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的典型

    电影引发的争论

    阿伦特误判了艾希曼阿伦特受海德格尔误导阿伦特的作品特别的个性化。她特别小心地维护所谓个人的独特性，强调个体性。她有一个很深刻的想法，即个体性在公共生活当中才能实现。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把沉思的生活放在比政治生活更高的位置，而阿伦特认为所谓公共生活、行动的生活至少跟沉思的生活一样高，甚至更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在阿伦特的意义上，今天我们汇聚在一起，讨论、思考、辨识自己，这就是在过一种公共生活。

    去年，主要以艾希曼的审判作为线索的电影《汉娜·阿伦特》上映，在西方世界引发一些讨论，在知识界也引起很大反响。这种情形似乎又回到半个世纪以前人们关于阿伦特的著名争议——关于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其焦点问题就是“平庸之恶”这个概念是否恰当？是不是对的？

    关于阿伦特的讨论，特别是围绕阿伦特电影，我的朋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讨论这个问题。马克·里拉指出，表面上，这个电影是关于寻找真相的，但电影没有忠实于真相，而是忠实于自己。电影非常好地把握了阿伦特忠实于自己对于世界的见解，但是自己的见解和这个世界的真相之间，有的时候有裂缝，或者说是有差别的。所以他说，现在我们知道，阿伦特的观点或者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她还健在的话，她也掌握了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她会不得不承认，她当时的看法是错误的。

    阿伦特误判了艾希曼

    马克·里拉说，最近十多年相关文献的研究出来，表明艾希曼并不是一个所谓罪恶机器上的齿轮。阿伦特对艾希曼的把握很复杂，分几个层次，其中一个层次说我是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部件如何发生作用是跟整个机器有关的，你要问一个部件和一个机器的关系才能把握这样的责任。如果整个机器有问题，部件只是随着机器在运转，没有个别的责任，这是很大的问题。悖论的一面是，如果每个部件都没有问题，那么机器的问题是从哪里出来的？

    马克·里拉认为，艾希曼不是随着机器运转只知道服从，没有任何自己想法的一个尽责的部件或齿轮。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而是主动、积极、自觉地参与，而且影响了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艾希曼二战之后逃到阿根廷，他写了长达500多页的回忆录，而且他接受一个同情纳粹的记者的采访，现在录音挖掘出来，转录成长达上千页的原始记录文本。艾希曼在采访中大段骄傲地谈论自己，说为了我的血液、血统、人民，我要消灭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而且他责备自己说，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多，他为没有能够实现总体灭绝而自责。

    所以艾希曼并没有“平庸之恶”的表现，而是积极参与的狂热的纳粹。马克·里拉提出，回过头来看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可以有一个新的评价。他说书中有一个动机，她想公允全面地处理艾希曼的个案，提出终极解决方案。在相关的成份和元素中，引起争议的部分是犹太人组织起来，也在某种意义上跟纳粹合作，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残暴牺牲，以保护犹太的精英。阿伦特在这本书里面所做的工作，要说明终极解决方案的过程、机制是怎么样的，会如何影响施暴者和牺牲者，并对他们进行了塑造。他说在这个方面，《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是相当卓越和成功的。阿伦特在这一方面是先驱，当时她遭到攻击的那些说法，包括对犹太人自己的思考，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阿伦特受海德格尔误导

    但是阿伦特另外一个动机是有问题的，她想提供一个解释模式——怎么让这种暴行变成可理解的，让以后的人们在政治生活和历史事件当中做出判断。马克·里拉认为在这个主题上，阿伦特是失败的。他认为阿伦特的两个工作，一个是政治社会学的解释，大体是成功的。但是在道德心理学、或者是政治心理学的解释上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她的判断太受制于海德格尔的影响。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性带来的匿名状态里，每个人都没有身份，处于非本真性的状态，由于失去思考，变成匿名大众社会当中的一员，这种状态才是集权主义或者是大灾难暴行的基础。他认为阿伦特受到这样一种知识框架的影响，最终使她的判断失误，走向了一种复杂化的简单化。

    90年代，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阿伦特是非常吸引我的，她的书很不容易读，每次你以为自己抓到了，觉得读得很过瘾，后来读来读去发现好像是在说自己。她的学说也是这样，你好像感觉她是在谈这边，突然又发现她是在谈另外一边。她是有一个系统的哲学，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阿伦特根本上不是一个学院派，她是一个行动者，是一个行动的思考者，而且把行动和思考关联在一起。

    (陈菁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