导成员。1935年初，武胡景、欧阳新按王明、康生指示赴苏，刘子华和王世英指挥特科。几乎所有的中央特科的故事，都与他有关，多件特科大事是他在最后和幕后定板。这一时期，正是中共党史上的最低谷，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百分之百。在上海，王世英回忆，当时国民党专门组织了军警特2000余人加上外围组织和人员，日夜追杀中共地下党。三届中局被破坏，党员及领导多人叛变，1935年3月，刘子华等人在苏联代表的允诺下，在废墟上又成立了新的特科和中局，担任领导人，并受莫斯科王明、康生领导。这个中局，存在到1935年9月。
5.特科的长辈们和岸英兄弟
毛岸英兄弟此时正在董健吾家。白色恐怖中，特科的领导人武胡景、刘子华、欧阳新、王世英、浦化人等都多次看望关照毛小兄弟。其中欧阳新，即是冯雪峰叙述中，董健吾挂在嘴边的代号“胖子”。这位胖子叔叔，岸英兄弟最熟悉。他对在董家的小兄弟多有照拂，还曾帮助安葬了毛岸龙，并多次交董健吾经费。浦化人还多次在董家教授毛岸英兄弟识字。
1935年8月起，按照王明、康生发自莫斯科的命令，彻底避开上海的白色恐怖，党的中央局组织在上海不再存在任何机关，转移到天津。刘子华在紧急安排好一应工作后，写秘密信向莫斯科王、康汇报，其中提到下一步安排，上海由邱吉夫负责，天津由王世英负责，西南由一位钱同志负责，武汉由一位沙同志负责等。在刘子华、王世英的领导下，先后成功转移疏散至天津地下党员500多人（其中诸多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地高级干部），10月间在天津迅速建起了电台，11月，即和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取得联系。这年底，刘子华安排王世英前往西安通过“杨虎城的关系”进入陕北，又转至山西到达东征前线，见到毛泽东、周恩来，谈了各方面情况，其中即有关于岸英兄弟的安排。一般党史流传的党组织建议将岸英兄弟送到陕北，毛泽东说有可能的话直接送到苏联去让他们在那里学习。关于这点，王世英回忆中没有谈到。王世英回忆中谈到的是，中央在王的汇报后，商议好将冯雪峰同志派回上海。这就是董健吾关于为毛岸英兄弟赴苏事陕沪往返间，陕北中央事前知道的谜底，也是冯雪峰到上海后在特科特别是领导人刘子华支持下开展工作，文革中因为情况复杂不愿意多谈相关人员的谜底。
至此，我们知道，1936年毛岸英兄弟在特科营救下到达苏联，我们前述七人，在上海，刘仲华是此事负责人，冯雪峰是参与帮助者，李云是参与者，董健吾是行动者，张学良是资助者，康生是接送者。这些名单之外，鲜为人知的是，王世英是陕北、上海之间的联络者。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当时在陕北和山西东征前线，是岸英兄弟成行真正的决策者：是他告诉王世英，不用将岸英兄弟送来陕北，让上海党组织将他们直接送到苏联。读者不用猜了，这人是周恩来。中共党史上，诸多赴苏学习的孩子，都得到周恩来关照。
6.柳科斯大厦和科穆纳尔卡公墓
出现在《李大钊同志略传》原始文件中的那个神秘字符、三年前该文考证的那个晚上曾经悄然“坐”在读书报编辑部办公室的、读者刘老指示的那个拼错了字母的小谢寥沙，我们现在已知道是个1936年冬天或1937年初出现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驻地柳科斯大厦的中国孩子。我们还了解到，毛岸英兄弟赴苏后，岸英被长辈们起名谢尔盖伊，小名是谢寥沙，但大部分人都称呼他谢寥沙。毛岸青的名字叫科里亚·永寿。既然像中国的最普通的孩子名，在柳科斯大厦的中国孩子，先后有过多人，还有其他小谢廖沙吗？我们记起赵世炎烈士的儿子就也叫谢寥沙。不过，这个赵家的“小谢”，早我们研究的这个“小谢”许多年前即赴苏，1936年底不在柳科斯大厦，也没有在武胡景、欧阳新身边的记载。重要的还有，赵家的“小谢”，赴苏多年了，还不会写自己的俄语名字，可能性小到基本没有。
大部分赴苏的中共的红二代孩子都在上世纪40年代和解放后赴苏，但1936年底，由康生到巴黎接回柳科斯、在柳科斯见到国内就曾照顾他俩的熟悉叔叔的孩子，除了这小谢寥沙兄弟，没有别人。此时在莫斯科，康生的身边一同工作、可谓朝夕相处的，还有两个中共党员——特科长辈，对岸英兄弟来说，这两人如果去巴黎接，是比康生更合适的人选，是毛岸英兄弟一见就能认出的“叔叔”。这二人，有史料记载，他们就是我们前文谈到的武胡景和欧阳新。
我们可以复原一下，1937年初的一天，当时在莫斯科柳科斯大厦（哪一房间呢？我们后面将告诉你）。在此的中国共产党所办外文出版社（全名旅苏外国工人出版公司），李立三、武胡景、欧阳新等按照上级任务，正在编辑系列《中共烈士文集》。烈士文集里，有李大钊烈士，也应该有杨开慧烈士。武胡景、欧阳新、李立三、陈潭秋、王明、康生等等大编辑们，见到刚从巴黎接来的毛小兄弟，自然抚着他们的头和肩膀，向英勇牺牲的杨开慧烈士寄以悲悼。这应该不是文学想像。
在《李大钊同志略传》一文编进烈士文集时，武胡景与陈刚的稿件往来，小岸英曾经作为一个临时小编务传递过修改稿件。刚学俄语还未及熟悉自己的俄语名字的小谢廖沙，拼音不准确。两位大人就照抄幽默诙谐一下（小谢廖沙兄弟在柳科斯的大编辑们中间停留不长时间后，先被送到共产国际党校八部学习俄语，后进入国际儿童院）。
1940年，毛岸英写信托周恩来带回国，信中说，来到苏联后，真好比到了天堂。苏联的人民看待我们比看待自己的儿女还好。把我们当成上等的贵宾看待，想尽办法使我们生活圆满和快乐。我们所住的房子是头等楼房，里面陈设精美华丽，又宽敞又清洁。有图书馆，有打球室，有电影，有演剧，外面更是雄壮，有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网球场，有专门的运动场，有天然供我们游泳、钓鱼、划船的河流等……
此时，在中国国内，在莫斯科，发生在岸英兄弟幸福生活旁边大人之间的事，孩子是不知道的。苏联错误肃反，结合王明康生们真正的“结派营私”进行多年的党内整肃，营救岸英兄弟赴苏的长辈们，在上海，在特科，许多有过特殊贡献的党员（至少很长时间）失去了组织关系（包括李云、徐强夫妇，董健吾，刘子华，李宇超等多人）。在莫斯科，武胡景、欧阳新等多人变成了雨雪中的墓碑。特殊的、深为复杂的原因，武胡景、欧阳新等级别相当高的中共党员被冤杀，一度成为谁也不知详情的谜案。近八十年后，我们来看一份莫斯科科穆尔纳卡公墓档案中的一页：
姓名：欧阳申（即欧阳新——作者注），出生：1900年生于中国湖北武冈县，汉族，高等教育。职业：旅苏外国工人出版公司中文部主编，居住地址：莫斯科柳科斯旅馆196房间，被捕时间：1937年年8月23日，审判：1938年3月22日苏联最高军事法院判处间谍罪；执行枪决：1938年3月22日。安葬地点：莫斯科州科穆纳尔卡公墓。平反时间：1992年2月11日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宣布平反。
毛岸英烈士则于1950年牺牲在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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