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的人生故事

    一个人的人生，从他／她的出生开始，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进而演绎为这些不同版本的人生故事，经过作者“蒙太奇”式的拼接组合，使个体生命和世界历史都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面相，也有了更多的意味。

    《生命不息》这个译名看上去传达了一种颇为乐观的态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我想她可能不会赞成这样的提示：要是能够不断重复人生，直到对生命满意为止，你敢这么做吗？其实，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读罢此书就会发现，这种想法与作者的表达几乎风马牛不相及。

    小说写得相当精彩。作者采取一种不很常见的叙述方式讲述她的故事。主人公在进入作者所构建的叙事空间的过程中，经历了至少三次“死而复生”。这个名叫厄苏拉的英国女孩，关于她的出生，作者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记述。时间都在1910年2月11日，第一种，大雪封路，医生被雪所困，不能及时赶到，孩子因脐带缠绕脖子而死。第二种，医生在最后关头及时赶到，用一把小而精致的剪刀，救了孩子一命。第三种，在小说即将结束时，作者写道，托德太太早产，因为雪大，她没有让女佣去请费洛维大夫，而是用一把事先备好的外科剪刀，自己动手，剪断了连接着孩子与母亲的那条生命线。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作者是想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人生，从他／她的出生开始，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进而演绎为不同版本的人生故事。这些不同版本的人生故事，经过作者“蒙太奇”式的拼接组合，使个体生命和世界历史都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面相，也有了更多的意味。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在章节设置中特别强调时间因素，她为每个章节都设置了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这些时间点并不是按照线性时间从出生到死亡依次排列的，它们是跳跃的、叠加的，散落在历史的长河中。小说的“楔子”发生在1930年11月，在慕尼黑，厄苏拉刺杀希特勒。而小说正文的开始，其实是1910年2月11日，即厄苏拉的生日；有意思的是，它的叙事也终止于这一天，在这个意义上，它倒是完成了一次轮回。

    时间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建构历史叙事的重要手段。有人认为，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就是依靠时间确定的，只有在一种线性时间过程中，现实环境以及活动于环境中的人物才是固定而客观的，作家才有可能站在时间之外细致地描述这种“现实”。《生命不息》的叙事显然不是靠这种固定的时间来完成的，在这里，作者对时间的处理，是零散的、凌乱的、不确定的。前一节写到“一战”结束，厄苏拉一家人等待父亲从战场归来，接下来的一节却转而写“二战”后厄苏拉在伦敦西区东游西逛。这里每一节的叙事，有时也很难找到一个中心点。母亲希尔维的自杀，就是作者在讲述1947年厄苏拉在伦敦挨冻时貌似不经意中提到的，她常常很随意地在叙事中插入一些生活片段，仿佛信手拈来，又仿佛稍纵即逝。这也许就是小说中希尔维与厄苏拉讨论过的“即视感”，也被称作“既视现象”或“幻觉记忆”，它把某些未曾经历过的事情或场景认作某时某地曾有的经历，就像厄苏拉恍惚记得她曾把家里的女佣布丽奇特推下楼梯，她还记得，她哥哥的同学曾在楼梯上强奸了她，她在想像这些事的时候，常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看上去，这部小说很像是一部有意戏弄读者的作品。阿特金森的叙述方式很容易给读者留下一种恶作剧的感觉。所以，有人又称这是一部“自我毁灭”的小说，因为作者常常在故事发展到相当精彩之处却让叙述戛然而止，然后，换一个场景重新开始。每一次讲述都不尽相同，但结局却难以预料。很显然，为了达到戏弄读者的目的，自我消解或自我颠覆的游戏已被她玩得炉火纯青，且又自得其乐。就像厄苏拉的出生一波三折一样，我们看到，厄苏拉的身世遭逢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里，作者充分利用了手中掌握的决定小说人物命运的权力，近乎玩笑地不断改写厄苏拉的人生。厄苏拉被霍维强奸后怀孕，她逃离狐狸角，来到伦敦，在姑妈的帮助下做了流产，她的流亡生活也由此开始。她开始酗酒，不久便嫁给了一个在她无助时伸出援手的人，但这个名叫德里克·奥利芬特的丈夫，不尽是个暴君，还是个虐待狂和骗子——他虚构了自己的过去。

    但在接下来的故事里，厄苏拉不仅获得了自由，她还投身于伦敦的反空袭斗争，加入了防空小队，成为或防空部、或海军部、或内政部防空署的指挥官。可是，前一页我们还看到她在挖掘爆炸点，抢救伤员，下一页她已成为战后柏林的滞留人员，再往下，几乎同时，我们还能看到她与伊娃一起在伯格霍夫受到希特勒的款待。关于父亲去世的消息，前面刚刚提到她是从姐姐帕米拉的来信中得知的，那时她正在德国与希特勒周旋，后面马上又写道，她在英国的林肯郡参加了父亲休的葬礼。这种自我消解自我颠覆的叙事方式，固然会使读者感到困惑，但其意义也在此彰显出来。事实上，小说叙事最终消解掉的并非故事情节本身，而是传统文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意义的可靠性、确定性和真实性，以及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彼此认为必有的对应关系，还有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理所当然的传统期待。这部小说真正的现代性就表现在它从整体上对这些固定的结构、专横的权威和既定的叙述模式的拒绝、否定和消解；它的自相矛盾的叙事所构成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充满歧义性的虚拟世界，它还表现为对现实、真理、意义、目的等传统价值理念理所当然的怀疑。这或许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它提醒我们，传统文学总是试图同历史对话，试图透过时间的距离来理解历史打算说些什么；读者则希望通过文学叙事理解某一件事在它发生的时代意味着什么，同时还要理解这件事对于我们今天具有怎样的意义，但在后现代社会空间里，时间的虚构性已经日益戏剧化了，传统文学叙事的历史感也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怀疑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