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窗读书爱《中华》

    开篇明义，标题中的《中华》是《中华读书报》的缩写。为方便省文，以下文字有时也会用《中华》代替《中华读书报》。

    《中华读书报》创刊已经20年了，这20年正是国人读书读报之风气与习惯大变的20年。20年前，甚至十年前，在北京坐地铁，最平常不过的一道风景线是几乎人人手里都拿着报刊，在那里埋头翻阅。那时的地铁站设有书报摊，进地铁买份报纸那是寻常不过的事。不知从何时起，地铁站不见了书报摊，却增设了安检口，坐地铁成了挤地铁，有幸坐着的乘客，再也不见有人看报了，而是人人握着手机，在那里埋头点击。

    这年头不知怎么了，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否则地铁站要设安检口干嘛?读书读报的人则是越来越少，因而那些还在抱着书报不放的“志士仁人”，不断呼吁设立阅读节、读书日。试想一下，如果国民读书的风气很盛，还用得着呼吁、推广吗?

    于是，我就想到了《中华读书报》。我常常想:要是没有《中华读书报》，读书人将会怎样?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件简直不可思议的事，因为阅读《中华读书报》，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

    每周三下午，不用上课，宅在寓所，午休起来，泡杯绿茶，然后东摸摸，西翻翻，魂不守舍似的，从书房到客厅，从客厅到阳台……时钟指向三点，立马下楼，急匆匆打开小区的邮箱，里面必然已经放好了当天“新鲜出炉”的《中华读书报》。我像捧着和田羊脂美玉那般喜滋滋地捧着《中华》上楼，然后安逸地或坐或躺在阳台的竹塌椅上，慢悠悠地啜上几口绿茶，慢悠悠地打开《中华》。好东西要慢慢享受——这是我一周中最悠闲放松安逸幸福温暖的时光。啊，真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先是浏览各版标题，接下来是一篇篇一行行品读要看的文章。有时有自己的拙文见刊，自然心气更高，连标点也不放过:被编辑改动过没有?当此时也，借用一句广告词:“感觉正是好极了!”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作者姓名跃入眼帘，有的是我敬仰的前贤，有的是学林熟人，有时也会忽然跳出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同学、老朋友，于是赶紧读其大作，当然更多的是陌生面孔……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一起奔来眼底，与我“雅会”。而那些署名《中华读书报》编辑记者姓名的文章，一见便生亲切感。以前常见有王小琪、祝晓风、呼延华、红娟，现在多见的是舒晋瑜、陈香、王洪波、吴荷……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我时不时能在京城的学术研讨会、书市书展上与《中华》的编辑记者聚首，见面最多的是陈香与舒晋瑜。陈香专跑出版口，而且负责与童书密切相关的“成长”版，因而凡是京城与儿童文学、少儿图书有关的会议与活动，准有陈香到场。舒晋瑜被喻为当代文坛的“战地记者”，京城的重要文学活动包括人文社科方面的学术会议，自然少不了她。

    北京因为堵车的原因，研讨会一般放在上午9点开始，媒体记者通常坐在外围，陈香如果到场，她必定坚持到最后，还会往会场中间挤，她爱提问，有时还直接拿起话筒发表观点。像这样敬业的媒体人不多见，因而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好读耐看有嚼头。至于舒晋瑜，她的作家深度访谈结集《说吧，从头说起》，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好评。

    真是时光荏苒，《中华读书报》创刊已经20年了，我也居然在不知不觉中跟她相识相守了20年。第一次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是1996年9月26日，题目是《不妨聊备一册》。当年作家刘心武记忆有误，错将宋代黄庭坚的诗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写成自己梦中得句，因而遭到围观嘲讽。我的文章是为刘心武解围，我认为作为一个整天脑子里旋转着形象思维、语言符号的作家，记忆有误情有可原，如果要打板子，应打在签发刘心武文章的报纸责编身上。因为第一，这说明编辑读书不多，把关不严;第二，如果编辑明知这是古人诗句而又发表刘文，这就是存心让刘心武出洋相，做人不厚道。最后我建议，书海无涯而记忆有限，凡是舞文弄墨者包括编辑，最好能在案头“聊备一册”《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之类的工具书，以便撰文时检索查证。这篇小文在当时产生了一些影响，曾有读者来信点赞。

    自此以后，我给《中华》投稿的心气自然高了起来。为撰写此文，我翻出了历年投稿记录的笔记本，据统计所得，我至今共在《中华》发表了大大小小88篇文章，其中有两次同一天发表两文;2003年8月27日竟在同一天的《中华》不同版面上，发表了3篇文章:《该把科幻文学的苗种在哪里?》、《岂能“以官衔定名人故居的命运”》、《人生的况味》，创下我在同天同一报纸刊文最多的记录。

    在我眼里《中华读书报》是一份跨越学术界、出版界、教育界、读书界、思想界的高品位人文类报纸，凡是读书人都应读一读、翻一翻。因而我常常会在不同场合推介该报。我的三弟，在西南大学担任植物学教授，受我影响，长年订阅该报，他的一位同事则受其影响，也订了该报。2001年，我的女儿在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前夕，需来京找单位实习，我毫不犹豫地帮她进了《中华》。我告诉她:你进去后就会知道老爸为什么要你进《中华》。

    打开《中华读书报》，里面的文章当然不是我篇篇想看，也不会篇篇去读，但她却是我书房中二十多种报刊阅读量最多的一种。我喜欢她的是那种“独一份”的格调与品位，就如同有人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好书就像好情人，你一字未说，她已全然懂得。”平日里上网浏览时政思潮，左右网站都会看看，见之大有剑拔弩张、互掐打斗之势。偶尔在《中华》见到网上左右打掐人物的文章，似乎一个个都换了面貌，心气平和，一派谦然，这就是《中华》的气场与定力。我常想，国内倘能多几份《中华》这样的报纸，那读书人就有福了。《中华读书报》栏目丰富，精光内涵，特别是其中的“家园”“瞭望”“文化周刊”等已成响当当的品牌。有时读到使我服帖的妙文或有用的文献，我会顺手剪下来，但马上又责备自已将《中华》弄得“面目全非”是何居心。于是就在这矛盾纠结中，书房里的《中华》，还有其他报刊日积月累，越堆越高。每隔几年，总有使我痛苦万分的事情发生:我不得不将它们送出门去。当它们离我而去，进入回收商的收购摊，秤斤计价时，我的心仿佛滴着血:这无价的《中华》在资本配置的眼里，竟是如此一文不值!

    唉，这就是读书人之苦，人生之苦，用佛陀的苦谛解释，叫做“求不得”之苦:谁能求来能安置《中华》等吾辈所喜所爱之书籍报刊的豪宅书房?看来此生只能望《中华》而兴叹了。

    《中华读书报》属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光明日报》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社与《中华》是兄弟单位。我常常想，《中华》在学术界、读书界有这么多的作者资源、选题资源，而且编辑力量强盛，如果光明日报出版社能与《中华》联手做书，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绚丽的风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