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和必要手段。由法制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迈进，是一个国家真正开始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将当代中国纳入法制研究视域的论著层出不穷，成果丰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体上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研究，无论是从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抑或是从比较研究层面来看，系统著作均比较少见。刘维芳著《当代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以下简称《理论与实践》，下引本书只注页码）对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作了有益尝试。

    首先，《理论与实践》一书将当代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使得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的法治得以一个有机整体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研究对象的选择问题，属于研究者个人的兴趣与爱好所在，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体现出了法治研究的新进展。恰恰是由于有了此前诸如和谐社会、依法治国、行政司法等类似专门领域的研究，更是在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诸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使得对整个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研究成为可能，并且提上研究日程。

    其次，《理论与方法》一书具有宏大的理论视域，将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历程放到了世界法治建设发展的大视野下进行研究，显示出作者较强的理论思维意识。正是抱着“中国的法治发展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遵循法治建设的一般规律”的理念，《理论与实践》一书才从法治、法治国家的一般理论谈起，梳理了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发展的典型模式和启示，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发展及其启示。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法治思想的论述增添了《理论与实践》一书关于当代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理论渊源，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法治思想的梳理，增强了本课题研究的现实针对性，既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形成面貌，也呈现了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区别。

    《理论与实践》一书的比较方法，拓展了法治研究的研究视角。作者在对法治、法治国家发展的来龙去脉作了梳理和归纳之后，重点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作了比较，指出了其中存在的理论基础不同、本质不同。作者强调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尽管存在着种种需要完善的体制和方面，但毕竟是对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超越。在笔者看来，《理论与实践》一书之所以用六分之一的篇幅阐述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类型的法治，毕竟这样做的目的意在表明作者的研究趋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经验仅仅从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建设的历史中是很难获得的，这就要求我们勇于借鉴西方法治发展的一些有益经验，尤其是西方法治发展早期的一些具有奠基性的经验，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服务”（页34）。“苏联的法制建设的实践使我们懂得，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是导致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失败，以至最终国家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页194）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实现作者“综合运用中外对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总结西方法治建设的历史经验，探究苏联法制建设的历史教训”，达到“对当前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目的。

    再次，《理论与实践》一书以历史脉络为基础的经验总结提升了研究的理论色彩。作者通过“社会主义法治的初创”、“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法治和恢复和重建”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建立和全面实施”四部分，勾勒出了中国特色法治国家的建设历程。中国要建立的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是体现“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是立足我国国情、吸收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借鉴西方法治建设经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模式”（页199）。很显然，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尽管已经基本形成，但若要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作者看来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

    最后，作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关键的梳理紧紧抓住了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关系，没有回避问题的严重性，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立法体制中的立法权限划分不明，越权立法、重复立法、“位阶无序”等无序现象，司法体制中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上的问题，行政管理体制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以及多重多头执法现象。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位置，而让作者非常担忧的是，“在时代背景和历史人物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的弊端逐步显现出来”，而且党政职责模糊，党权呈扩大趋势。这些都对新时期的法治建设提出了严峻考验。作者指出正确处理好“党与法”、“政策与法律”、“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等三方面的关系，是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转变的基础。《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当代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宪法和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具有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权力受到良好的制约和监督、司法机关司法公正、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公民的人权得到有效保障和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理论与实践》一书在铺叙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时代背景、世界历史背景等方面着墨要比对相关经验的总结方面浓厚得多，笔者认为如果能在经验总结和中外比较启示等方面再深化一步，这样或许更能够提升本书的学术品味和理论品味。《理论与实践》一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研究的新成果，若是能够在“中国特色”方面再加凝练，必能进一步彰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这一中国道路“制度创新”的重要方面，呈现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