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周有光先生

    2014年5月14日下午去周有光先生家，这应该是我第28次与老先生见面了。与上次见面相隔已近一年。今年年初就想去，但得知周老住院了，而且有人去看望他时还使他受到感染，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前段时间得知周老出院，也陆续地知道唐师曾等人去拜访他，我便也想再去和他聊聊天，请教一些问题，并把一本杂志和一些照片给他。当然，也想了结一位朋友的心愿，得到一本周老亲笔签名的书。有了这些想法，便在上午给周老家打电话。电话中，保姆田姐告诉我:“见面时间不要长了。因为爷爷住院两个多月。老人恢复起来比较慢。”我们约定不超过20分钟。

    午3点钟，我准时来到周老家。随身的书包里带了一本《江淮文史》，里面有一篇我采写的《周有光先生访谈录》，这篇文章发表前曾请周老过目。所带的照片是我去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旧址拍摄。圣约翰大学是周老年轻时学习的地方，那儿留下他很多美好的回忆。

    见到周老时，他正坐在书房的沙发上。以前见他时，他常在书桌旁读书看报，即便在沙发上，也会站起来，走到书桌旁。我则坐在他的对面。然后他会把抽屉打开，取出助听器，戴到耳朵上。有一次，助听器的电池需要更换，保姆要给他换，他不让，自己动手。于是我就特别地注意到他的手指细长而灵巧，动作特别利索。戴好助听器后，他就说:“年纪大了，需要戴这个。”但即便如此，我跟他交流时，还是多从桌子旁边的凳子上取一张作废的打印纸，在背面写上字给他看。这成为我向他请教的常态。

    这一次不同，周老没有到书桌旁，而是坐在沙发上跟我交谈。见我问候，他就说:“耳朵背，听不见了。”他也没去戴助听器，说:“我已经109岁了。”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采取老办法，进行“书面对话”。

    我接过保姆给我的打印纸，在纸的背面写道:“《江淮文史》的编辑陈劲松很喜欢读您的书，特地从安徽寄来他买的《朝闻道集》，想请您签个名，写几个字。”等周老看后表示同意了，我就把今年3月出版的《朝闻道集》(增订版)递给他。他在扉页上认真地写上名字，然后问今天是多少号，我告诉他:“5月14日。”写上日期后，他又按照多年的习惯，写上“时年109岁”。他这样亲笔签名已经很难得了。但因为陈劲松在电话中叮嘱，希望周老能写几个字。我勉为其难，在周老将书递给我时，又在纸上写了“从世界看中国”几个字给他看。这时，旁边的保姆着急了，阻止道:“周老的手抖，现在都不签字了。签得字多了，怕他难受。”保姆的话让我很过意不去。不过，周老已拿到了我递过去的纸，问:“写这几个字吗?”我回答:“是。”老人没说别的话，又认真地写起来。保姆一边看着周老写字，一边说:“今天还好。有时写字时手抖得厉害。”我越发过意不去了。《朝闻道集》(增订版)中新收了一篇《今日花开又一年》的序言，周老在序言中提到了我。所以我也特地买了一本，打算让周老签字做个纪念，听保姆这样说，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说话间，周老已在扉页写完了“从世界看中国”。本来他刚才已经写了自己的名字，就不需要再写了。但他习惯性地又写上他的名字。这样，扉页上就有了他的两个亲笔签名，更珍贵了。

    签完名以后，我请周老看我拍摄的照片。有张照片是一个石头砌的门，门匾上刻着圣约翰大学。其它照片也都是圣约翰大学的旧式建筑。我想周老对这些应该很熟悉，但他说记不得了。

    我想我应该尽早离开了，于是在周老看照片时抓紧时间拍照。这时候出现一件挺有意味的插曲。周老见我要拍照，马上将手中的照片放下，从旁边将《江淮文史》杂志拿到手里。他真是一位地道的、令人尊敬的读书人，他一定是认为这样的照片才有意义。

    接下来，我与周老合了影。因为不好问他问题，我便抓紧时间拍摄了书架上《周有光文集》的书影，并拍了一些内文。为什么拍这些内文呢?因为内文中有周老的笔迹，有他的修改痕迹，这显然有助于研究他的思想。

    此次见面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我已觉得很难得了。告别时，我对周老说:“等您身体恢复得更好一些，我再来看您。”他笑笑地向我挥手告别。

    我好多次想拍他告别的姿态，但总是不方便，只有将其留在脑海中。告别时，他总是微笑着，眼睛变得弯弯的，很慈祥，很柔和。他的手瘦而长，轻轻地挥着……以前，他会说:“欢迎你常来。”这一次，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着，只是轻轻地，温文尔雅地向我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