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汗》：梦境触发的“东方狂想曲”

    欧洲语言中，“东方”一词常用的对应词都是发音差不多的East（英）、Est（法）和Osten（德）。但是还有一个Orient。这是一个传统的名词，来源于拉丁文oriens，是对广义东方世界的指称。

    Orient是13世纪马可·波罗游历过的东方，也是15世纪哥伦布深信一直向西航行就能到达的东方。一幢幢朝向东方的古老建筑，佛教的庙宇、犹太的圣殿，象征了东方即是正确的方位，任何事情也被认为向东方便是看准了正确的方向。拉伯雷（约1495—1553）在《巨人传》中描写主人公庞大固埃认定智慧的“神瓶”就“在印度以北的中国附近”（成钰亭的译文），便带领数目庞大的人员，长途跋涉，去往那里寻找神谕。1706年首次译成英语的《天方夜谭》再次将西方的读者带入奇妙的东方异域世界……可是，这东方却是如此的可思而远不可及。于是，在欧洲人的心中，东方的国家，东方的人情，东方的文化和东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那么的使他们向往，又那么的神秘，东方成了他们神牵梦回的地方。“去东方”成了许多欧洲人毕生的心愿，如果没有条件，阅读有关东方的著作，也是一番美好的神游。

    浪漫主义本来就喜欢奇异的事物，热衷异国的情调。英格兰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用丹麦著名评论家勃兰兑斯的话来说，“是属于纯粹幻想的浪漫主义”，他的创作“既不是亲身体验的强烈感情的反映，也不是作者对周围世界所作观察的再现”。他本人也承认自己与同样喜欢传说和历史的苏格兰作家瓦尔特·司各特的不同：“每一处古老的废墟、每一座小山、每一条河流、每一棵树，都能在他心里触发出一系列历史的或人物传记的联想……而我自己呢，我知道，我即使走在马拉松平原上，也会像走在地貌相似的其他平原上一样，对脚下的土地不会有什么兴趣。”不过也正是他这纯粹幻想的浪漫主义玉成了他的创作，“是真正梦幻性的”，特别是“他那首被最优秀的批评家认为是最精美的诗，就是在梦中写成的”（徐式谷等的译文）。

    勃兰兑斯说柯勒律治这首在梦中写成的“最精美的诗”，是指其1797年创作的未完成的诗篇《忽必烈汗》。

    1797年9月，柯勒律治住在英格兰西南的下斯托维。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村落，位于英国第一个被标有“最具自然美地区”的匡托克山脚下。在这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与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以及他妹妹多萝西一起散步交谈。他们于两年前（也有说是同一年）认识并结成挚友，一年后，柯勒律治和威廉合写了《抒情歌谣集》，促进了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诞生。

    整个秋季，柯勒律治写了多篇诗作，包括未完成的《小溪》和表现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最后被送上断头台的悲剧Osorio。这年10月的9日至14日，柯勒律治说他已完成了这部悲剧，于是离开斯托维去德文郡的林登。回来的途中，他生了病，患的是痢疾，便在萨默塞特离库尔博恩教堂四分之一英里的波洛克和林登之间的一家农舍歇下。

    柯勒律治最初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就读时，因患风湿病，加之原来懒散的习性，曾求助于用鸦片酊来麻醉和减轻肉体的痛苦。后来又为治疗神经痛和牙痛而服用鸦片，并成了习惯。吸入鸦片带给他的乐趣使柯勒律治沉入美好的梦幻之中。柯勒律治曾不止一次在给他兄弟的信中称颂说：“鸦片从来没有对我产生不适的影响”；“鸦片酊给我憩息而不是睡眠，……这种憩息是多么神圣，这是一个有着迷人魅力的地方，在沙漠废墟的中心，清泉流动、绿树掩映、鲜花盛开。”柯勒律治就常常习惯于“坐到桌子跟前，一边吸鸦片一边写作”。柯勒律治在1816年出版的《克里斯特贝尔，忽必烈汗，一段幻境；睡眠的痛苦》（Christabel; Kubla Khan, a vision; The pains of sleep）的序言中回忆说：“1797年夏，作者当时健康不佳，在介于萨默塞特郡和德文郡波洛克和林登之间的一家孤零零的农舍休息。”为了医治痢疾，柯勒律治就用了鸦片酊，随后便坐到椅子上，翻开英国游记编纂者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1577？—1626）在1625年编集出版的四卷本国外游记集《朝圣》（Pilgrimage）。在读到书中记述中国元朝的第一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建立宫殿，并在其中修筑富丽堂皇的花园，于是把十英里的肥沃土地圈进了围墙”时，柯勒律治便沉入了梦乡。在梦中，柯勒律治眼前呈现出一派瑰丽的奇景：“花园处处，溪流蜿蜒闪光，/美树葱茏，开遍香花绚丽；/森林像古峰一样老苍，/环抱着葱翠的向阳场地”；以及“荒野去处……半钩残月，圣洁而魅惑迷惘，/有女留连徘徊，为鬼恋悲泣！”“我曾见到/一张古琴，女郎环抱：/那是阿比西尼亚少女，/唱阿保拉山之曲，/弹琴伴奏歌调”（吕千飞的译诗），等等。

    柯勒律治深深地睡了大约三个小时。醒来之后，梦境仍然很清晰，他相信自己能“创作”出不少于二三百行的诗句。于是他立即拿来笔、墨水和纸张，热切地将这些诗句写下来。可惜这时，有一位珀洛克来的客人来访，耽搁了一个多小时，等他回到房间，使他大为吃惊的是，发现除了零星的八九行意象，所记得的总体梦境已经有些模糊，有些暗淡，“其余的意象都像一块石头掉进水面那样消失了”。今天人们读到的柯勒律治的这首他称之为“片断”（‘A Fragment’）的长诗《忽必烈汗》就只有三节共五十四行。

    灵感对文艺创作的作用，一种在无意识中突然获得的启发，往往会使创作提升到异乎常态的境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声称：“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智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朱光潜的译文）

    浪漫主义作家相信，吸入鸦片和印度大麻之类的麻醉品，也能使自己“陷入迷狂”，这是获取灵感最快速、最有效的途径，如威廉·华兹华斯说的达到“情感和思想在兴奋状态下结合”，放射出“想象的光彩”。柯勒律治也是这样想的。他在《忽必烈汗》（片段）中在前两节写了和平时期的创造愿望和动乱时期的破坏力之后，最后描述了“绝对天才”以其魅力使周围的一切归于和谐，他描写自己“已喝过甘露，/又饮过天堂乳浆”，已经达到如柏拉图所说的神灵凭附的状态：“目光似电，长发飘风！”以致要求如传统所做的，让他人把他“围成圆圈，绕行三度”，来保护这神佑的状态不受干扰。

    不错，当作家艺术家处于迷狂状态中时，他平日被压抑的潜意识会浮现到意识的层面上来，有时确能浮现出一些非同寻常的意象，使创作达到异乎寻常的效果。但是鸦片等麻醉品也有不好的,甚至非常不好的效果。英国的散文家和评论家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可说是一个才子，他曾从鸦片酊中感受到“内部世界有了一种多么神妙的启示”，但在上瘾之后，他在因之而闻名的自叙散文《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中承认，常常会“像婴儿一样的无力，甚至连尝试站起来都办不到”，“智力上对可能办得到的事情的忧虑大大超过他实现它的能力”（黄绍鑫等的译文）。智力上的麻痹不但使德·昆西经常产生各种各样怪异的梦，甚至清醒时都使得他时间感和空间感倒错。更严重的是，服用过量鸦片，会引起急性中毒，因抑制呼吸而死亡。其他的麻醉剂也有极大负面作用。一次吸过大麻之后，法国的天才诗人纪尧姆·阿波里耐（1880—1918）出现分身现象；巴勃罗·毕加索产生极为痛苦的恐惧感，他大哭大叫，说明白了自己的艺术实际上毫无价值，应该去自杀；一位德国艺术家在吸过大麻和鸦片之后真的自杀了。这些对毕加索震动很大，他发誓从此不再吸这种毒品了。

    不同于以往，柯勒律治没有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起过《忽必烈汗》。还是多萝西·华兹华斯在1798年10月的日记里第一次提到这首诗。猜想起来，可能柯勒律治当时向朋友们朗诵过此诗，或者是只提供给私人而不予发表。

    1816年4月10日，柯勒律治与那时还只有28岁的年轻诗人乔治·拜伦相见时，拜伦怂恿柯勒律治以片段的形式发表《忽必烈汗》。在场的另一位诗人利·亨特（1784—1859）写道：“一天上午，他（柯勒律治）在（伦敦）皮卡迪利大街勋爵府邸向拜伦勋爵朗诵他的《忽必烈汗》，当时我正好在另一个房间。我记得对方离开他时，深深被他的诗所打动，说他谈得多么的奇妙啊。这是每个听到他读诗的人的印象。”拜伦让他的好友约翰·穆雷安排，于1816年5月25日出版了柯勒律治的诗集，集中包括柯勒律治的《克里斯特贝尔》《忽必烈汗》和《睡眠的烦恼》三首诗作。现代大多数批评家都把《忽必烈汗》和另外的《老水手谣》、《克里斯特贝尔》看成柯勒律治最伟大的诗作。勃兰兑斯赞美说：“在《忽必烈汗》这种在梦的灵感触发下写成的‘东方狂想曲’里，我们听到了柯勒律治的笛声和歌声，如同最甜美的夜莺的歌喉那样悠扬悦耳。”《忽必烈汗》还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诗歌最著名的典范，诗的一页手稿已成为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永久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