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人的友谊

    梅娘，今天的读者可能生疏，但在七十年前，这却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1942年，北平的马增德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同时中选，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那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环境特殊，他们只能像压在石板底下的小草一样曲折地生长，既不能跟后来成为中国文学主流的的根据地文学相比较，也无法追踪大后方文学的脚步，而梅娘，由于自身和家庭情况特殊，命运比张爱玲凄惨得多。因此，在多少年里，梅娘的名字消失了，梅娘本人也受尽屈辱，不然，她的创作何以只有青年时代的那一些？

    梅娘，本姓孙，名嘉瑞，梅娘是她的笔名。祖籍山东，1920年生于海参崴。17岁开始发表作品，早年曾去日本留学，上神户女大。从日本回国以后，在敌占区文艺界很是活跃。梅娘在上海鲁迅经常光顾的内山书店认识了一位北京青年，名叫柳龙光，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梅娘违背家人的意志，跟柳龙光相恋、结婚，并因此断绝了跟家庭的联系。柳龙光也是位作家，办过文学杂志。他又是抗日积极分子，同情共产党，营救过陷入困境的共产党员，又曾以日本记者身份为新四军采买过药品，受到陈毅的表彰。1948年，柳龙光接受共产党负责人刘仁（“文革”前长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指派，赴台湾从事秘密工作，在第二次赴台途中，轮船失事，不幸遇难。梅娘积极支持丈夫的革命活动。丈夫牺牲后，台北的台湾大学请她担任教授，主讲日本文学，她拒绝了，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亦请她任教，她也拒绝了，她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工作。她带着孩子回到北京，找到刘仁。赵树理到北京以后，于1949年10月15日办起了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接着创办了《说说唱唱》杂志。刘仁照顾到梅娘的兴趣和爱好，把她安排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在《说说唱唱》杂志社当了一名编辑。这样，梅娘和赵树理到了一起。

    梅娘和赵树理，是人生经历和政治面貌截然相反的两种人。一个是来自根据地被称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最好的大作家，一个是在伪满洲国文坛成名、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平“发红”的女作家。梅娘虽然受到刘仁等党的负责人的照料和爱护，但她的经历和身份总是受到周围人们的怀疑。梅娘在给笔者信中说，她一踏进《说说唱唱》的大门，就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氛围，人们不信任她，怀疑她，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那人就是赵树理。赵树理是热情接待她的，把她称为同志。“同志”这个字眼，在刚解放的那个年代，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和身份认定，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我所看到的文章和老同志的信件中，他们在说到自己的朋友时，绝不会忘记在名字后边加上“同志”二字，就是对其革命历史的肯定，如不这样，会给人留下那些朋友已被开除“革命队伍”之外的印象。赵树理以“同志”待梅娘，始终如一，使梅娘感激莫名，终身不忘。

    梅娘的“政治面貌”终究不为组织和领导所相信，1952年初，梅娘“被下放”了，那可能是“下放”这个词的最早运用。梅娘“被下放”到哪里？巧得很，她“被下放”的地方，是赵树理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山西省平顺县郭玉恩所在的村子。梅娘的丈夫死后，留下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儿柳青这时候也只有十几岁，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梅娘独自一个人，跋山涉水，来到太行山深处，找到那个村子，住到青年妇女夏景的家里。那时候山西正办农业合作社试验，全省十个试点社，其中就有郭玉恩领导的农业社。赵树理为了了解山西农业合作社试点情况，来到这个村。在这个偏僻小山村，梅娘和赵树理两种身份截然不同的人又见面了。夏景家的一间屋里，放着一口白木棺材，那是为老人准备的。这种东西，年轻人见到，都会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梅娘这年刚过三十岁，正当年轻，自然感到害怕，第一夜在院子里坐着，不敢睡觉。赵树理听说后，找到梅娘，再三解释，为她壮胆。赵树理又领梅娘在村子转悠，让她跟各方人士见面、相识，介绍这个地区的民情风俗，打消她的孤独感和清高习气，让她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跟当地老百姓生活打成一片。让梅娘特别感动的，是赵树理在政治上、人格上对她的尊重。直到90年代，梅娘又一次告诉我：“我和赵树理在山西平顺县郭玉恩社时，只要是公开场合，他总是郑重其事地称我同志。我当时是带着‘被改造’的歉仄去体验生活的，被他那样的老同志叫做同志，似乎一切不平等的感觉都消失了。我们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时，同样是革命老区来的人，我就怕跟××相对，他那无声的优越，常常使我非常的不自在，甚至有时会想，我们这样的人，是不是不该侈谈革命？当然，这些早已是历史了。我之所以联想及此，从你的文章中，我感到了赵树理对我们这些人的情谊。”

    赵树理的关怀、爱护和平等相待，使梅娘感到赵树理是真正的好人，他们的关系是“同事加同志”，具有双重的意义。

    梅娘终究逃脱不掉无产阶级专政拳头的惩罚，不久，另一个“被”降临到她的头上——她“被捕”了，罪名是“日本特务嫌疑”，关到了监牢里。虽然没有证据，可是也没有根据解除嫌疑，只好关着。从进入牢狱起，梅娘就“被”——第三个“被”——分配做一件大事，搞翻译，译作的版权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那个被高墙围起来的机构，出版后用一个虚拟的名字——“博苑”。博者，“北”之谐音也，博苑，就是北苑，监狱所在地。她翻译了什么，我问过，印象中有文艺作品，更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好像是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当然不是她一个人干，而是许多人，她分工用日语校勘。这种写作职业，恐怕是世间少有吧。后来，她虽然被放出来了，可是失去了职业，失去了工资，失去了生活来源，更使她痛心的，是失去了二女儿和男孩子。在“文革”中，当年受读者欢迎的“北梅”是以给人当保姆为生的，而雇佣她的人，有一个是一度大名鼎鼎的张中行先生。只是她改换了名字，长时期里张中行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我后来写过一篇对张中行学术散文有所訾议的文章，梅娘问我要不要给张中行先生寄去，或你们见见面，我说不用。

    梅娘生命的春天，是在“文革”以后。党提出实事求是，落实政策，梅娘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当了编导。赵树理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梅娘所无法想象的。梅娘忘不掉赵树理对她的关怀和爱护，忘不掉赵树理平等待人的态度，对赵树理的磨难，她有更多的悲痛和伤心。大约80年代中期，梅娘女士偶然看到日本釜屋修先生所著《中国的光荣与悲惨》，便想为这个“另一种人”的朋友做点事，于是想到翻译。她最早的一篇译文，发表在中国文联办的《文艺界通讯》上，那是赵树理评传中的一章。

    正是赵树理，把我跟梅娘女士联系了起来。那时我办《批评家》。釜屋修先生的《中国的光荣与悲惨——评传赵树理》出版后，我及时看到，曾想请人译出，总找不到好译手。大约从《文艺界通讯》上看到梅娘的译文后，我想法打听到她的通信地址，向她提出了翻译的要求。我手边所存梅娘最早给我的信，是1987年12月15日写的，说：“您的信使我非常高兴，特别是知道您早有译赵之评传的动意。解放初期与赵树理同志的相处，至今如在眼前，译赵评传，是我的心愿，能发表几段也很不错了。按您的要求，先将其中的九、十两章奉上，请审核。”查《批评家》，1988年第二期《国外理论批评界》栏刊有署名孙家瑞翻译的《赵树理评传》第十章《为农民读者》，即是梅娘所寄来者。

    这以后，我跟梅娘的书信来往多了。我到北京办事，几次顺便去看望梅娘。梅娘向我叙述了她一生的重大经历和所受的苦难，特别说了她跟赵树理的友情。那时大陆有一家不太重要的刊物发表过一篇《一个女作家的一生》的文章，是对梅娘的全面介绍。梅娘给我复印了一份。我又从其他渠道搜寻梅娘的材料。后来写了《“南玲北梅”的“梅”》的长文，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汇读书周报》是发行量很大的一种读书报纸，在读书人中影响比较大。此后，梅娘广为人知。据说，张爱玲看到我的文章后大为不满，质疑“南玲北梅”说法的来历，似乎觉得把梅娘的名字跟她摆在一起，有损她的尊严和高大。她不想想，梅娘在成名之后遭遇到多么巨大的厄运，哪像她，一生都在写作，而且后来得到高人的评点和推崇。

    赵树理是我跟梅娘的媒介，也是梅娘跟釜屋修先生的媒介。1993年，釜屋修先生作为驹泽大学的一位资深教授，有机会在北京大学讲学，我告诉他，翻译过他那本书几章的梅娘女士就住在白石桥路，跟他所在的北京大学不远。釜屋修急于见到梅娘。收到我的信后，他立即前往“农影宿舍”拜访。两人见面，非常高兴。釜屋修先生随后来太原看我，说到他跟梅娘女士见面情景，仍然掩不住内心的喜悦。

    正如梅娘第一封信中所说，我“早有译赵之评传的动意”。我这一“动意”，90年代后期，进入实施阶段，我跟梅娘的通信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所谈，都跟翻译这本书有关。梅娘的信，几乎每一次都说到为赵树理评传翻译是她最大的心愿，是她对赵树理友情的报偿，无论多么辛苦她都愿意忍受。1996年的一封信中说：“这三章短短的译文，竟拖了两个多月，我真的十分不好意思，只能求知音者理解了。这三章中的情节，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是再熟悉也不过的了。但是，作为日本的汉学家，釜屋不知涉猎了多少典籍，才深入浅出地描绘了一个中国作家的生活历程。这显示了日本人的治学文风，也显示了釜屋对赵树理的一片友情。把釜屋的书完整地介绍给赵树理的爱读者，是釜屋的喜悦，更是我的安慰。能为长者赵树理做点什么，这是我的幸福。”

    梅娘翻译釜屋修先生有关赵树理的论著，还有一事。1986年在太原举行赵树理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二次赵树理学术讨论会，釜屋修先生前来参加，他带来一篇《赵树理和伊藤永之介》的论文，受到贾植芳等中国学者的高度赞赏。釜屋这篇文章只是把两人的文学做了比较，而且含有两人并没有见面的意思。釜屋回国以后，继续搜集资料，竟然发现两人曾经见过面，而且谈过话，赵树理还在伊藤永之介递过来的纸片上写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题词，釜屋说他从未有过这样的高兴。我得到伊藤永之介的文章后，寄请梅娘翻译。梅娘于1988年6月译出。梅娘说：“伊文记述的观感多于同赵的相会（相会部分仅三百字），观感已是昨日黄花，作为史料并不合适。”又说：“伊文较有风趣，斟酌之余，用了一些北京口语，如能与釜屋的‘比较’一文同时发表，或许值得一看。”另一封信说：“伊藤文，旨在述怀，其实与赵树理关系不多，只发写赵一节，在‘赵树理研究’上作为补白，似更合适。其他几节作为日本人写中国的散文，倒是不错。”因此这篇译文就没有用。釜屋修先生见到新的资料后，受到启发，把他原来的那篇文章做了扩充，几乎可以当作一本小册子，我把这视作釜屋修在赵树理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之一。《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收入了此文的译稿。在准备出版釜屋修的赵树理评传时，我跟梅娘商量，把这篇文章加进去，作为附录，请她另行翻译。梅娘最后给我的译稿，是釜屋先前写的《伊藤永之介与赵树理——两个农民作家》。

    梅娘女士对赵树理友情的珍惜和爱护，我一直记在心里。1992年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我请她参加，她早早就到了会场。1996年，由中国赵树理研究会跟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联合举行赵树理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她也参加了，并做了热情的发言。

    梅娘女士为报答赵树理对她的尊重和爱护，前后近二十年把她一部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翻译日本学者所写有关赵树理的论著上。这种精神，令人钦佩。她的认真劲儿，实干劲儿，值得赞赏。现在梅娘女士遽尔走了，我想，对赵树理，她应该感到无憾。赵树理对得起梅娘这另一种朋友，梅娘也对得起赵树理这位革命作家的杰出代表。我感到对不起这位女作家的，是梅娘曾寄给我一个中篇小说稿，托我找刊物发表，我没有完成任务。

    我跟梅娘女士的交往，是一般的交往。真正值得怀念和追忆的交往，是梅娘女士和赵树理两种具有不同政治面貌人物的交往，那是可歌可泣的。

    （本文写于2013年6月，未曾发表。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