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为何在中国受到追捧

    一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东西方思想家评传系列”之一的《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著者为研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的专家陈勋武教授。陈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对哈贝马斯哲学的教研工作，并与这位当代的思想大师有着深厚的友谊与密切的学术来往。可以说，这部力作就是他们师生之间的“哲学对谈录”。

    这部著作包括：引言，第一章“重建现代性与普遍理性理念的思想家”，第二章“引导民主、正义与宪政思潮的大师”，第三章“世界主义、全球正义与包容政治理念的旗手”，以及结束语“后形上学式思维粹语”，条分缕析，才思敏捷，构成了强有力的论述链条。它集中地介绍和讨论了哈贝马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有主要著作与主要哲学理念。

    早在2008年，我就拜读过陈教授的《哈贝马斯评传》（中山大学出版社）。这本新著堪称那本旧著的姐妹篇。正如著者所指出的，旧著主要介绍哈贝马斯 2005年之前的生活与思想，但对哈贝马斯 2005 年以后的生活、思想与成就基本上没有涉及。新著弥补了这一空白。另外，新著不仅对哈贝马斯思想作了深入研究，而且突出哈贝马斯对我们时代精神所作的贡献，尤其是他对我们时代精神中的核心理念包括理性、现代性、民主、法治、全球正义、世界主义、人权、反人类罪、宽容与文化多元主义等理念所做的贡献。

    作为本丛书的主编，我对哈贝马斯的思想也相当感兴趣，在多年教研中经常涉及到这位一代大哲。在美国普渡大学读博士时，就选过哈贝马斯哲学研讨课，授课教授是著名哲学家施拉格（Calvin Schrag），他也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之一。在施拉格教授指导下，我们五六名研究生用了整整一个学期专门研读了当时出版不久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的理论》（The The?鄄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一书。为了更好地了解批判理论等社会哲学学派，我于1987－1988年还在哈贝马斯在美国担任荣誉教授的西北大学哲学系研修了一年（哈贝马斯经常在这里作长期访问，他就是在这里得到2004年京都奖的通知）。2005年3月，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一次研讨会上聆听了哈贝马斯题为“在特定环境中宗教的公共作用”（The Public Role of Religion in Secular Con?鄄text）的精彩讲演。此外，因慕名哈贝马斯作为其领袖人物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我还于2006年夏顺访过法兰克福大学，但可惜无缘见到这位大哲。

    二

    陈教授在《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中提到，哈贝马斯曾于2001年4月访问中国，并以“全球化压力下的民族与国家”（Nation-States under the Pressure of Globalization）为主题，作了一系列演讲，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就像陈教授所引用一段报道所描述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于听众太多，许多人甚至在狭长的空地上席地而坐，据说是社科院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次学术活动。在清华大学，莘莘学子不顾劳累，东奔西走，为的只是能在易地后的报告厅里争取到一席之地，哪怕是站席也行。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场面都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在复旦大学，相辉堂几乎爆棚，面对滚滚人流，校方无奈之下，只有求助武警维持秩序，把报告厅变成进不得出不得的“围城”。

    哈贝马斯及其思想在中国受到追捧并非偶然，大致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是满足了正在进行关键性社会转型理论的紧迫需要。从内容上，哈贝马斯在中国的七大演讲的课题诸如人权理念的文化间体性、亚洲价值与现代性的关系、哲学的实践性、民主的正当模式、全球化及其挑战、世界主义、欧洲问题等等都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紧迫需要探讨的理论课题。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与在这些课题上的首席权威哈贝马斯的对话具有重大意义。在其社会政治经济学中，哈贝马斯主张“去阶级化”、“去经济基础化”、“去意识形态化”；区分“早期资本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并将“阶级冲突论”软化为“文化冲突论”；鼓吹“民主协商政治”以及“主体间的对话与共识”；推广“协商伦理学”、“协商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k)以及“大众民主主义”。哈贝马斯强调，古典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那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已经过时，晚期资本主义已凭借国家等上层建筑缓和了现代阶级冲突，在经济繁荣和发展中，阶级社会的同一性逐渐解体，阶级意识逐渐淡泊；阶级妥协几乎让所有成员均变成参与者和当事人，“成为一个人”；从此阶级冲突转为一种文化冲突，即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更确切地说，新冲突形成于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以及社会化领域中。哈贝马斯主张，在道德、法律以及政治等三大领域都必须实行协商原则，这就要以交往理性为基础全面重建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使其不再是“经济领域”，而是一种民主参与，协商对话，从而获得共识的“言语领域”(discursive field)。由于改革开放，在最近30年中国特定的国情下，除某些“左翼分子”外，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一个“共识”或“最大公约数”，就是应该淡化甚至完全消解昔日那种强烈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即便因两极或多极分化而产生的贫富不均或对政治体制的歧见，也当作哈贝马斯所标榜的“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从社会管理者看，哈贝马斯的主张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可以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领域和言语领域内，通过规范化了的理性交往，使社会各阶层得到良性互动的理解与协调。从民间老百姓看，对明君清官崇拜的传承，使得人们仍希冀哈贝马斯所界定的国家等上层建筑出面对冲突进行协调和均衡。

    其次是与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思想特征以及治学方法有关。如《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所指出，哈贝马斯的思维方式是后本体论思维方式，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思想特征是本体论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强调理论探索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全方位性，这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三

    在读过陈教授有关哈贝马斯的这两部著作后，我对哈贝马斯有了新的认知和感悟。两本相得益彰的力作多维次地揭示了哈贝马斯生平及思想理念的主要脉络。他的哲学著作广涉而又专业，哲学思想博大而又精深，哲学体系庞杂而又巧妙。哈贝马斯以反潮流的勇气，对理性与真理的信仰与执着以及对话百家的精彩，独步当今哲坛，领尽学术风骚。迄今为止，哈贝马斯已撰写了二十多部论著以及数百篇各类文章。其论著全被译成英文。其中，《公共领域的转型》（1962），《理论与实践》（1963）、《知识与人类兴趣》（1968）、《交往行为理论》（1981）以及《对现代性的哲学辨论》（1985）被公认为哲学经典，而《交往行为理论》是真正划时代的巨著。1994年退休后的哈贝马斯，始终笔耕不停，出版了《对他者的包容》（1996）等著作。进入21世纪，他继续出版了《分裂的西方》、《宗教与自然主义之间》与《欧洲：平淡的工程》等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哈贝马斯被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列为20世纪 100 名世界名人之一，并被当今许多哲学家尊为20世纪末期最伟大的哲学家。

    哈贝马斯于1950年代以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成名于德国哲学界。此后长达半世纪的时间里，他致力于重建人类理性信念，发展一个开放包容、具有普遍道德基础的社会哲学理论，为一个合理、人性化与民主的社会提供理论基础。在其庞大的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中，哈贝马斯广集康德、谢林、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霍克海默尔、阿道尔诺、马尔库塞等各种德国哲学的精华；博采韦伯、杜尔克姆、米德社会学的各种理论，维特根斯坦、奥斯丁、舍耳语言哲学，皮尔斯、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帕森社会学系统理论之真知灼见。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交往理性与合理性概念，为捍卫现代化理念、自由与正义信念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人性化(hu?鄄manization)、民主化 (democratiza?鄄tion)、合法化 (legitimation)成为其社会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概念。

    从陈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既对欧洲现代启蒙运动加以批判，又重建现代启蒙运动的理想。他将现代性视作“仍未竣工的工程”，并创造性地提出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协商民主（delib?鄄erative democracy）、普遍实用性（u?鄄niversal pragmatics）、讲述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等理论。他一生都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作斗争，尽管美国“9·11”事件后他与德里达有过短暂的政治合作。陈勋武专门着重分辨了“后现代思维”与“后形而上思维”的区别。这对笔者很有启发。他指出，后形上学式思维不是后现代思维。后现代思维反对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的规范性，而后形上学式思维强调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的规范性。后现代思维反对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标准的普遍性，而后形上学式思维强调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标准的普遍性。后现代思维反对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存在着一个合法性问题，而后形上学式思维强调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存在着一个合法性问题。但是，后形上学式思维也不是欧洲启蒙运动式的现代性思维。“后形上学式思维是民主性思维，而欧洲启蒙运动式的现代性思维是专制性思维。后形上学式思维是开放、容他性的思维，而欧洲启蒙运动式的现代性思维是封闭、排他性的思维。后形上学式思维强调思维的规范性，而欧洲启蒙运动式的现代性思维强调思维的同体性、同一性。”在这个议题上，陈教授引导了一个更深入的争论焦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也许可以多加商榷。

    读陈教授这部与当代哲学大师的“对谈录”，就等于参与了思想与智慧的撞击与融合，从而扩展我们的眼界与胸怀！最后，我想以《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现在，虽然己进入了古稀之年，哈贝马斯依然保持着学术上高昂的激情，对时代充分的关怀以及对真理、理性与民主不断的追求。他的哲学生命仍是一团不断燃烧的烈火，他的哲学思维仍是一曲继续发展的交响曲，他仍在为民主、正义、宪政、人权不断斗争着。故事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