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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6月25日 星期三

    济慈:我们的同时代人

    ——读傅修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

    刘涛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6月25日   19 版)
    《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精装本),傅修延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定价:68.00元

        英国诗人如恒河沙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更是灿若群星,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而约翰·济慈,这位被雪莱称为“最活跃、最年轻的诗人”,尽管他的《夜莺颂》《希腊古翁颂》和《秋颂》等作品脍炙人口,但他的名字似乎总跟在了上述几位诗人的后面,被人为地打上了“二流诗人”的标签。然而,时代并没有因他那英年早逝的一生,忘记这位“我们的同时代人”。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掀起的“济慈热”到第6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将电影《明亮的星》选入主竞赛单元,这些现象均已表明:济慈及其作品对整个文化领域的影响深刻而久远。

        在诸多关于济慈及其诗歌的研究文字中,傅修延的《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以详实确凿的材料引证、细致全面的理论洞察及热烈殷切的现实关怀而独树一帜,并且被评为201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并不是作者研究济慈的首部专著,傅修延的济慈研究之路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硕士学位论文《济慈美学思想初探》起,作者就从未停止搜集与济慈相关的研究资料,“凡有可记之处皆不放过”。他不但敏于思且勤于行,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将每一缕思绪都记录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2年,傅修延出版了国内首部济慈书信译本——《济慈书信集》,在实地寻访济慈一生行踪的基础上,2008年国内首部济慈传记——《济慈评传》杀青。有了前期坚实的研究基础,《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在引用诗歌作品时信手拈来,论述诗歌理论时游刃有余,阐发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时更是班班可考。

        诗人会写诗,往往是天经地义;诗人有诗论,已是不可多得;诗艺泽披后世,更是凤毛麟角。作为一位仅在世25年的诗人,就能有诗篇传世,已实属不易,正是基于对济慈的充分了解,傅修延的研究并没有仅仅局限在诗歌范围之内,他凭借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洞察体味到济慈诗歌及言论中蕴涵着极为精妙的艺术感悟。“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以及“想象说”三个诗论观点脱胎于济慈与他人来往书信的字里行间。然而,傅修延并没有满足于研究的浅尝辄止,他对相关段落展开了抽丝剥茧式的解读,深入挖掘三大观点的本质内涵及其内在联系。在他看来,三者的内在逻辑线索为“对认知的排斥”,其功能是对“美的感觉”作出铺垫。

        更有幸的是,傅修延探索的脚步并未戛然而止,否则济慈诗论的传播与影响我们就无从知晓。在《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一书中,作者专列章节,立足于济慈,援引众多名家观点,对济慈诗论展开了一脉相承式的“接着讲”和针尖麦芒式的“对着讲”讨论,或正面支撑、或反面印证,对济慈诗歌理论的内在价值及其影响给予了客观评价。

        在英国浪漫主义辉煌的“七姊妹星团”(彭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布莱克、济慈)中,济慈出生最晚,生命最短。但他的光辉越来越强,到今天,已超过了其他六颗星,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人们不禁要问,济慈为什么在当下如此受人热捧?我们为什么要把他称为“同时代人”?针对这一问题,傅修延给出的答案是:“济慈虽然是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但他从诗歌观点到个人气质都与同时代的拜伦、雪莱、华兹华斯等格格不入,而与两百年之后的我们有诸多相投相合之处,可以说他在许多问题上为现代人作了先导性的思考”,于是,探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成了贯穿全书的主线。济慈“诗人无自我”等原创性理论观点超越时代,在西方文论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济慈诗歌中流露的独特时间观更是成为后世小说家和好莱坞导演们源源不断的灵感源头。更为重要的是,《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还通过深入挖掘济慈身上的闪光点,树立了一个“不受商业化潮流裹挟的人文楷模”和“自然的听者”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傅修延在探究济慈精神的现代价值时并未就诗谈诗,而是用一个知识分子的洞见和良知,探讨了济慈对现代生活的启示。如在劝诫“有志于诗歌创作的年轻人”时,用“爱得不深”“拼的不够”和“想的不多”,点出了当下学人与济慈的差距;在论述创造力培养时,借济慈的探索指出了不懈地师法传统、善于从姊妹艺术中汲取营养和注意从大自然中获得启迪等三条必由之路……对后辈学人的循循善诱和殷切希望,全书中俯拾皆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选择一个全新的角度——听觉——来解读济慈诗歌与诗论,这不仅开启了一种全新的阅读诗歌的方法,还意在警醒那些“意识到自己正沦为视觉盛宴上的饕餮之徒”,要治疗“视觉被孤立起来的失明症”,唯有竖起耳朵进行“安静的倾听”。傅修延认为济慈“注重从听觉角度反映生态世界,算得上一种独辟蹊径的贡献” 。作者从听觉入手阐述诗歌与诗论的价值,也算得上一种学术上的贡献。

        细读《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我们不仅能重温那些想象丰富、感情真挚的诗篇佳作,还可以跟随傅修延的脚步和视线,重新探寻现代人频频向济慈致敬的缘由。实际上,作者历时三十余年收集研究资料、跨越欧亚大陆实地寻访济慈的足迹,不正是向我们证实了济慈的现代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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