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中美关系用心良苦

    费正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国际汉学泰斗，也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智囊成员之一。他的学术主张对于中美关系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推动过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往，国内外费正清研究者们认为，对于中美关系有重要影响的第一部著作是他于194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的《美国与中国》（2008年，张理京翻译成中文版在大陆出版）。但是，笔者近年在从事费正清研究并写作《家国万里：邓嗣禹的学术与人生》（2014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时发现，早在两年之前就有一部署名费正清的书籍在国内出版。 

    1946年10月，现实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美人所见：中国时局真相》，著作者：美·费正清，翻译者：李嘉。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曾经对于中美关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出版者在编者按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明：

    本文曾于9月21日刊上海新民晚报，发表时略有删除，文萃及香港各报转载，均以新民晚报为根据。本单行本则将删除部分补入，根据译者原稿编排，保持费氏该文之完整面目。

    上海的《新民晚报》、《文萃》均为当时国内有很大影响的报纸。从这段文字说明中，我们能清晰地了解到这本书中内容的影响力之一斑。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非常希望能通过大量的外事宣传活动使国际社会尽快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与延安的存在，并取得国际上舆论的支持。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处长费正清署名出版的著作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

    写作背景与出版内幕

    1941年8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4个月，已经在哈佛大学任教五年的费正清作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被征召到华盛顿情报协调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简称COI）。1942年9月，他以华盛顿驻华代表的身份被该机构派往中国重庆，1943年12月返美。1945年9月，他又重返中国担任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兼任美国驻华大使克勒伦斯·高斯的特别顾问，历时八个月。在这段时间中，他看到了中国抗战的艰辛、国民党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以及对整个局势的逐渐失控。他曾以不同方式提醒美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将国民政府视为盟友。他还预测毛泽东及共产党会获胜，主张美国要与中共尽快建立关系。

    在费正清的积极推动以及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的配合下，通过大量外事宣传活动，国际社会逐渐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与延安的存在。1946年6月4日，作为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处长的费正清和妻子，时为美国大使馆文化专员的费慰梅等一行，于当日下午四时由北平乘专机抵达张家口。“我们拜访了最高长官聂荣臻将军，随后我与威尔玛（费慰梅的英文名）一同在挤满热情洋溢年轻人的剧院作了演讲。”这是费正清在中共地区仅有一次露面。他虽然当时也很想去延安看一看，“但一直没有凭空编造出合适的理由去延安”（《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307页，2013年）。

    1946年9月，从张家口访问回来之后，费正清在美国刊物《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反思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文章“我们在中国的机遇”，力图纠正美国原有对华政策的错误。他在文章中指出：“一个旁观者感觉到最触目的一件事，是他们从中国农民最迫切的需要——经济改善，这是作为他们立党的基础，而不是以政治言论自由作为党的前提的。要知道经济改善的迫切，我们可以从千万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中明白地看到。……当一个党员加入以后，党的训练，改变了他的生活。为大众而工作，为党而效忠，变成了一个宗教式的信徒，这样就逐渐磨灭掉少数的、自私的目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共产党的领导居于有利的地位，而获到广大的民心。”他在文章的最后断言“如果我们盲目地反对中国革命，最终发现自己将会被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赶出亚洲。”

    促使费正清写这篇文章的“导火索”，是1946年7月15日时任昆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学者闻一多教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军统人员暗杀。他在书中第一页就指出“闻一多教授是受过美国教育的，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并且是美国在华文化势力的象征。他的暗杀是目前在中国国民党政府中掌握着实权的人物所指使的，这个政府就是我们美国所承认而予以支持的政府，而这个政府中的这批顽固的人物，也就利用我们所提供的飞机、汽油、给养、军火与船舶来扩大内战，对付中国的共产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大段文字，在国民党控制的《新民晚报》上刊载时曾被全部删除。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仅是在美国，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很快，翻译家李嘉将此文翻译成中文发表于1946年9月29日上海《新民晚报》上，并将文章的标题更改为“费正清论中国时局真相”。后来，上海的《文萃》杂志和香港的各报，均按照《新民晚报》上的内容进行过转载。

    当时，受国民党政府控制的《新民晚报》，在发表这篇文章时也曾有一篇更长的编者按：

    前美大使馆新闻处长J.K.范朋克（华名费正清）最近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一篇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原题为Our Chances in China。这篇文章，辛辣地批评中美政府，同时对共产党也有若干的不满。发表后轰动全美。就我们中国人看来，他对于现政府所抨击的固多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有些地方还不免过度夸张了国民党的保守性。但是它既然代表了美国人的一种时髦看法，便不能说不值得我们注意。因此在获得作者剪寄之原文后，即为译载本报，作为关心时局者的参考资料。而作为作者的观点和见解是否正确，他对于我们政府的批评是否公道，则希望读者用中国人自己的头脑来判断。我们虽然译载这篇文章，却并不表示我们对这篇文章的内容有何种同感，这是应当郑重声明的。

    从这篇“编者按”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他们把众所周知的“暗杀闻一多”事件说成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费正清在文章中，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抨击，说成是“美国人的一种时髦看法”。发表译文时，则大篇幅地删除对于他们不利的文字，并篡改了文章中的小标题，将“错误的美国对华政策支持了反动的中国政权”，改为“中国政治的逆流”。

    内容提要与社会反响

    《美人所见：中国时局真相》一书则保存了费正清文章的“完整面目”。该书共分为五章：一、错误的美国对华政策支持了反动的中国政权；二、封建的遗毒；三、共产党的政治资本；四、国民党变成了保守党了；五、美国可否与中国共产党握手。从本书各章节的题目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费正清明显反对国民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鲜明观点与立场。可以想像得出，当时现实出版社完整地出版费正清的原著，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载“我曾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带着谨慎的自豪重新于1974年出版成书《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313页）。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献来考察，费正清本人未必知道，早在1946年10月，中国的现实出版社就将李嘉翻译的全文，以《美人所见：中国时局真相》为书名出版，成为费正清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著作，比后来他出版的英文版《美国与中国》还要早两年。费正清在日记、书信，以及晚年的回忆录中，始终没有提及过这本书。

    费正清的文章当时在《新民晚报》发表后，曾引起国内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应。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第一任交通部长章伯钧等人，当时都分别在1946年出版的《民主周刊》、《中华论坛》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费正清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预见与胆识。

    马叙伦在书评文章开篇时写道：“近来美国人有两篇大文章，一篇是国务副卿，方才被杜鲁门总统命令辞职的商务部长华莱士对纽约一万八千人的演说；一篇是前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长范朋明（华名费正清）在大西洋杂志发表的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原题为Our Changes in China。前一篇间接关系到中国时局，后一篇是直接的。两篇文章发表以后，都轰动了全美。”

    在马叙伦看来，“范朋明的批评中国的时局，不能不说是把真相披露了：第一，他把中国时局的责任，肯定的加在国民党方面。他是国共以外的第三者，他又是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政府方才卸任的官员，决不会歪曲事实而作判断的。他所说的话，完全是合乎客观事实的。我们平常也这样说，但是国民党的右派以为我们做共产党的尾巴，替他们说话。范朋明想来不是共产党的尾巴。那么，他这个论断，至少给中国最近九个月的时局，说明了是非所在。”

    马叙伦在接下来的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范朋明这样公道地承认，他们政府对华政策中支持舅民党打内战的事实，但也证明了他们政府派马歇尔来做一套一套的翻戏。范朋明说的马歇尔初来时候那种做法，是中国旧戏里开场的跳加官，以后就开始唱正戏了。”

    “我们已经明白美国现政府的两面政策，范朋明又赤裸裸地向我们说明了。照他这么说，他们的初意是好的。不过据我看，他们的动机是怕国民党政权崩溃，将使苏联在中国的势力增长，而代替了他们的地位。我们很容易明白美国现政府想拿政治和经济两种力量占据中国，做他们的殖民地，又做他们与苏联战争的基地。他们为了这样，晓得共产党不是服帖而听他们的命令的，只有趋向崩溃的国民党，才可能绝对的利用，所以马歇尔跳加官才完，急忙就接上正戏。至于范朋明说‘我们现觉得我们好像一群人，目睹我们集体所支持的政权走向为腐败与流氓手段的道路，而呆然不知如何做’，这怕是范朋明遮面子吧。假使是真的，仍就有王牌在他们手里，有什么不知道如何做？”

    关于美国支持腐败的国民党打内战的真正原因，近年许多学者一直认为，这是美国杜鲁门政府的“赌徒”心理，不能自拔。笔者认为，马叙伦在文中所提出的观点，才是美国政府的真正用意。

    对于费正清在第二部分“封建的遗毒”中的观点，马叙伦则持有不同看法，“他（费正清）以为中国专制的遗毒太深了，而这种遗毒是受孔教育的影响。我以为中国专制的遗毒的确太深了，这种遗毒和科举制度自有关系，和所谓孔教也有部分关系。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民主政治不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我们应该晓得中国民主政治受到障害，原因不是简单的。最大的原因，还是为着几千年的农业关系。但是，从辛亥革命以来，有机会可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例如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平均地权政策就是一条引线。但是为了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给中国束缚住了。虽然辛亥革命也得他的赞助而成功，但是，他依旧为保护他自己的利益，总和反动政权结缘。反动政权也卖身投靠于他，这才把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定了一块绊脚石。但是，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以后，已开始觉悟的政治需要改革，清末以来更觉悟到必须走上民主政治的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十人而九人都领导着一般人民，始终不懈地前进。”

    重温眼前这一本近70年前费正清著作，让人深切感受到，他早年在推动中美关系方面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