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不甘心只做一个儒家

    “渐悟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

    “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大本”“政治与人生”“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全集》读后

    20世纪湖北黄冈一带学问家、思想家辈出，享有盛名的如黄侃、熊十力、汤用彤、李四光、王葆心、王亚南、闻一多、徐复观、胡秋原、陶希圣、殷海光、夏道平等皆是。这是张之洞督鄂期间推动自强，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开新而又存古，长远影响所致。徐复观（始名秉常，字佛观）是湖北浠水人，1903年生，1982年卒，以“新儒家”名世，著述等身，此次九州出版社结为全集，总计达25种、26册之多。

    徐复观的前半生尚非“学人”，而只是一个保有文心的“武人”，官拜陆军少将、总统秘书处侍从室第六组副组长。他的华丽转身，肇端于抗战后期与现代儒学大师熊十力的结识。抗战期间熊十力相继刊行《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徐复观读后为之吸引，写信求教，被约见于勉仁书院。在见面中熊先生就读书之道给过他“起死回生的一骂”，把这位陆军少将骂得目瞪口呆，觉悟到“小聪明耽误一生”的危险，开始“走进学问之门”。而同时，熊先生“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教诲，和不遗余力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启发着徐复观对于“道”与“势”的认识，为他从政治转向学术埋下了伏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政府还都南京，开始对付抗战中迅速崛起的中共武装，国共之间的矛盾呈现日趋上升的趋势。徐复观对现实政治感到失望，断然决定退役，用心于学。他争取到蒋介石的资助，1947年5月在南京创办《学原》杂志，邀约国内知名学者在上面发表研究论文。虽然此时他尚未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见解，但这个举措显然是走向学人生涯的第一步。1949年《学原》杂志停刊，又求助于蒋介石，在香港创办了学、政兼论的《民主评论》半月刊。徐复观“自此正式拿起笔来写文章，由政论而学术，开辟了进入大学教书，并专心从事研究、著作的三十年的新的人生途径”（《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p167之《末光碎影》）。

    三十年中，徐复观所著书，可大致分为两类。一为学术研究，“全集”中的《两汉思想史》（全三册）、《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文学论集》、《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国人之思维方法》（译著）、《诗的原理》（译著）、《石涛之一研究》等属此；一为思想表达，“全集”中由报刊文章结集而成的《学术与政治之间》、《论文化》、《论文学》、《论艺术》、《青年与教育》、《偶思与随笔》、《论智识分子》、《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等比较集中。

    徐复观以“新儒家”名世，“为往圣继绝学”为其神圣使命，但在他人生的早年，却也跟其他“五四新人”一样，曾有过打倒孔家店、弃置线装书的曲折。徐复观“渐悟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据他自己说是在办《学原》之际，那个时候抗战胜利的欢腾已经烟消云散，国家处在内战危机之中，知识界纷纷左倾而对时局推波助澜。《学原》之创办，团聚了“一些不为左翼所惑的学界人士”，使徐复观除了熊十力先生的启示，又能得之于友朋的切磋和砥砺。那段时间，牟宗三等先生与徐复观经常见面，常常谈些文化思想的问题，“徐先生很能契入，很能理解”。他们在切磋和砥砺中形成的共识是，阻止民族沦为“极权”社会，惟有回到两个正统：一个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一个是西方文化的正统，并且要用中国文化正统去接通西方文化正统。而中国文化的正统，就是孔孟思想。

    徐复观的后半生，绝大部分的精力，就用在了阐发“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上。他对中国近代尤其“五四”以后的文化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发现中国文化在五四时期吃下决定性的败仗，实际上只意味着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势力在中国得到了压倒的胜利，而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失败。那时维护中国文化的学人溃不成军，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维护缺少学术上的根基，不堪一击。但同样因为缺少学术根基，执舆论牛耳的西化派也始终不曾建立起真正的西方文化。两派绝无根基的结果，以超越中西的形态出现的社会主义便乘虚而入，吸引具有原始朝气、原始正义感的知识青年，发展成为强大势力而左右国命。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虽有梁任公、张君劢、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东荪等少数有个性的思想人物屹然不为所动，默默做着自己的学问，但他们的孤军奋斗影响仅及于学院的范围，不能扩张到社会，而战端一开，则难免在颠沛流离中被淹没。徐复观认为大陆的“沦陷”，对九死一生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来说，到了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大反省的时候”。

    流亡港台的知识分子确实开始反省，代表政治反省的是西化派人士为主的《自由中国》，将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浪潮冲击下曾经灰色暧昧的自由民主旗帜重新祭起，并以比较纯正的个人主义做理论基础，对文化则并无反省，沿着五四的脚步前进。而代表文化反省的，则正是徐复观主办的《民主评论》。“《民主评论》的态度，也是坚持民主自由；但他们宁愿自称为人文（人性）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而不愿以自由主义者为满足。”（《学术与政治之间》，p413之《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问题》）所以在文化上“他们所期待的是要超过五四的时代，而不是要拉着五四时代回头走”（同上，p413）。

    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发表过几篇大文章，其中《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等都是集中阐发儒家传统内在精神命脉的。后来他殚精竭虑研究先秦人性论、两汉思想、经学史，都是为了显豁中国传统精神的真价值。他说，“我以迟暮之年，开始学术工作，主要是为了抗拒这一时代中许多知识分子过分为了一己名利之私，不惜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实质上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因而感愤兴起的”（《两汉思想史》卷三代序）。

    他认为只有充分尊重历史文化，才有接纳外来文化的可能。“我们谈中西文化，一方面是认定我们有文化，同时也是反省我们文化的甘苦，使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在世界文化的共性中，在世界文化的其他个性中，挺身站起来，作正常底接触，作正常底吸收。”（《学术与政治之间》，p78之《文化的中与西》）传统文化被打倒，就会成为一个野蛮民族，野蛮民族不可能实现对外来文化的有效吸收。他指出，五四时代的反传统犯了多重错误：一是把不合理的政治与文化中的传统混在一起；二是以为传统与科学是不相容的；三是不了解传统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四是根本不了解传统有层次之分。要发展五四的文化观，就要“走我们以高次元传统的自觉，融和中西，以形成新传统之路”（《论文化》（二），p479之《论传统》）。

    “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大本”

    以卫护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的徐复观，却有着历史理性的冷峻。与其他现代新儒家相比，他表现出更多的批判性，而批判的基点，则是与他反省中所坚定的政治价值——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或曰民主政治——有关。他自称：“在民国二十九年以前，我的思想，受马、恩的影响比较大，到了二十九年以后，我虽然放弃了马、恩的一套，但对民主政治并无了解，并无信心。到了三十八年，我才摸到民主政治上面，成为我后半生政治思想的立足点。”（《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p191之《对殷海光先生的忆念》）

    徐复观写过很多文章来表达他对民主政治信念的坚守，比如《我们信赖民主主义》、《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悲愤的抗议》等。这些文章声言，尽管民主政治也有其不足，但基于其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障少数的原则，这种取决于量而不取决于质的制度不会影响到人类质的向上，反而最能够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实，体现忠恕之道，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方向。“中国文化，充满了忠恕精神，却不曾发现实现此一精神的生活方式，所以此一精神始终只停留在道德上面，而不能在政治社会上发生大的效用。西方文化的基础，并不根发于忠恕精神，但他在历史的政治对立斗争中，迫出了这一方式，便也可称为‘强恕而行，为仁莫近’了。”（《学术与政治之间》，p29之《我们信赖民主主义》）至于民主制度的自身的流弊，他觉得只能通过民主制度本身自我完善，企图以民主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去取代，“这恰似缚住自己的手脚，麻醉自己的心灵，以求渡过各种灾厄一样，只有把人类更推向不可测度的深渊里去”（同上，p434之《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因此，他向围剿自由主义，企图以国家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公开表示抗议。

    “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大本”是徐复观接通传统文化的重要归趋。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精神，如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信赖，中国文化中早已具备，甚至中国古代已经有了牟宗三所说的“治权的民主”；但民主政治的制度，或者说“政权的民主”，则一直没有确立，“尽管以民为本，而终不能跳出一步，达到以民为主”（同上，p53之《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这正显示中国文化在政治上有尚未成熟的一面。“儒家的政治思想在历史上只有减轻暴君污吏的毒素的作用，只能为人类的和平幸福描画出一个真切的远景，但并不曾真正解决暴君污吏的问题，更不能逃出一治一乱的历史上的循环悲剧。”（同上，p52之《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所以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要接通西方历史迫出的，人类普遍适用的民主制度，“只有老老实实地走民主的路，才能立国家之大本，才能开太平统一之基”（同上，p42之《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

    针对一些传统派同道认为中国传统式的民主更优于西方民主，更适合于中国人的性格，提出不必仿效西方，徐复观明确表示反对。他也注意到民国以来的大小野心家常背着中国文化的招牌，走向反民主方向的事实，特别用心厘清维护传统、抵御西化与追求民主制度实现之间的合理关系，断然指出民主政治是可以容纳各种“政治内容”的“政治形式”，是政治的常数、常道，“我们今日在创巨深痛之后，感到只有先建立政治的常数、常道，然后才能够杜塞乱源，为国家开万世太平之局”（同上，p31之《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他坚决相信，中国所要实现的民主政治，不是转回头去走治权民主而政权不民主的老路。儒家思想中的人道精神能够充实民主政治，使之发挥最大程度的价值，但民主就是民主，“我不相信中国有什么特殊的民主”。

    “政治与人生”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命脉需要传承，而政治制度则需要转进，这就涉及文化与政治的分合关系。儒家思想的特色，是修己治人一体，内圣外王不二，兼有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功能。而现代学术的划分法，文化在社会人生层面，政治在国家权力层面，两者分属不同领域。那么在现代中国，既要继承文化传统，又要转进政治制度，二者关系如何安置？徐复观专门写了《人生与政治》、《政治与学术之间》、《释〈论语〉“民无信不立”》、《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等文章，试图帮助人们去了解这种关系。

    概言之，徐复观是将政治涵盖在人生之内，作为人生的一个无法逃避的部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政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应以一部分掩盖了整个人生，而且政治在人生中是紧连着权力欲、支配欲的，这是人生中最坏的一部分，是与禽兽一鼻孔出气的一部分。我们之不能不要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出于人生之不得已。”（同上，p82之《政治与人生》）我们要使人生的政治部分做人生其他部分的工具，为人生其他的部分开路，万不可把人生其他部分作为政治部分的工具。

    西人有言，政治为必要之恶。然而，现实中的政治之恶，却常常越出“必要”的范围。在中国政治理想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曾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但从未真正实现。徐复观认为，现实中只能追求相对合理的政治，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过问政治，也可以不过问政治。要过问政治时，没有人来说不准你过问；想不过问政治时，也没有人来说你非过问不可。要过问政治，则从心到口直道而行，没有人来监视你的言论或投票；不要过问政治，则从工厂到教堂自由选择，没有人来加以干涉统制”（同上，p82之《政治与人生》）。政治可以根据人生的需要随时提起，随时放下。这种政治便是近代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政治才是作为人生工具的政治，人在这种政治中才可以发展整个的人生，建立真正的人文世界。”（同上，p82之《政治与人生》）

    以徐复观的看法，民主政治既有主张权力的一面，也有否定权力的一面，所以它不至于使人完全兽化，反而能够敞开人生的大门，铺平人生的大路。“在已经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们可以任意地不谈政治而去追求各种各样的人生。在未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们为了要使每个人都能去追求各种各样的人生，便必须首先共同争取这种敞开人生之门的政治。”（同上，p83之《政治与人生》）

    这显然是将人生与政治看做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且比较强调政治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分”。事实上徐复观在分析儒家修己治人的标准时，也看到深层次中这种“分”的存在。他发现“孔、孟乃至先秦儒家，在修己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学术上所立的标准，和在治人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政治上所立的标准，显然是不同的。修己的、学术上的标准，总是将自然生命不断地向德性上提，决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决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设价值。治人的、政治上的标准，当然还是承认德性的标准，但这只是居于第二的地位，而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于第一的地位”（同上，p277-278之《释〈论语〉民无信不立》）。一般人生领域重于教，政治上则重于养，富之而后教之。这种价值差别，在现代民主社会政教分离的格局下，更为显著。“学术对社会国家直接负责，是通过教而不是通过政，教是在自由中进行，而政治则总带有强制性。”（同上，p139之《学术与政治之间》）而具体到教化和政治的内容，则是“从教化上立人格的命，同时从政治上立人权的命”（同上，p259之《为生民立命》），以普遍人权的实现做国民人格整体提升的基础，以每个人的德性修养充实基本人权，使其有真实的内涵。

    “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徐复观与其他新儒家一样，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更多地赋予了知识分子。

    这里被寄予希望的“知识分子”，不同于技术人员意义上的知识人。“以其知识影响社会的是知识分子，以其技术建造机械、使用机械的是技术人员”；“技术的效用是无颜色的，所以技术人员可以为各种形态的极权专制者所容，甚至为他们所需要。而知识接触到实际问题时，经常是以批判之力，发挥推进的作用，所以知识分子必然被各种形态的极权专制者所排斥”（《论智识分子》，p264之《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所以凡不是生长在民主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必然带着悲剧性的命运。但也正因此，他们的责任“乃在求得各种正确知识，冒悲剧性的危险，不逃避，不诡随，把自己所认为正确而为现实所需要的知识，影响到社会上去，在与社会的干涉中来考验自己，考验自己所求的知识的性能，以进一步发展、建立为我们国家、人类所需要的知识”（同上，p264之《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不过，徐复观仍不以此界定为满足。他提出中国知识分子要尽到以知识影响社会的责任，首先要尽到使自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责任，也就是要具备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他给这种道德人格确定的标准，归结起来，消极方面为：不投机取巧，不趋炎附势，不歪曲知识，不出卖良心；积极方面为：敬重知识，敢于以道抗势，体认民族，甘于为国效命。仲长统在《昌言》中曾提出“士有三贱”之说，“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徐复观深有同感。他认为这些卑贱人格不仅不足以承担历史责任，反而“坏的作用绝对大于好的作用”。

    徐复观自己以“堂堂正正读书人”自期，着力于振衰起敝、挽救国族的危机，在学术上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在社会政治领域也表现出勇毅的担当，被誉为“勇者型新儒家”。内战后国民党偏安台湾，社会空间受到专制权力的肆意挤压，公开对此做出抗议和批判的是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者主导的《自由中国》，儒者徐复观也在《自由中国》发表过《“计划教育”质疑》、《青年反共救国团健全发展的商榷》、《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等言辞锋利的文章，反对政治力对自由教育的伤害，批评蒋介石超越于宪法的强势性格，被当权者视为跟国民党“过不去”的“好出风头的所谓政论家”，而受到敌视和怀恨。

    《全集》读后

    复观先生的思想和学问博大精微，上述介绍挂一漏万，只想起一点推介的作用。

    正如复观先生所言，一个民族对自己有信心时，一般人便从好的方面去看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民族失掉信心时，一般人便从坏的方面去看自己的历史。现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虽尚未统一，却均已告别“失掉信心”的时期，尊重文化传统之风勃兴，社会氛围已非复观先生当年之逆境可比。九州出版社适时推出《徐复观全集》，一则有望为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添火增温，一则可以让读者体会文化建设的曲折艰辛，实为嘉惠学林之举。

    拜读复观先生巨制宏文，有三点感想贡献给读者诸君：

    一、学问有多种做法。人在江湖、言不由衷的“学问”，是假学问；安居象牙塔、不问世态炎凉的学问，是纯学问；察古今之变、究兴亡之术的学问，是真学问。复观先生做的真学问。

    二、仁爱礼义是中国文化的主流，科学民主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两者分居于东西文化的中心线上，自当兼容并蓄、继往开来。一个身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不能正面吸收仁爱礼义等传统价值，那就不会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一个立足当代世界的儒家，如果不能正面推进自由民主等现代精神，那也很难说称得上一个有活力的儒家。复观先生说他不甘于只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他的思想角色，也正好是不甘心于只做一个儒家。

    三、伦教治心，宪政治世，分则两得，混则两失。复观先生关于政教关系的认识，既注重精神上的贯通，又点明实务上的分别，堪称洞见，颇可与今之“儒式民主”论者对话商榷。

    复观先生的文字显示，真诚的哲人也会有弱点。对于学术异见常生出“正义的愤怒”便是其中之一。复观先生对于西化派言论之不容，正犹之乎西化派对传统派之痛斥，他们分别给对方戴了一堆夸张的帽子，似乎离开了学术争议范围，未见宽容大度的气质，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现象，今人当持平看待。

    《全集》规模宏大，瑕疵在所难免，特别是多篇文章重复收录之情形，期待重印时加以清理，完而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