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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看闲书，始知1955年林徽因逝世时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是金岳霖与邓叔存联名题写的。我识见寡陋，只知金岳霖，不知邓为何人，与林徽因又是何种交情，写出如此充满情感、又无限遗憾的诗句。
幸好有网络，上网搜搜。庞杂的网络上，关于邓先生的信息也少得可怜。原来他是怀宁人，1892年出生在“四灵山水间”的白麟坂，叔存是其字，名以蛰。先生乃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的五世孙，“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在美学界，与宗白华被称为“南宗北邓”。按说，也算名人，何故知名度如此之低，不得答案。
浏览相关网页时，留意到安徽教育出版社在1998年曾出版过《邓以蛰全集》，但几家网店都无货。托朋友向出版社打听，说是前几年清理仓库，2000年前出的书基本都没了，而且这书只印了5000册。无奈，又上孔夫子旧书网和淘宝网搜寻，最终以58元，另加12元邮费的价格买得此书。灰黄的书套印着他旅行途中的照片，手拿一顶白色的帽子，帅气中带着微笑，似乎映衬着他的一生。前半生在东西方文化中行走，谈天说地论艺术。后半生却“默默无闻”，如黄裳所记载的“这是一位和善的老先生，沉默着没有多少话”。
作为美学家、哲学家的他，几乎被后世遗忘。甚至在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上他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此书寥寥35万字，远非先生著译的全部。“邓先生当年长期在清华大学以及中国大学讲授美学和美术史，一定也有大量讲稿、笔记及未发表的遗作。惟经十年浩劫，今已荡然无存。一座大厦倒塌了可以重建，这一损失却永远无法弥补了。”该书出版说明如是说。诚哉斯言。当然无法弥补的还有今人的遗忘，时间久了，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于书画艺术是个门外汉，对邓先生的美学观点无从说起，只能做敬仰状。由于这本书，开始在乱翻书中留心关于先生生活情状的小事。或许从这些片段中能从另一个角度感知其人。
宗璞在《三松堂断忆》中曾说，1926年，冯友兰与杨振声、邓以蜇，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酒。“新潮社”的著名小说家杨振声在上年出版了小说《玉君》，自序中说定稿前曾送请邓先生评阅。彼时，冯友兰31岁，邓以蜇34岁，杨振声36岁，都当正好年龄，才华大显之时。邓先生率真十分，豪情万丈。
金岳霖在《金岳霖回忆录》（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称其为“最雅的朋友邓叔存”。“邓叔存先生也是‘星(期)六碰头会’的参加者……谈话的内容，除每次开始时有一小段时候谈谈政治情况外，主要的是谈美术，有时邓先生还拿一两张山水画来。他不只是欣赏美术而已，而且是美术家。他的字可写得好，特别是篆体字；他也能画……叔存是我们朋友中最雅的。雅作为一个性质，有点像颜色一样，是很容易直接感受到的。”
先生素来敬重陈独秀的学识和人品，说“独秀是个质胜文的人”。1934年从欧洲考察归国的他不顾旅途劳顿，冒着濛濛秋雨赶到老虎桥监狱看望陈独秀，带来乡情、友谊和钱物。彼时的陈独秀可是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都不待见的人物。“最难风雨故人来”，雨中探监使陈独秀感到极为欣慰。他们说着家乡话，回忆起在日本留学时的情形，两人脸上都露出灿烂的笑容。先生后来撰写了探望陈独秀的文章，以《癸酉行笥杂记》为总题目，刊登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
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先生因体弱多病，滞留北京，失去教职，生活陷入困难。但是八年来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的课，就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时间又去卖，决不去上课，决不低头。一位过去的老朋友向他炫耀在伪政府取得了职位，先生勃然大怒，将其赶出家门。
先生去世后，金岳霖曾作一副挽联：霜露葭苍，宛在澄波千顷水；屋深月满，依稀薜荔百年人。不知何故，老金没有写出，更没有送出。挽联境界澄明，似有圆满之感，在霜露蒹葭的苍白之中，薜荔透出点点绿意，较真实地表现出先生一生正直真诚，谦和朴实、温和宁静和淡泊名利之性情。
回望邓以蛰，在唏嘘时，我们的遗忘速度是否太快了？存在不会因为遗忘而消失，但遗忘却是微弱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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