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

    一、“全集”为谁而编

    二、编者的努力与权限三、演说与报道四、书札与题跋

    关于编辑、刊行《章太炎全集》的重大意义，其实不必多言。十年前，我在《胡适全集》出版座谈会上已提及，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中，起码有二十位值得出全集。而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至今没能完工”的《章太炎全集》（陈平原《“大家”与“全集”》，《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17日）。近几年，因国家经济实力提升，以及文化政策的转向，各出版社热衷于为诸多近现代“大家”编印全集。这自然是大好事——但好事必须用心做，才可能有好的效果。本文借助《章太炎全集》第一辑的刊行，谈论编印“全集”的宗旨、体例、陷阱以及可能性。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针对的，主要是近现代文人学者。编陶渊明或李白、杜甫的全集，当然是多多益善——即便残篇断简，也都弥足珍贵。近现代人物不一样，因保存资料及传播言论的途径相当多样，取舍之间，最好仔细斟酌，避免“拣到篮里就是菜”。至于将讨论对象局限在“文人学者”，那是因为，政治家的“全集”，某种意义上属于“个人档案”（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刊行的共2800万字的《李鸿章全集》），至于那些文字是不是他本人所撰，或属不属于“著作”，均可忽略不计。

    在我心目中，章太炎既是个“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也是个“有思想的学问家”（陈平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58—6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适合于拿来跟已刊的《蔡元培全集》《鲁迅全集》《胡适全集》等，以及诸多正在编辑的全集做比较。也就是说，本文之谈论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眼光并不局限于章太炎一家。

    在正式讨论之前，先说一个小问题。此次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共八卷，虽说是旧书重刊，但经过了精心校订，仍然值得期待；只是删去了原先的卷数，徒增日后引证的困难，实在不应该。我猜想，出版社心里没数，不知道总共能出多少卷，也无法保证依次推出，于是采取这种“模糊战术”。其实，本就不是编年文集，最后附上年表以及索引即可，没必要如此缩手缩脚。不写卷数，三四种书合刊的，勉强还可以描述；日后那些诸多篇章集合而成者，真不知道该如何征引。建议上海人民出版社从长计议，还是为《章太炎全集》加上卷数，以方便读者及学界。

    好，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本文连评论带建议，准备讨论“‘全集’为谁而编”、“编者的努力与权限”、“演说与报道”、“书札与题跋”、“翻译与编书”、“个人著作还是专题档案”等六个问题。

    全集为谁而编？当然主要不是为作者。除了“蒙冤受屈”或突然冒出来的怪才，一般情况下，够格编全集者，其著作大都已经刊行过。后人为其编全集，不外将全部著作及文章集合，加上日记、书信及若干“未刊稿”。对于作者来说，如此“泥沙俱下”，不仅不加分，反而可能“有损光辉形象”。因此，常有眼界很高的作家或学者临终前要求烧毁手稿，也常有遗嘱执行人违背诺言，在作者身后源源不断地推出未经作者本人审定的“遗作”。如此近乎“背叛”的行为是否值得嘉许，见仁见智。

    我多次以清人全祖望的《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为例，说明编全集的难处。全祖望称，黄宗羲前面的文集好，是他自己编的；后面的文集不好，因生前来不及校订，弟子又不敢删改，难免玉石杂陈，可惜了。古人出书难，编纂文集或全集时，多少有所取舍。现在不一样，出书太容易了，于是各家文集及全集遍地开花。说是“文化积累”，可对具体作者来说，出全集不一定是好事。把能找到的东西都放进来，表面上很丰富，实则因其过分芜杂，反而降低了水准。

    不允许悔其少作，不允许掩盖瑕疵，不允许修正错误，甚至不允许保护个人隐私（这世界上或许真的有“事无不可对人言”者，但并不可爱），全都一股脑给“全集”了，这其实是很残酷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编者，自认为是作者的功臣；殊不知，弄不好就成了作者的敌人。

    作者身后管不了，就这样被后人有情或无情地“全集”了，这到底是祸还是福？编者之所以不遗余力，非要穷尽所有资料不可，有时是不忍埋没天才，有时是基于学术判断，有时则只是为了显示自家迥异常人的见识或韧性，当然，也不乏借此牟利的。不管出于何种考虑，编全集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完善作者的“光辉形象”，而是为了满足专家型读者的研究兴趣。

    既然编全集主要是为了方便专家学者的研究，那么，若同一著作有多种版本，编“汇校本”是个好主意。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前后版本有很大差异，若加以汇校，显示作者修订的足迹与用心，对学界很有意义。可这么做，作者本人愿意吗？毛泽东的著作有点特殊，不是谁想编校就能编校的。文人学者呢？记得钱锺书曾起诉刊行《〈围城〉汇校本》（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的出版社及编者。怎么看这件事？这涉及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一个重大区别。古代作家编集子，大都是晚年自己或门生帮助定稿，然后刻印流通。现代文学不一样，基本上是随写随刊。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很多人“悔其少作”，但又对那些泼出去的水无可奈何。

    作者有权提供最权威的版本，甚至在版权保护期内，拒绝重印已被替换的初版；研究者的立场不一样，他们希望了解你原初的思考及表达。各有各的立场，也各有各的苦衷。我的看法是——只要曾公开出版或发表过的，编者就有权将其收入全集（在不违背版权法的前提下）。比如，同题著作或文章，若有较大差异，且都值得重视，不妨以汇校本或并置的方式入集。就像此前《章太炎全集》第三卷收入《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与《检论》；同理，东京国学讲习会本（秀光舍印刷）及章氏丛书本（浙江图书馆刊）《国故论衡》，可以携手进入全集。至于“先校本”那二十五处改订该如何呈现（参见周振鹤《关于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先校本”》，《国学茶座》第一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再议。

    太炎先生文章颇有初刊杂志，日后修订成书的，如1902年《新民丛报》第五、第九、第十五号刊载的《文学说例》，即《訄书》重订本《订文》第二十五所附之《正名杂义》，二者立意相同，但有很多增删；1906年《国粹学报》第二十一至二十三期所刊《文学论略》，日后改订成《国故论衡》卷中《文学总略》，也有许多变化。这种情况，建议兼收并蓄。

    这么说，估计不会有太大争议。你能钩稽出多少佚文，只要证据确凿，编全集的照单全收，学界也乐观其成。问题在于，作者生前未刊，且很可能不愿意公布的资料，编者有没有权力将其收入全集？

    二、编者的努力与权限

    凡编全集的，都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报刊上辑佚，书籍里爬梳，档案馆里搜寻，加上亲属的翻箱倒柜，尤其重视那些从未面世的“手稿”。如此劳作，固然体现编者的职业精神，可是否需要考虑作者本人的意愿？盗版是一种侵权，强迫作者接受的著作，是否也属于“侵权”？除了去年发生的杨绛诉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办“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还有一件并未尘封的往事——1997年5月，钱锺书、杨绛起诉大连出版社未经授权，在《记钱锺书先生》（牟晓朋、范旭仑编著）一书中擅自刊出钱锺书书信108封，诗73首，手迹65件。国家版权局裁定：停止发行该书，封存并销毁库存，对出版社罚款1万元。

    因为杨绛的极力抗争，那些散落各家的钱锺书信札无法公开发表或结集出版。杨先生去世以后呢，后人编钱锺书全集时是否有权将其收入？不是真假的问题，关键在于作者的意愿。私人信札中，口无遮拦，发表出来很得罪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本就是应酬的客气话，所有评价都做不得准。若这些都进入全集，当事人很不情愿。原因是，一旦进入全集，日后的研究者必定大量引用，且不考虑语境与文体等。如今检索这么方便，研究者断章取义，胡乱发挥，是常有的事。为了防止冤枉好人或被“有心人”利用，钱锺书、杨绛夫妇决定用法律手段自我封存这批东西。作为读者，我们是否需要尊重他们的意见？

    还有另一种“手稿”，在我看来也不值得整理出版——那就是作者在长途跋涉中留下的零星足迹。已经有完整的成果呈现，除非蕴含某种机密或有重大变故，否则那些阶段性的思考没必要保留。当初为王瑶先生编全集，我拿到不少师母提供的有关中古文学研究的手稿。一开始很兴奋，可仔细比对，稍成规模的，或修改后进入了《中古文学史论》，或在别的文集中使用了，或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最后一篇都没用上。虽有点沮丧，但我以为这么做是负责任的。目前各家全集之被诟病，漏收之外，更包括很多不该有的“重出”，以及没有多少必要的“刻意打捞”，这恐怕与编者“贪多求全”的心态有关。在我看来，编全集不仅是辑佚的功夫，更包括学术判断。以为既然编全集，那就事无巨细、只言片语都收录，这种编辑思路，我不认同。

    十年前撰写《“未刊稿”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3期）：我提及编《王瑶全集》时，要不要收他的检讨书，我有过挣扎。关于这个问题，我是少数派，少数服从多数。但我始终认为，这些明显属于违心之作的“检讨书”，应该作为史料单独刊行，或放在图书馆、档案馆里供人查阅，而不该收入全集。我当然明白，这些东西对研究者很有用，可我们是否需要尊重作者的意愿？我记得很清楚，王瑶先生生前说过好几次，1972年香港波文书局影印《中国新文学史稿》，附录《批判王瑶及〈中国新文学史稿〉专辑》，收入12篇北大学生的批判文章以及他本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对此他非常气愤——说盗版也就算了，还让我背黑锅，实在不应该。这些批判文章取自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刊行的《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三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已经公开发表的“自我批判”尚且如此，那些躺在档案馆或家属手中的检讨书，是否有必要收入全集，我确实很犹豫。有时候想想，作为研究者，我们是否太自私了，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而不太顾及作者的感受。随着档案的日渐公开，还有私人收藏的浮出水面，很多当事人不愿意刊行的“手稿”（尤其是牵涉个人隐私者），难道都有必要整理且收入全集？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文章其实已经刊出过，只是作者出于某种原因，不太愿意提及。这个时候，全集的编者确实有权力将其钩稽出来，呈现给读者。比如《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及《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都避而不谈1910年刊载于《教育今语杂志》的多篇白话文，日后被张静庐编辑成书，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之名刊行。这册小书因错收了钱玄同的《中国文字略说》、漏收了第四册上署名独角的《论文字的通借》，加上各文入集时改动了题目，曾引起很大争议（参见陈平原《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6期）。但撇开书名，这些文章还是应该进入全集的。

    三、演说与报道

    编全集碰到的最大困难，很可能是如何处理各式各样未经作者本人审定的演说。“演说”确实存在，可“记录稿”未必可信——入不入全集都是个问题。

    先说两件趣事，以见“演说”入集之不易。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刊有《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及《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政教会欢迎会之演说》二文。两个月后，《新青年》3卷1号的“通信”栏里，出现蔡元培致《新青年》记者函，称这两篇记录稿错漏百出，让他坐立不安，“不能不有所辨正”。此信让既是北大文科学长、又是《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狼狈之至，赶紧以“记者”名义附言：“本志前卷五号，转录日报所载先生演说，未能亲叩疑义，至多讹误，死罪死罪。今幸先生赐函辨正，读之且愧且喜。”引领学界风骚的《新青年》尚且如此，其他报章的情况可想而知。

    查有记载的鲁迅演讲达五十多次，可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的只有16篇，不全是遗失，许多是作者故意删去。在《〈集外集〉序言》中，鲁迅称：“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鲁迅全集》第七卷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近几年有编者及出版社不明就里，编“鲁迅演讲全集”，增收不少作者明白表示删去的篇章，实在不应该。严肃的做法是，像朱金顺《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或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那样，只做考据与辨析，而不将其收入鲁迅著作或全集。

    最理想的，莫过于都像《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新潮社，1920年）那样，所有“演说”都经过作者本人的校订与认可。可实际上做不到，让后世编全集的人犹豫不决的，正是这些未经作者审定但又有明确记载的“演说”。

    1922年章太炎的上海讲学，有三种不同的记录整理本——《申报》的摘要本、曹聚仁笔录《国学概论》（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张冥飞笔述《章太炎国学演讲录》（上海：梁溪图书馆，1925年）。在“本埠新闻”版摘要介绍章太炎每回的讲演内容，这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对《申报》本不好苛求。真正需要比较的，是曹、张二本。张书错漏百出且乱加按语，封面上还赫然写着“长沙张冥飞、浙江严伯梁批注”，难怪章先生极为愤怒。据太炎先生晚年弟子沈延国称：“又先师曾谕延国云，昔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曹聚仁所记录（即泰东书局出版的《国学概论》），错误较少；而另一本用文言文记录的，则不可卒读。”（参见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载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39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年仅21岁的曹聚仁，其记录整理本为何能得到一代大儒章太炎的赏识？除了曹本人所说，听得懂余杭话，事先读过《国故论衡》和《检论》，故熟悉章太炎的学术思路，还有就是曹使用的是白话，更能传达太炎先生讲演时的语气与神态。对比张冥飞那蹩脚的文言本子，你会发现，章太炎很有个性的语言，以及许多精彩的表述，全被现成的套语弄得面目全非（参见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3期）。具体到编《章太炎全集》，我主张收入曹聚仁笔录的《国学概论》，只是需要略加说明。

    章太炎晚年在苏州讲述国学，有诸多弟子记录整理，流传也很广。如1980年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印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以及近年刊行的各种《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出于对太炎先生的尊重，以及保存史料的需要，此书可以进入全集，但必须说明，这并非章太炎本人著作。太炎先生晚年弟子汤炳正称：“当时，应全国学术界的要求，每一门课讲毕，即将听讲记录集印成册。先生以精力不给，付印前皆未亲自审校。因此，在听讲记录出版时，他坚决反对署上自己的名字。”（参见汤炳正《忆太炎先生》，载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462页）

    至于各种新闻报道中引述的“只言片语”，一来真假难辨，二来脱离特定语境，很容易产生理解的误差，故我不主张辑录并入集。这方面的工作，应留给考据学家、传记作者或年谱长编去处理。

    四、书札与题跋

    编全集的人最倚重且最花工夫的，是整理日记，因《章太炎全集》没有这个问题，故从略，转而谈论题跋与书札。

    因在北大图书馆里多次撞见胡适题跋的藏书，曾呼吁相关人士“尽早编纂并出版胡适藏书目录及胡适藏书题记批语”（陈平原《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30日）。很可惜，胡适藏书被打散，重新集合并不容易，目前虽有若干成果面世，但离“野无遗贤”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很庆幸暨南大学图书馆入藏章太炎藏书300余种，经过多年努力，共辑录章太炎题跋批注近八百条，成书《章太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济南：齐鲁书社，2012年）。此书以及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笔记，王宁整理抄录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我以为均可进入全集。批注及题跋如何入集，也是个难题。比起中华书局马上刊行的《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签〉》，我更倾向于《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的做法。前者全彩影印，定价6000元，属于纪念版，不适合进入《王国维全集》。

    除了钱锺书这样明确反对刊行自家信札的特例，一般编全集的，征集或搜罗书札都是重头戏。可这里有个明显的误区，编者为了体例统一，颇有按日期编排信札的；这样一来，忽略了作为特定文体的“书”与日常生活的“信”的差异。若《太炎文录初编》收录的《与人论文书》、《与人论朴学报书》、《与邓实书》、《与王鹤鸣书》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更不要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一政治史或思想史上常提及的雄文了。如此“文章”，应该在文集中露面，而不该与讲述日常琐事的信札混编。怎么厘定二者的边界呢？以作者生前是否公开发表为标准——凡作者生前公开发表并认可的，均作为文章看待。比如编《鲁迅全集》时，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初版的《两地书》，就应该作为著作收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虽保留了《两地书》的完整性，但将其与其他书信合成一卷，我对此不以为然。

    另一种情况比较特殊，虽说是后人编辑而成的书信集，但因专题性很强，值得整体保留。如汤国梨编《章太炎先生家书》（中华书局，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刊《章炳麟论学集》（吴承仕藏），建议收入全集时不要打散。

    （下转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